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作為一個在外闖蕩的大陸學生，難免經常遇到各種丟人的場面。
比如在南加州大學的電影討論會上，現場的大陸學生質問導演李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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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難道不認為《盲井》這部電影抹黑了中國的形象，會讓外國人誤會我們國家真是那樣黑暗的嗎？」
我當時聽了就想掩面躲出去。
又比如在某個國際學生會議上，18歲的大陸學生一邊吃漢堡，一邊像大佬一樣對24歲的台灣學生說﹕
「台灣當然不可能獨立，我們大陸從來沒有說要放棄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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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一旁又想趕緊走開。
如今大陸學生在港大為中共辯護，我只能對着電視機嘆氣，
心想﹕「這下可好，全香港人都要以為大陸學生就是一幫傻瓜了。」
丟死人，真是丟死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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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我很能理解這些大陸學生的反應，因為我曾經和他們一樣。
都有一個過程
從小學到中學，我無數次擔任光榮的升旗手，在眾目睽睽之下莊重地升起國旗。中二那年，鄧小平逝世，校長打電話到我家說﹕「明天你代表全校同學在『國旗下講話』追悼一下。」可憐我一個初中生，與「鄧爺爺」非親非故素未謀面，哪有什麼哀思？可這是校長交待下來的任務，所以我硬是聽了一下午的哀樂，回想了許多傷心往事，再配合「春天的故事」歌詞，才終於炮製出一篇悼文。星期一拿到早會上對着全校同學念，居然把我自己也感動了。
那一年我破格入團（共青團員規定要滿14歲，我13歲就當上了）。全年級只有我一個人不用戴紅領巾而是戴團徽，走起路來也神氣。這以後我一路在中國的教育體制中過關斬將，從一所名校拼到下一所名校，政治和歷史一直是奪分重鎮。（在香港上學，我的社會學教授——鑑於我對於馬克思後期理論以及其他西方哲學的無知——曾經十分訝異我對於馬克思前期理論的熟悉和掌握程度，我只好告訴他，我的整個中學時代都在背「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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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出生品學兼優的學生，一般都是政治正確的﹕愛國愛黨愛人民。
記得我21歲第一次出國，在美國的一個夏令營工作。我見那裏從來沒有接收過來自中國大陸的學生，到那裏後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在紀念品陳列室裏掛上一面五星紅旗，就在青天白日旗的旁邊。我的旗子比它大。
那年夏天，在我們夏令營裏共有三個華人﹕香港女生，台灣女生和我。開營那天，每個國家的大學生都要代表自己的國家作一個文化介紹，我理所當然地認為我們三人應該一組，台灣女生說﹕「我為什麼要代表中國？我要代表台灣！」香港女生見狀也不跟我幹了，說要代表香港。她們的不合作把我氣壞了，覺得這兩個人簡直不可理喻，「國將不國」了。
於是我們三人分別上台做了三個內容差不多的文化介紹，觀眾們看完後不解地問﹕「中國、台灣和香港，到底有什麼不同？」我們三人就站在台上開始吵起來，各持一副外交部發言人的辭令，被大家打圓場勸下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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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了幾天，同一間屋的幾個女孩子決定集體搬到另一間屋去，因為和我們同屋的3個非洲女孩十分讓人討厭，我顧及到中非友誼，婉拒了她們的邀約，勉強留在了第三世界人民的身邊。
好幾個禮拜裏，那間屋裏只有我和3個黑人住，她們仨見我一人留下，反而對我很客氣。後來營長知道了此事，稱讚我為人友善大方，其實我當時真的只是為了「顧全大局」才沒有和別人一起搬出去。
