【明報專訊】和不少國家地區相比，宗教對香港政治社會的參與相對有限；但在教徒圈子，宗教領袖的影響依然龐大。禤智偉和胡金榮，一位年輕博士、一位年輕醫生，都選擇在本行以外就宗教和社會的互動發聲，寫下大量公開文章，前者主持包容性的宗教平台，後者努力聚集對教會失望的教友；前者言必尼采，後者言必耶穌。途徑不同，知識廣播如一，都成了宗教圈子的爭議人物。
博士政務官出走記
問﹕沈旭暉（中大亞太研究所助理教授，Roundtable社會科學網絡創會主席，中央政策組全職顧問）
答﹕禤智偉（《教會智囊》副總編輯，劍橋大學社會人類學博士，前任政務官）
訪問助理﹕李祖喬@Roundtable
認識禤智偉（Freeman）是在中大崇基書院。一天在那裏當周會演講嘉賓，院長、院牧等鄭重介紹一定要認識這奇人，說有一個博士學位、四個碩士學位、當了六年政務官卻願意委身當副研究員的他，是學院難得一遇的神蹟。問Freeman這是為什麼，除了「神的指引」一類宗教切口，原來，是為了圓一本雜誌夢。這雜誌名叫《教會智囊》。可惜知道這份印量4000的免費刊物的人，不多。
一本雜誌夢 「宗教的Roundtable」
「《教會智囊》是2001年崇基神學院葉菁華創辦的。我們神學院跟外面不同，被標籤為比較前衛；我們關心公共議題也跟傳教的教友不同，所以有了這刊物。原來目的很簡單，就是想有份雞精料。一位牧師，如果什麼新聞雜誌也不看，只要看一份東西，知道什麼時事最hot、跟工作有最大關係，就要看《教會智囊》。」想不到，對Freeman而言，這刊物的吸引力比當教授、政務官、管理層，更大。「我沒摸索什麼，很快上手。這是我很想做的東西，也是很難得的機會，用基督徒的話，是上帝的恩典。這雜誌擁有一個很特別的位置，香港是沒有的。我可以用在政府學到的經驗，又可以用讀書學懂的東西，再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其實，看過《教會智囊》，多少發現這名字有一定誤導﹕「沒錯。我們不是一般人心目中的智庫，沒有政策研究、沒有proposal。我們只是分析政府的options，pros and cons，加一點價值考慮，沒有既定立場。用基督徒的術語，只是裝備教友去回應社會時事。」他強調雜誌對所有立場的教派都包容，所有立場的政治人物也採訪，打趣地比喻為「一個宗教的Roundtable」。 然而，Roundtable的人可以隨便發表個人觀點，Freeman的規條，更多。
超越個人意見的發聲
追問他個人對明光社和左翼基督團體的看法，他拿出AO的謹慎。但教友懂得弦外之音﹕「我們要做些實證研究，知道主流教友是想什麼，社會大眾如何看教會。沒數據就走出來，讓社會人士把它們當成是教會，對教會很不公平。」他從學院、政府出走，是為了暢所欲言，但承擔了《教會智囊》，「比在政府更小心」。黑色幽默？「是的，我再不能公開發表個人意見，但做AO的時候也一樣。AO的訓練，跟現在的很相似。」然而，他還是感恩﹕「例如六四晚會，今年終於可以去，那是重獲自由的一件事﹗」
原來Karl Popper是個笑話 原來世界是這樣
和Freeman談話，出現頻率最高的詞組，還不是「按基督徒術語」，而是「我上期寫過」。是的，在平台的局限下，他依然能開拓空間。他會興致勃勃地介紹如何獨家專訪梁美芬談宗教助選，又如何隱晦地質疑蔡子強的選舉研究方法論。他有一個博士四個碩士的知識，自然也有那份學院的孤高感；對學位不喜歡的人，會覺得那是孤傲。看他批評起學術權威來，毫不留手，更能體會不發聲的痛苦﹕「我第3個碩士在LSE讀哲學，因為那是Karl Popper的地方。但到了那裏，才知道他原來是個笑話。90年代時，很多人都以為他是個偉大的科學哲學家，但聽了他的講座，就知道他連基本數學符號也搞錯。