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讓電影自己說話。
約陳耀成談他導演的紀錄片《撐傘》，他只回一句：「看了電影再約」，附上私人試映的時間地點。
大概導演都只想透過鏡頭說話，但現實是，最近陳耀成的名字屢屢出現在各大報章，甚至登上《紐約時報》，只因《撐傘》原定在亞洲協會的首映突然取消，投下一片白色恐怖的陰霾。
花了兩年，來回香港、美國，訪問十多人，將多位拍攝者共6TB的素材剪了又剪，才變成117分鐘的《撐傘》。
作為導演不會沒想法，但問及鏡頭以外對傘運的看法，陳耀成再三說：我只是個旁觀者。
一如他拍照時換上的墨鏡。
隔着鏡片旁觀眾生，看似抽離。
旁人無法知道，隱藏在鏡片後，是怎樣的一雙眼？
電影說香港
如果讓電影說話，他的不少電影，都是我城命運的橫切面。「好像每個歷史轉捩點我都拍了一部戲，《浮世戀曲》（1992）是講六四後的香港，《北征》（1999）講九七回歸。」《情色地圖》（2001）側寫後殖民時代香港人的迷失、《吳仲賢的故事》（2003）講社運人士吳仲賢、《大同：康有為在瑞典》（2011）說是中國現代化的路。
「我覺得傘運本身沒好完整的紀錄，應有個脈絡整理出來，所以想拍。香港出現這麼大型的群眾運動，沒人可以忽視。」片中人多以英語受訪。「現在好多國際記者採訪香港，已經好多代溝，會說香港從沒有群眾運動。其實六四那時有百五萬人上街。」
二十五年後，二十萬人留守街頭，訴求如一。陳耀成說，《撐傘》說的不止是雨傘運動，而是香港多年來的民主路。因此他以民主黨創黨主席李柱銘、「佔領中環」發起人戴耀廷、黃之鋒三代人為緯，串連眾多人物，有學生、學者黎安友（Andrew Nathan）、德里克（Arif Dirlik）、長毛、曾鈺成、民族論者李啓迪、前學聯成員梁麗幗等。
放回全球脈絡
在私人放映會上看完從未公映的《撐傘》，由鴉片戰爭說到港獨思潮，視野宏觀。「電影由鴉片戰爭開始，某程度也是講中國現代化的發展。」他也將香港放回全球脈絡。《撐》的監製Williams Cole曾監製講述佔領華爾街的電影《99%》，陳亦在《撐》中點出佔領華爾街與傘運的連結，「據德里克的分析，全球財富集中於1%人手上，我們是99%。而期望解決資源分配不均的方法，是民主。戴耀廷也講過，佔中早期曾有人講過資源分配作為議題之一。」
新聞訓練
以紀錄片而言，《撐傘》有條不紊，縱向時間軸直說到新年旺角衝突，橫向事件有暗角七警等大事，許多可以煽情的場面，卻選擇平實展現，沒有英雄，只有一個個「人」。
這或與陳的新聞訓練有關。成為導演前，陳耀成是記者。八十年代末，他於浸大傳理系畢業，到《虎報》工作。一九八七年，戴卓爾首次連任首相，陳報道她兒子的在港活動，被多間海外傳媒轉載。當時他已鍾情電影，其後到美國讀哲學碩士、影視文化研究博士，開始執導並長居美國。
陳耀成其實也寫字，評論集《最後的中國人》得過香港文學雙年展的評論組最佳書獎。文學版同事說，「那是他們一代人才寫得出來。」每個影像都是一種觀看的方式，旁觀者也有他的視角。
不太偏倚
也許亦因如此，陳耀成再三強調自己只是記錄者，每每提及「看法」、「中立」、「如何理解雨傘」，他就會質疑：「你不要問我的立場是什麼，你不能這麼期望我（有立場）。」
「我是記錄者，我有我的想法，但我支持什麼不是最重要。若我不是某程度上同情這立場，我不會拍這部電影。像有篇訪問，講我是『中立』。我想，中不中立這字眼不是很適合我，因我是嘗試以一個不太偏倚的方法望這件事。始終與直接參與者有分別，我是記錄這件事。開初放映給香港的朋友看，他們問我，你的立場是什麼？可能戲中有其他人，像曾鈺成，他們就覺得我的立場像不支持。你不可以這樣去期望我，因我始終是一個新聞工作者。若你問是否中立，拍一部雨傘的電影本身已是個statement，是個立場。為何我不拍一部反佔中的電影？」
自己看法
新聞工作者也可以有自己的想法？「我可以說我支持（雨傘），但我不會拍部電影出來個個義憤填膺，不表達另一方角度。Again，你問這問題就是有這樣的期望。這是我們互聯網時代最大的問題，就是只希望找增強自己看法的東西，每個人都活在自己的bubble裏面。」
