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四十一年前，蕭鳳霞捎上背包、記事本，獨自深入全國河山一片紅的中國，做人類學田野研究。
時為一九七六，中國變天。
周恩來、朱德、毛澤東去世，唐山地震，四人幫倒台，文革結束。
千里迢迢，歲月匆匆。
由一九七六走到二○一七，由二十六歲走到六十六歲，由廣東鄉鎮走到非洲曠野。她在耶魯大學任教逾三十年，當年架着厚厚的烏蠅眼鏡換成無框鏡片，不變的是其探究的目光，至今未言休。
她說，她研究的是中國走向世界的過程。
我問，香港人當下想找的，是一個如何自處的答案。
當中國走向世界，是否就不再需要香港這擺渡人？
不知國家機器的運作是否有迹可尋，但聽蕭鳳霞說七十年代內地農村的觀察，彷彿看到今日的香港。
研究內地農村變化
蕭鳳霞教授是最早到內地田野考察的人類學家，在耶魯大學任教，亦在港大創立香港人文社會研究所，是不少大學教授的教授。在她港大梅堂的辦公室做訪問，談着談着，突然一句「我在這本書說過」，就由書架抽出一本著作，離開前，桌上堆了六、七本書。她最近出版新書Tracing China: A Forty-Year Ethnographic Journey，總覽四十年觀察。「我實在研究的，是中國走向世界的過程。」
被孤立為「細胞」的農村
七十年代，她跑到廣東農村，看到曾經繁華的鄉鎮被孤立為只能仰賴國家的「細胞」，貧窮封閉；八十年代，她跟着農民跑到小城鎮，旁觀改革開放後「太子黨」如何扭曲巿場；九十年代，她跟着農民工到大城巿，看他們在現代化過程中掙扎求存。千禧年後，她跟着中國企業跑到非洲、中東。
當中國走出世界，香港是否將「被」功成身退？她像教訓心急的學生，沒好氣道：「你要先了解背景，不可直接由中國跳去香港。」蕭教授說，中國是不斷變化的過程（process）。
她一定深有體會。蕭鳳霞在香港土生土長，七十年代到美國讀大學，其時反越戰思潮席捲全球，還留着長髮的她，在史丹福校園捎着結他，參與各種政治運動，與同學從樣板戲中想像紅色中國。「我們覺得中國可能是第三世界搞革命的典範，帝國主義這麼不公平，中國站起來了，發展自己特色的社會主義，真的可能有出路。」
懷着一腔熱情，一九七六年，她跟老師說到內地「做研究」，一跑四十多年。
國家權力﹕剷走宗族巿場
後來發生的事，不難猜到。「我擁抱着馬克思的理想走進中國，十年後卻懷着韋伯最沉重的擔憂離開。」
十九世紀的嶺南文化「豐富、有機地世界性」。西關大少家中的古玩蒐羅中外精品，壁畫有火船等現代化想像，一如今天的香港。「但七十年代進去一看， 為何變成這樣？」國家權力將市場、社會組織、宗族、習俗剷平，切斷鄉村社會跟外界聯繫，鄉村由昔日的富裕多元，變成只能仰賴國家的「內向的『農村』細胞」，她以細胞化（cellularization）名之。
「以前的鄉村有一層層跨地域公民社會。革命二十多年，剷走商人文化，沒了巿場，沒了其他的文化權威、跨地域連繫。祠堂變成工廠、學校。」她曾到廣東潮連考察一間著名宗祠，年輕一代在旁住了數十年，卻全然不知，「他們反問：你說的是鞋廠吧？」
她說，政治運動不乏暴力，但許多時是「農民跟知識分子追求各自的理想、利益，但最後都有意無意做了革命過程出來，成為受害者及主事的能動者。這是共謀。」
講同一套語言 間接鞏固權力
共謀就是，有時我們自以為在反抗權力，反是有意無意鞏固了權力架構。
就算在改革開放的八十年代，「毛澤東時代的國家語言、權力結構無處不在，就算國家希望退場，大家仍沿用這套語言行動。」蕭教授稱為「國家內捲化」（state involution）。「權力是否只是外來的？你在講的語言，已內化國家的權力架構。」就算開放了，權力架構餘威不減，太子黨以國家權力扭曲巿場，至今如是。
蕭鳳霞記得，六四後逃到美國的民運分子亦如是，「他們反對國家的意識形態，但在公眾場合一開口，也是共產黨般說話，做事方式、組織能力也無分別，像『交代』等都是文革字眼，像香港現在亦是那些字眼。」我想起近年出現的「交代」、「梁特」、「方方面面」、「迎難而上」、「做大做強」。
香港會被「細胞化」？
蕭教授講七八十年代的中國，我卻對照到今日的香港。語言、經濟、文化層層進逼，七十年代被孤立為「細胞」的中國農村，會否就是當下香港？大家說的內地化、赤化，是否就是七十年代農村的「細胞化」？
意識形態標籤事物
蕭教授表示不評論政治，但說赤化是在特定的政治環境下，國民將國家的語言融入了日常生活而不自知。不過，她反問，當討論「內地化」，其實我們在討論什麼？
「我們要分清楚意識形態給我們的標籤：東、西；中國、香港；英國殖民地、祖國，所有都只是標籤，不是真實，只是某些政權或社會的話語，將這些東西框起來。要分清楚，不同元素如何形成今天我們見到的景象，把那些標籤統統拋棄。」她呷一口茶，悠悠笑說：「我常這樣挑戰我的學生，因為這些標籤會將思維困住。」
