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從主題學來看，烏托邦（Utopia）是關於幸福生活的敍事，在人類社會的發展歷程和精神衍變軌跡上始終以不同的形式存在。到了新世紀，在後現代主義風行的當下，對烏托邦幻想的逆轉和猛批反而成了主流。
去年憑藉《日熄》獲得「第六屆紅樓夢獎」的閻連科，就是個中解構的好手。其最廣為人知的作品題名「受活」二字，作為「積澱着特定的生命記憶和族類的集體無意識」（王鴻生《反烏托邦的烏托邦敍事——讀〈受活〉》）的豫西方言，即指「享樂、快活」之意，帶有強烈的象徵性寓意。除「受活溝」、「受活莊」、「受活婆」等名稱外，這個詞還在小說裏多次出現，如：「炎炎熱熱的酷夏裏，人本就不受活」、 「你們有銀有糧，就住在這兒耕作受活吧」、 「入了社我每夜都讓你受活」等。看似處處是幸福，實質無處尋幸福。
循着《受活》故事的發展，受活莊人先在青年茅枝帶領下入社，體驗「革命日子」，後在柳縣長指揮下進市場賺錢經歷「洋日子」，但到了最後他們只想過「散日子」或「倒日子」，回到「自由、散漫、殷實、無爭而悠閒」的歲月。這種退避世事的自耕自足式理想，暗合「順其自然、無為而治」的桃花源構想。因此王鴻生提出「反烏托邦的烏托邦敍事」，以東方的「自然主義烏托邦」來質疑、對照源自西方的「共產主義烏托邦」和「自由主義烏托邦」。
事實上，對烏托邦合理性和可行性的質疑，自其誕生以來就相生相息。正如布洛赫（Ernst Bloch）所言：「美麗新世界」無論多麼完美，總不能排除有些我們心嚮往之的事物仍然付之闕如。而即使克服人性的欲望抵達到了烏托邦，卻幾乎都是反面烏托邦，《一九八四》如此，《美麗新世界》如此，《受活》的人民公社也是如此。
在筆者看來，這種對抗性是否存在有待討論。烏托邦與桃花源，前者在西方話語裏承載更多政治寄託；後者在東方語境下，似乎更偏向「見素抱樸，少私寡欲」的老莊思想，換句話說，反而是去統治化的。某種程度上而言，西方式的烏托邦是往時間的前面——也就是向未來看，而東方式的桃花源是往時間的後面——也就是向過去找。溯其緣由，東方哲學中道家一脈的影響無可推究。老子提出「小國寡民」的構想，莊子更將其延展，「性情不離，安用禮樂」，提倡順性隨情，以人合天，反而政治制度是毀壞道德和真誠的過錯來源。
另一方面，吳曉東認為中國傳統的烏托邦（即桃花源）取消了時間性指向：「不知有漢，無論魏晉」，時間是靜止和永恆的，只剩下空間；而烏托邦在西方現代性歷史中體現了時間化的概念，指向人類理想和幸福的未來。（吳曉東《中國文學中的鄉土烏托邦及其幻滅》）從這個意義上講，中國真正類似西方烏托邦的理念大概在晚清才發生，就是以康有為《大同書》和梁啟超《新中國未來記》為代表的烏托邦敍事。其實西方也有這樣的反發展、反進步的桃花源幻想，即「Merry England」（或稱「Merrie Olde England」），想像一種田園牧歌方式，介於中世紀和工業革命之間的英格蘭社會。它意味着飽含懷舊意味的英國風格，如精靈和仙子、羅賓漢、鄉村旅館、Sunday Roast等，也承載着相對傳統保守的世界觀。
而在大陸知識分子作家代表格非的「江南三部曲」首部《人面桃花》中，這種對比似乎更加涇渭分明：一個是王觀澄創建的東方古典式桃花源——花家舍；另一個是陸秀米創建的西方新式烏托邦——普濟學堂。
《人面桃花》的書名同樣隱藏桃花源的意象：「人面」指陸秀米及做着桃源夢的前人們（她的父親陸侃，她的初戀張季元，她的指路人王觀澄），「桃花」指長久以來存在於中國人心中的桃源夢。存了出世之想的王觀澄「拋卻妻女，四處遊歷，托跡於山水之間」，正是古往今來東方文人士大夫走向隱逸的統一路徑——寄情山水，返璞自然。在東方觀念裏，自然與歸真這一對概念互為表裏的緊密聯繫。而其繼承人陸秀米興辦的普濟地方自治會以及改建的學堂，則是入世「救國救世」觀念的彰顯。
但以上兩種對理想社會的幻想，卻無一例外在現實實踐中慘遭失敗，其發起人同樣逃不過悲劇的命運。及至後二部《山河入夢》、《春盡江南》，表面看似寫一代代懷有烏托邦志向的仁人志士在不同時代如何翻雲覆雨，試圖實現理想；實則字字行行寫的是烏托邦的幻滅，即理想的不可抵達性。這表達了作者對幸福幻想的深切懷疑，對烏托邦存在的悲觀預言，或言之「反烏托邦」（Dystopia）。
然而反過來看，即使明知不可為，世世代代做着桃源夢的人不還在繼續為之嗎？假若歷時十餘年、總字數六十多萬的「江南三部曲」是為表明理想的不可實現，那為何還要寫呢？要是真的心如死火，烏托邦敍事又如何世代延續不滅？這種西西弗斯式的宿命，若說是人類共同的悲劇，不如說是幽暗凡世中的一縷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