因此片中有曾鈺成、反佔中人士。「所有觀點都要放進去，現實很複雜，不可簡化。」
他深恐被歸邊。我好奇，背後是否有什麼經歷，令他如此擔心？「一方面是因我做過新聞，說到底，行動者同觀察者有分別。創作需要同世界有距離，沒這個距離，你不能創作。若太投入，無法講到另外的觀點。」
真實電影
要講的都在電影裏。有別其他雨傘電影，用陳耀成的話來說，他拍的是Cinéma vérité（真實電影），連旁白都沒有，讓觀眾自行探索。「我覺得是讓現實speak for itself，如戲中講旺角佔領區的古惑仔去幫手，那些好表現到人的情操。」他認為，若提出一個簡化的立場，就是消費了電影。「消費的意思是，買一件好明顯地有標籤的東西。我覺得藝術傳達的東西應更intangible，而非只是一句香港有多惡劣，或以灑狗血方式，有一個好容易被人消費的信息。」
獨立
陳耀成在一九六一年出生，今年五十五歲。不少同齡人都是相信民主回歸的一代，但他說：「當時我覺得好像是rationalization（將回歸合理化），從無感覺香港有機會獨立。我的第一部戲《浮世戀曲》（一九九二），杜葉錫恩在戲中出現。一九六六年她已去英國呼籲讓香港全面民主化，當時英國不允，又有什麼可能讓你獨立？香港的命運早已決定。」
雨傘後，提倡勇武的港獨思潮冒起，「新一代說上一代爭取不到，其實是可以怎爭取的問題。當然現在可再討論，但當年的情况跟今天不同。」一九九九年，他拍《北征》，「當年港人好有信心令中國民主化。」
禁播
《撐傘》原定於亞洲協會舉辦首映及座談會，因曾鈺成不出席，被質疑只得反建制人士如李柱銘等講者，不夠中立，因而取消。「在一般戲院不能放，不是完全意外，但其實亞洲協會已非一般戲院。」協會早前曾放映《撐》的短版。
陳耀成不是沒遇過政治壓力。「拍《浮世戀曲》時是最敏感的時候。之前好多戲去不到親中院線，因為有六四素材。《北征》當年有親中院線可能覺得，故事是講行路上京為失學兒童籌款，但電影其實觸及好多中港面對的問題。我好記得當年那位朋友，看片前興高采烈，看完後的表情（笑），結果他們都沒放。」
無所謂黃金年代
當年已是如此？陳略帶激動：「香港無所謂黃金年代。港英年代你以為好自由嗎？唐書璇的《再見中國》（一九七四）禁了這麼多年，連導演生涯也幾乎被摧毁。（首部講文革的華語電影，在港被禁十多年，唐於一九七九年後淡出電影製作）。現在好多人講歸英，但我在《撐傘》中點出，六七十年代是香港黑暗時代，就算在回歸前《等候董建華發落》也有放映風波，一直都有言論自由的問題，只是如何，及什麼程度。」
院線寒蟬
「但目前的情况隱約是，彷佛傘運的回憶，才不過兩年，已經被壓入香港的地下。」
他苦笑道，現在《撐》在客觀上已是地下電影。「只是未至於我們在某些地方放，會有警察來冚而已。像北京獨立電影節，真的有警察來清場。」陳耀成分析，應是在戲院公映的《十年》獲《環球時報》「提拔」後嚇怕了院線，不敢再播傘運電影。耶魯等數間外國大學已邀請《撐傘》放映，但據其他雨傘電影闖關往績，《撐》在香港戲院或電影節上映的機會很低。
值得保留的記憶
「我覺得雨傘是值得保留的記憶，這記憶不等於不可以分析、批評，但為什麼連分析、批評的機會都不存在？電影被抹殺，在主流媒體幾乎消失，只能做私人放映，爭取不到在公共空間中被人接收。任何資訊，應有公平機會在社會中被接受，若機會愈來愈少，是否健康？」
公民社會
有討論，才有公民社會。《撐傘》尾聲有一幕，藝人黃耀明說了句：「我是一個公民。」英文字幕的CITIZEN用了大草。由《北征》到《撐傘》，陳耀成說：「我是在看着中國在公民文化上的現代化。」
「曾鈺成說citizenship源自nationality，但我想，好多人都將它分開來看。公民的意思其實是公民社會的想像。雨傘中讓我最深刻的不是爭取到什麼，而是整個過程中建立了一個公民社會的想像。這些明顯都是雨傘的成就。」
放映詳情
《撐傘》暫定放映三場，稍後或再加場
11月28日：外國記者協會（首映）
12月4日：九龍城書節
1月13日：香港獨立電影節
詳情留意《撐傘》facebook專頁：撐傘 Raise the Umbrella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