「傳媒上看到的本土概念只是個標籤，近年來中國某種政治派系的思潮通過在香港政府高層的代理人，想加快速度讓香港全面走回入中國軌道，畢竟2047五十年不變，都去了二十年。」
「以路人式的觀察，若你說梁振英政權實在是將所有其他東西全拆掉，（將與其他地方的連繫化約）成『外國勢力』，然後一面倒要同中國接軌，這就是細胞化，十足以前中國農村，將宗族、巿場砍掉。」她不無擔心：「我不是天天在此生活，但明顯見到文化、教育、法律、商界，全都得跟中國打交道，股票交易、地產建築全是中國公司。你見到日常生活的，甚至你剛才說的文化，西九、故宮。」
要看層層歷史過程
蕭教授進一步解釋，細胞化是指孤立的狀態，不論是自我孤立，還是受外力孤立。那麼，大家在說的「本土」，其實是否也是自我孤立？
「若要談論香港本土，你要明白你的文化怎麼來。這樣看，香港不再是本地的香港。」她解釋：「香港一層層的英國殖民主義不只是英國，又帶了印度、非洲，好多層次的東西，那是文化資源，加上很多有機的互動，加上中國、上海好多廣東大商家精英一代代來建立的香港。若只看香港這小地方，不看一層層歷史、過程形成的『香港』，你錯失了香港的八成。」
由廣府話到粵曲大戲，在華南考察數十年，她說，香港是嶺南文化一員。「你愈能將這弄明白，一定不會狹隘地『本土』，這很重要。避免細胞化，就是如此。香港人會明白，一層層與外面社會互動的過程，這完全不同於那些『香港第一』、『香港優先』，那些是阿Q來的，與你說『祖國第一』同樣阿Q。我們就是要將兩種阿Q都丟掉。」
香港獨有的文化軟件
阿Q背後，也許是「被邊緣化」的焦慮——但當我們說邊緣，哪裏才是中心？香港一直善用其邊緣位置，將中國引向世界，現在要如何辦？
「大陸當然是國際化，但不等於很有機地或現代地國際化。輸出硬件，但不等於有文化軟件。」我們身處的港大梅堂是逾百年的英式建築，紅磚、拱門，卻有個中式屋頂。「你去上環、西營盤（的建築），會看到什麼是全球化的文化軟件。這都是我們日常生活，從來都是世界的東西，例如東華三院是殖民地政府按英國立法的方式，建基在特定的法例上成立的。」
香港本土﹕由頭到尾都跨地域
蕭教授認為，香港要繼續發展跨地域的連繫，找到「知音人」。她成立港大這座研究所，亦是將香港變成學術樞紐。「我們由二○○六年開始，不再只做中國，而是做亞洲的研究，是希望培養一個班子，眼界比中國、香港都大好多。」
但銅鑼灣書店事件後，會否擔心香港的言論自由收窄？「嚴謹坦誠的研究總會有知音，香港在某程度還是個多元空間，所以你們要珍惜及發揚這開放的空間，就算其他地方的朋友不能暢所欲言，大家也能比較平和將不同觀點講出來而有人尊重。」
香港被一面倒壓過
說着她又翻出一本書，今次是著作Down To Earth，講清朝給予地方空間，地方精英便樂於擁戴朝廷。她感觸道：「你一壓，（地方）會走，因他們無資源去應對，被你一面倒壓過，香港現在就是如此。」但她強調，「我從沒想過獨立，整個南中國、嶺南文化、香港，一層層的文化財富不是要對抗中央，若你明白這都是多元中國的一部分，何樂而不為？」
不過她不無憂慮：「這一層層的生活，如何繼續受尊重，你才講得出兩制是什麼。當然，我覺得這十七年，這些東西消耗得好盡，是值得擔心的。」
傘運人心跟意識形態改變
有作用力，就有反作用力。二○一四年，香港爆發雨傘運動。作為人類學學家，她不時拿着相機到佔領區記錄。蕭教授笑說：「我身在學院，不懂搞運動，只懂拎住個相機，有衝突就躲在天橋影。」她認真道：「這是我的專業習慣，我只是在旁觀察，將來學生問我，也有親身經歷可分享。」
夏慤道早已回復車水馬龍。「即時的影響一定看不到，但人心跟意識形態的改變是好大的。」她直言：「我這代人是最保守的，所以好多我的同輩對他們指指點點，我覺得沒這需要。年輕人肯聽，我們可互相討論，將來龍去脈搞清楚，對我們今後如何與中國有機地比較能互相兼容，這是大家樂見的。」她笑言不太懂粵語流行曲，但覺得許冠傑、Beyond、何韻詩的歌很有社會意識。去年何的演唱會名為Dear Friend，是甘地在信中對希特拉的稱呼。「Dear friend，就算是價值觀對立也可互相尊重，so let's talk。」
雨傘打開新的政治空間，「問題是，這個政治空間千萬別被困在他們講的所謂本土，而是我們講的本土，由頭到尾都好跨地域，清楚香港的定位。立足香港，背靠嶺南、中國，面向世界，不是對立的。」
一個故事
離開前，她說了一個故事。這故事曾把一班德國律師弄哭。在金鐘清場前夕，她遇到一個十四五歲的「學生仔」，「身上的校服短短的，你就知道他來自基層家庭。」少年問：「你可否幫我影幅相？」「當然可以。」少年趕着回家：「我剛放學，想來繞個圈看看，遲了怕父母罵。」他把款式陳舊的相機遞上，趕緊由書包掏出校服領帶，結好，煞有介事站好，讓她拍照。「為什麼你要拍照？」「我想將這些東西記住。」
蕭鳳霞說來眼眶泛紅，輕輕道：「社會科學如果沒了人，我們的社會科學一點也不真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