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識導賞﹕我焦慮故我在 哲學反思 焦慮是為了未來

文章日期:2017年02月26日

【明報專訊】沒人喜歡焦慮。不過,小至港鐵故障擔心會否上班遲到,大至看到逾三萬人高呼粗口「討論專業」的集會而為香港前途憂心,我們每天總有焦慮的時候。但焦慮是否一定不好?原來從哲學角度看,焦慮不全是壞事,我們會焦慮,只因我們有反思過去、展望將來的高階思考能力。

哲學人劉保禧博士早前到香港大學通識課講「焦慮」。他說:「我焦慮,故我在。」那麼,哲學家是如何應付焦慮的?

何以焦慮?

社群瓦解 連繫如浮萍

焦慮源於現代社會結構充滿不確定性,人與人的連繫浮動,大家都「單打獨鬥」應付生活,如無根浮萍,容易失落生命的意義。社會學家鮑曼(Zygmunt Bauman)就以「液態現代性」(Liquid Modernity)形容社會從過往的固態轉為液態的流動特質。

劉博士笑說:「小時候住公屋,是被隔籬屋湊大,一年級去一家,二年級又去另一家,鄰家煲了湯就一起喝,媽媽又回饋其他食物,鄰居甚至會帶我們一起到她的娘家吃盤菜。當然,以前親密得來也許會冒犯到別人的私隱,像隔籬屋打仔,其他人立即走過去勸架,現在不會再有這些(鄰里關係)。」群體生活為生命提供確定性(certainty),「我的媽媽做飯很厲害,但我的大嫂或太太不會像以前的傳統社會般,跟長輩學做飯。要學就要經公共媒介,像上網自學。」

單打獨鬥 我有我生活

「現在生活與社群慢慢拆解,變成單打獨鬥,因人與人之間的交流好individualistic(個人主義)。」現代社會提倡人人自由、平等、獨立,當然有其好處,但反過來說,也令人與人的連繫更鬆散、浮動。「我有我的生活,你有你的忙碌,我們過於將不同的問題變成個人病症,單打獨鬥,或找專業人士面對,例如社工、心理學家。」

過去建立群體生活的教會、家族在現代社會退場,削弱群體的支援網絡,也改變了我們如何定義自己的身分,自身生命的意義。瑞士作家艾倫·狄波頓(Alain De Botton)在著作《身分焦慮》(Status Anxiety)中說,現代人的焦慮,是因自我認同(identity)建基於社會地位,亦即個人成就在別人眼中的價值,正是劉博士所言的「單打獨鬥」。

生命意義的失落,也與生活形態有關。「以前是農業社會,你會見到農作物整存地種出來,現在是工業化分工,像富士康的工人,生產一部iPhone有二十個動作,可能十多秒要完成一個動作,生存不似生存,造成意義的失落。」

焦慮就是不好?

未來,憂心讓人警醒

不過,焦慮是否百害而無一利?劉博士說,我們把焦慮看得負面,背後與「理性應壓過情緒」的想法有關,而這種想法,最早源自柏拉圖提倡以理性抑壓情感氾濫。

「例如你見到新聞從業員在台上落淚,會覺得他不專業,因為新聞應客觀公正嚴肅。這種想法影響好多社科研究,像經濟學就認為人是以理性選擇追求最大利益。」但其實,人的理性與情感的連繫甚強,而「焦慮」正是唯一會令我們反思的情緒。

「曾有研究追蹤人們在選舉的投票意向,投票理應是理性、深思熟慮的決定,但實際上投票好隨意,研究發現憤怒、滿意不會改變過去投票的習慣,唯有焦慮,令人開始反思,有如警醒機制,若你對未來憂心,才會開始警醒。」

他說,正因人有高階思維,能設想未來如何及反省過去,才會焦慮。「我們會想,若當日不做這個抉擇,今天我會是什麼人?我們也會投射未來,計劃中的事若做不到,會感到失落。」

過去,選擇讓人後悔

「不過,正因人有能力反省自己,不只是將意識貫注當下生活,總能設想無數可能,其實過去選A或B都同樣會後悔。」劉博士記得立法會前主席曾鈺成曾接受訪問,說自己一級榮譽畢業,曾想過負笈美國進修成為數學家,但因反越戰運動,最後去了培僑當校長。「他見到有師弟攻讀數學,就會想,如果我走這條路,或者成就不會比他們低 。但若他真的當了數學家,又可能會想,可能我會做特首。」