那年夏天之後的幾年，我一直在外面。時間長了，見多了世面，終於可以稍微卸下代表黨國的包袱，聽進去一些不同的聲音，也不再那麼容易生氣，可以冷靜地思考我要代表一個怎樣的自己了。
關於六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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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人對於六四的執著和情緒，於我來說是很陌生的。我比較熟悉的是天安門上安插假遊客的名堂，看到那則新聞的時候會心一笑。
我們中國人，之所以能夠如此輕鬆地活在一個沉重的國度裏，靠的就是這種忘性與抵賴。當我看到今日北京城裏嚴陣把守的制服與便衣警察，還有坐在天安門廣場上忍着暴曬等待下班的假遊客（這情景使人不禁產生某種歷史荒誕感），他們的年紀都不輕，大概對六四還是有記憶的吧？如果他們是老北京，那麼也許還聽到過槍聲，看見過坦克，甚至同情和支持過學生的行動吧？你看，20年後的今天，他們就能夠抽離地把自己看作一個符號，一個黨徽——完全沒有難度。我看着他們，以及我們這些別過臉去的沉默的大多數們，不禁想﹕這是一個黨的問題，還是一個民族的問題？
此外，我們還擅長「說一套，做一套」，並引以為智慧。自從鄧小平發明了「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以後，我們觸類旁通，大肆宣傳起「有中國特色的民主集中制」以及「有中國特色的現代化建設」。什麼是「中國特色」？我在東莞的工廠做調查，得知老闆在趕工的時候給女工吃避孕藥來提高效率；電視新聞上，代表們總是在開會，而會議的表決結果，不管多少票贊成，總是「1票棄權；0票反對」；至於我們的現代化建設，今天中國的每一個城市與鄉鎮，看起來聞上去，都是那樣的着急與不顧一切。
最近幾天的「中國特色」，就是「該頁無法顯示」與眾網民的「翻牆技術」。在網上論壇與大陸朋友打聲招呼﹕「咦，你怎麼上來的？」答曰﹕「翻牆上來的。」為什麼我們連上個網都要比別人費勁，總要把寶貴時間浪費在與「網管」鬥智鬥勇的內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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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在別的地方又處處講究效率。比如——
「為什麼非要一黨專政不可？」答曰﹕「因為我們國家人多，一黨專政能夠以行政命令的方式最快把中央精神貫徹到各地方上去。」
「為什麼不能給每一個公民投票的權利？」答曰﹕「民智未開，普通老百姓怎麼可能有判斷力？再說我們中國人那麼多。」
「為什麼言論自由不能實現？」答曰﹕「因為中國人民首先要解決吃飯問題，自由民主都是吃飽喝足以後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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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你這樣說，那現在我們吃飽了，為什麼還不能討論自由和民主？」答曰﹕「你看看蘇聯，看看台灣黨禁開放以後，不都是愈搞愈亂嗎？我們還有很多事情要做。」
這些問答，早已是這20年以來的濫調，一直這樣重複着，像「從前有座山，山上有個廟」。
六四至今，不過是這場老和尚給小和尚講故事的一段，下面的故事依舊是﹕「從前有座山，山上有個廟」。什麼時候，當我們大家能夠不再把對方僅僅看作一個符號，不再只是義正辭嚴地向對方揮舞自己手上的符號，而是願意去看見對方符號的後面那個其實和自己差不多的人，直面那些讓人惱怒的人性，然後想，現在我們眼前的問題是什麼，怎樣才能夠開始和對方有效地展開對話。就算對方不把我當人，我也可以把對方當作人來研究和對待。那麼，我們的事業也許能成。
有些事情，如果講究不了效率，而我們又十分想做的話，便只能講究方法了，互相生氣叫板終歸是沒有用的。所以，每次看到叫我丟臉的大陸學生，我心裏就想﹕「慢慢來，總會改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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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六四於我，那就是一群天真愛幻想的人為了讓別人聽到他們說話而付出了生命；而我的國為此付出的代價是，讓一代人不曾天真幻想，亦不會說話。
那一代人，就是80年代生的一代，我的年代。
文 大陸學生
圖 楊智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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