我發現，原來世界是這樣的。」這發現，讓他的學術經歷愈見偏鋒﹕「後來在匹茲堡大學讀科學哲學史，認識了薩伊德的大弟子Paul Bove。我受影響成為一個福柯信徒（Foucauldian）。」在那裏原是讀博士﹕「是少數給人家踢走的、死不掉還可繼續的人，情况跟本雅明（Walter Benjamin）一樣﹕我寫了一篇全系沒人看得懂的文，基本上是寸他們的。」談起大作，Freeman滔滔不絕，跟處理公務的謹慎判若兩人﹕「我可以很大口氣地說，10年前我搞的，整個英語世界只有10個人看得明，只得我在劍橋的系主任明白，因為文章是寫他的。當搞學術去到這樣interdisciplinary的地步，這樣尖端，就是失業。」
放棄高薪厚職 「說我傻的都是基督徒」
可想像，他對學界、政府，都不欣賞。「第一天在政府上班起，已不停找工作，什麼工也找過，找了6年。很多同事找了數年，寄了40封求職信，一個面試機會也沒有。我們所謂best of the best的AO，在市場是沒有價值的。」這樣說，不怕被看成偏激？「Once我離開政府，已被人認為是反中亂港了。我把自己做的寄回給舊同事，即使怎樣寫，他們也會覺得我是批評政府。有些舊同事已反面不認我，他們明哲保身，不想惹麻煩。」說起人情冷暖，他說唯一不舒服的地方，不是有人說他傻，「而是說我傻的，都是基督徒。他們覺得一個基督徒放棄高薪厚職，侍奉教會，是很傻的，不值得。這令我最傷心。我其實想當牧師，但太老了。」但他還是又讀一個神學士，進行中。「我不覺得政府可發揮什麼。政府由特首數下去，很多基督徒，少我一個不少。我現在的位置發揮得更好。」「現在的位置」，也是常用話語。
尋找讀者
談起學界，他反感更大。「我全部老師，包括Paul Bove，都叫我不要入學術界。等如《星光伴我心》，裏面的叔叔叫細路仔離開那小鎮。」Freeman鍾情於「現在的位置」，也不希望當公共知識分子﹕「第一香港很少，第二沒人會認，第三不能生存。我常自比尼采，in search of my readers，我寫出來也沒有人看，寫來做什麼？」本雅明、薩伊德、尼采……Freeman念的博士，是研究學術文化，「研究他們之間如何誤會和鬧交。」在他眼中，神學是唯一可容身的科目﹕「很多大學的神學院，都是少有可以搞學問的地方。」說到底，哪裏是最佳位置？「我最初在Pittsburgh跟師兄談天5分鐘，他已說你來錯地方了，因為你不是想做academic，而是想做知識分子。讀博士是為了找一份工作，而不是做知識分子。想做學問、不是學術，不應浪費時間。最後上帝給我的答案，就是現在這位置。」
後記 最佳位置
和所有稜角朋友一樣，Freeman也有人性一面。問有什麼補充，他柔情起來﹕「我太太。她是校長，有她支持，我才可這樣，否則我怎有資格轉工？其實很多AO都要走，但是沒有家人諒解，走不成。」他補充說不用太太養，但也毋須給家用。對事業至上的精英而言，極少願這樣。彷彿懷才不遇，其實心如止水﹕「有朋友是舊制公務員，心想退休食長糧，一年不夠，死了。我身體走下坡了，不會再想怎樣maximize時間和經歷，現在腦裏沒有efficiency的概念。多活一天，就拿這一天做想做的事。」他對社會規則極清晰﹕「在很多人眼中，我絕對失敗﹕我讀這麼多書，人家問我為何不教大學；做AO，又問我為何不做。無論做什麼，人家都覺得我不應如此。」尼采說，上帝已死；自况尼采的Freeman，不啻尼采筆下的超人。願Freeman的見證，比尼采幸運。
文﹕沈旭暉
編輯 陳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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