「所以焦慮是必然,也是思維力高的一種表現。在哲學上來說,其實是追尋意義的能力。因我們不斷投射未來,若能實現當然好,實現不到就有焦慮。不過,正因為無論如何一定會後悔,換過來說也一樣:你永遠都可以不後悔。重點不是你的選擇有缺陷,而是你可否擁抱你當下所有。沒有東西是浪費時間的。」

焦慮,也是因為自由現代社會的流動性大,不論是居住的地方、職業,都不似以往般固定,生活的選擇也更多,「心理學家弗羅姆(Erich Fromm)在《逃避自由》一書說,正因現代人面對太多選擇,反而不知道怎樣選擇才好,會因此焦慮,甚至因而想逃避選擇的自由。」

如何紓解?

離地說法:靠意志

由哲學角度看,焦慮源自生活意義的失落。要紓解可以有兩種出路,一種較「離地」,一種較「貼地」。哲學家沙特(Jean-Paul Sartre)就認為,要面對焦慮,人們應鍛煉意志,學習如何承擔自己的生命。

沙特認為「焦慮」與「恐懼」不同,後者有特定對象,例如有些人怕曱甴,但焦慮是unfocused fear(不着邊際的恐懼),「不知道擔心什麼,其實是你隱隱然有事情想做,但想逃避,於是找日常生活的東西淹沒自己,然而你其實是自知無能力或意志去完成。是否因你擔心自己做不到才焦慮?沙特認為,人是命定要自由選擇自己的人生。我們有許多選擇,一定有遺憾,若你不做決定,不為自己的決定負責,只是不願承擔選擇的責任,那是承受不到自由」。

沙特強調意志(will)與理性(reason),「他認為焦慮跟意志力有關,只要你立志,往後要關心的只有(事情)落實到,或落實不到。就算最後做不到,都不是焦慮的情緒,只是單純是失落。」但劉博士認為沙特太精英主義,「要做到這樣,要有鋼鐵般的紀律,這種承擔有多少人適用?」

貼地說法:憑着愛

劉博士認為,焦慮較「貼地」的出路,在於人與人的連繫。他笑說:「我們是不是焦慮,視乎對生命的意義是否滿足。焦慮來自什麼?來自(生命)意義的失落,意義失落的問題,答案好老套,就是缺乏愛。」

英國記者Johann Hari曾研究人類吸毒的歷史,寫成著作Chasing the Scream: The First and Last Days of the War on Drugs。Hari曾在TED講座中指出,大家以為吸毒是因為身體對化學品上癮,但其實我們在醫院注射的止痛藥,純度比街上賣的海洛英還要高。劉博士說,其實人們對毒品的依賴,更多來自心理因素,也就是生活意義的失落。「曾有溫哥華的心理學家做實驗,將一隻老鼠單獨養在籠裏,放了兩種水,一種混了毒品,一種就只是自來水,老鼠總是選有毒的喝,因為吸毒,死得很快。後來心理學家將幾隻老鼠養在一起,造了個『老鼠樂園』,有玩樂的老鼠球、小隧道、許多芝士、有朋友可以一起玩,同樣提供自來水和毒水,但沒有老鼠喝毒水。」

「越戰期間,兩成駐越美軍都有吸海洛英麻醉自己。他們吸毒,是因見到戰友在自己面前死去,找不到東西可以延續生命的意義。但出奇的是,當戰爭結束,他們回到家鄉,百分之九十五的人都毋須去戒毒所,直接斷了藥物。毒品當然有上癮成分,但人與人之間的關愛,可以幫他們找到意義。」劉博士笑說,沙特會傾向將「尋找生命意義」看成是個人問題,「他看人與人相處,會說hell is other people(他人就是地獄)。」

過去宗教為人們提供社群,建立連繫:「人需要群體生活,以前教會提供一個神聖空間,不同年齡種族,都是『主內弟兄姐妹』,但你在餐廳總不會隨便跟陌生人搭訕的吧?現在沒有空間可供人建立連繫,我們變成了分崩離析的個體,單打獨鬥。」

Info

港大有不少通識活動,歡迎公眾人士參加

「向也斯致意:守望香港 - 城市 | 藝術 | 詩」系列活動

《從也斯的多面向出發——守望香港 》座談會

日期:三月二日(星期四)

時間:晚上六時半至八時半

詳情:http://gened.hku.hk/newsevents/detail?id=612

文﹕黃熙麗

圖﹕黃熙麗

編輯﹕屈曉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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