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醫精誠:達安輝——眾人的老師

文章日期:2017年06月19日

【明報專訊】在醫學院的大家庭裏,人稱「達爺」的達安輝教授(Professor Sir David Todd)是當之無愧的元老,他1947年入讀港大醫學院,與港大結緣至今剛滿70年,就連1958年醫科畢業的校友、首位中國科學院外籍院士、華人血液學泰斗簡悅威亦曾師從於他,可以說,40歲以上的校友,無人不識這位「眾人的老師」。

最初的醫學薰陶往往來自親人長輩的啟迪,達安輝也不例外,但他的親人來自美國﹕義父達保羅(Paul Jerome Todd)是美國長老會(Presbyterian missionary)的醫生,義母Margaret Strathie是廣州第一位註冊護士。

達保羅醫生在1902年到廣州傳道並在博濟醫院工作,常常資助青年學醫,深得人心,又於1909年與廣州士紳,人稱「江太史」的江孔殷、梁恪宸、西醫鐘宰荃、潘佩如等創建廣東公醫學校(即今中山醫學院的前身之一)並擔任校長,1923年接任的正是李樹芬。

達保羅夫婦一共收養三名華人兒女,達爺排行第二,姐姐瑤輝,弟弟英輝,三人都受義父母的影響當上醫生。1937年日本侵華,義父送他離開廣州,到香港拔萃男書院升學。不幸未幾義父病逝,義母遭囚,香港淪陷,他避難到粵北,整個中學時代都在顛沛流離中度過。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國共內戰隨即爆發,他又從嶺南大學轉校到港大,才得以繼續學醫。

在他入讀港大的時候,醫學院規模依然很小,學生只有50餘人,當時瑪麗醫院不過500張牀位,還保留南丁格爾時代的建築風格,寬大的走廊,高高的落地窗,天花裝着吊扇,70年前的風景依然烙印在他心頭不曾褪色﹕「那時走在薄扶林道可以看到遠處的南丫島、長洲和大嶼山,視野遼闊,蔚藍海面上綴着點點漁船,瑪麗醫院門口鋪着草坪,大樹參天,我們從泊車狀况就能判斷出來講課的是哪一位教授。」

先師風格各異,最令人敬畏的當屬麥花臣(A.J.S. McFadzean)教授,「如果上課不專心,隨時會被教授擲粉筆喝斥,差不多每個同學都被他罵過」。但在嚴厲的表面底下,達爺形容他有一顆金子般的心,「他視野遠大,很早就主張人才本地化,醫學專業化,鼓勵我們投身研究」。和藹可親的則是來自北京協和醫院的傳染病專家張光璧(K.P. Stephen Chang),他率先在臨牀診斷中引入問題導向(problem solving)的教學法。還有剛從英國學成回港的蔡永業,他的神經學和心臟學學識極為淵博,這三位是他最難忘的良師楷模,「他們總是對我們耳提面命,醫生看的是病人,不是病例」。

1974年達爺接替麥花臣擔任內科學系系主任,在他率領下,血液學、心臟學、內分泌學、胃腸肝學、神經學、腎臟學等各科都在短時間內迅速起步,本地師生的比例開始大幅增加。比達爺低一年級的師妹楊紫芝教授曾說,麥花臣視達安輝為「完美的接班人」,他處事公正,待人以誠,具有領袖的堅毅和魄力,值得付託重任,他當然沒有看錯人。

高瞻遠矚 推動香港醫學發展

恩師有先見之明,他也高瞻遠矚,達教授的入室愛徒、筆者的前任、現任養和醫院副院長、血液及腫瘤專家梁憲孫回憶,達爺為下一代的人才着想,早於1985年發起成立香港內科醫學院(Hong Kong College of Physicians),主動聯絡海外的醫院和同行,以保障香港醫生的醫學資格順利過渡九七回歸,並促使香港成為英國皇家內科醫學院之海外考試中心;又於1992年擔任香港醫學專科學院(Hong Kong Academy of Medicine)創院主席,推動香港醫生在本土接受專科訓練及資格保證。 

達爺在行內聲望尊崇,先後獲授予大英帝國官佐勳章(OBE)、司令勳章(CBE)及爵士勳銜(Knight Bachelor)。2000年孫建業心臟基金以達安輝教授的名義設立內科明德教授席,向他致敬。但他始終保持一位學者的淡泊樸素,退休後旅居英國劍橋多年,依然好學不倦,每周還堅持參加「大巡房」,關注最新的醫學發展。

「我畢業的時候也曾覺得自己是天之驕子,但第一天正式到醫院工作便從雲端跌到地面,各種突發情况和變化,病人的感受和期望,無一不在醫生的能力範圍之外,從那一刻起我就告訴自己要謙卑。其實醫生面對的誘惑很大,因為病人付託全部的信任甚至把自己的生命交到醫生手上,如果不時刻謙卑,很容易便自我膨脹,甚至利用這種信任去滿足自己的欲望。」

為醫學奉獻,他一直獨身,但四十年來桃李春風,晚輩也對他敬愛如父,包括筆者在內。達爺還經常與我分享他對古典音樂及藝術的愛好,但最大的滿足還是當醫生,「除了能治好病人,還有機會教授香港最好的人才,我也一直深信他們能締造更好的未來」。

文:梁卓偉(香港大學醫學院院長)、唐明(特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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