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吳萱人在《香港文社史集》呼籲：「萬分希望，是書出版後，各方仍有舊情的文社舊人，主動聯繫，又書史話。」此文可算是對此呼籲作出的遲來的回應。而這樣的一種歷史回顧，讓人察覺，半世紀前的香港青年追求的，是藉着詩歌、散文和小說來表達自己胸臆中的感情和意見、來發揮自己腦袋裏的想像和創造。當時他們體現了今日香港青年普遍缺乏的一種非物質的人文精神。
我所認識的上世紀六十年代香港文社運動，是一項由當時純樸的社會風氣造成的年輕人課餘（或業餘）活動趨向，一種文學性質的生活時尚，卻是，與政治無關。
吳萱人編的《香港文社史集》一書中集體記述了近百個六十年代香港文社的成立緣由和經過。其中並未包括荃灣「雅中文社」。現在，我就個人所見到和經歷的「雅中文社」活動作一回顧，志在補遺，以記取那段時期一群居住在荃灣的年輕人對文學的追求和探索。
六十年代中，在淳樸的新界「衛星城市」荃灣，年輕人的課餘活動聚焦點就是位於大河道的雅麗珊社區服務中心。這兒有圖書館、青年部、少年部、托兒所等不同部門。青年部轄下包括有「中學生會」和「歌詠組」兩個組織。當時我的大姐是中學生會的會長。據我所知，所有中學生會的成員都同時是歌詠組的成員。歌詠組由女高音黃皓君老師領導。
我念高小和初中的幾年間，雖非這兩個組織的會員，但偶然也會隨大姐一起參與雅麗珊社區服務中心舉辦的一些活動。例如，每年一度舉行的荃灣區青年歌唱比賽，有兩年都由我大姐擔任司儀，由此，我便兩屆都在觀眾席欣賞是項比賽的過程。
在我從旁參與的這些青年文娛活動當中，為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就是當時香港文藝青年最為熱中參與的文社活動。根據我個人的記憶，在一九六五至六七年間，荃灣雅麗珊社區服務中心轄下的中學生會成員們，受到當時香港文藝青年藉文學結社的風氣影響，決定由成員們共同組織建立一個屬於他們自己的文社。此事最終由核心會員廖少彬奔走呼號而達成，並將該文社定名為「雅中文社」，以誌其出自雅麗珊社區服務中心中學生會的來源。據知，廖少彬當時與「風雨文社」成員潘炯榮（筆名水禾田，現今香港著名攝影師）為同窗好友，而雅中文社的籌辦和創立亦多賴潘君的顧問與支持而得以實現。當時剛念初中的我，常在這群哥哥姐姐口中聽到他們解釋——水禾田三字就是將潘姓的「潘」字分拆而成的。
根據我個人的記憶，雅中文社成立之初，為了促進交流，便邀請過水禾田來本社演講，同時，社員們又積極從新界赴市區參加其他文社（例如晨風文社和風雨文社）主辦的文學講座。我總是好奇地聽他們事後敍述李輝英或秋貞理主持講座時的說話態度和內容。當時，他們在講座中討論得頗為熱烈的一個課題就是：「文以載道是否正確的文學路向」。我也曾拜讀過他們當中一些人就此議題發表過的文章。遺憾的是，他們同時提到外面這些文社活動亦展示了幾個出名文社之間爭出風頭、互不相容的表現。
我還記得，最初，雅中文社出版過兩期油印刊物，為社員們提供發表文章的園地。油印刊物在五六十年代十分普遍，是一種低成本的印刷和出版方式。做法就是在蠟紙上用針筆把文章抄寫出來，然後在這些帶字的蠟紙上碾過黑色油墨，讓所有文字一遍又一遍地被印刷到一張張白紙之上。再然後，把所有印出來的不同文章疊在一起，加上封面和底頁，釘裝成為一本小冊子。當然，偶爾在某幾頁紙的版面上，可以適當地繪畫上某些圖案或圖畫作為裝飾。通常，文社會邀請幾位字體娟秀的社員擔任用針筆謄寫文章的重任，而具有美術修養的社員則負責設計及繪製插圖。如此這般，大家分工合作，一份份樸素簡單的手製文刊就這樣誕生了。這種自己製作和出版油印刊物的做法，在當年，就是數以百計香港青年文社發表創作的最常用方式。
後來，雅中文社為記念成立一周年，決議於一九六六年出版一份鉛印文刊。出版這份刊物所需的費用，主要還得依賴全體社員大破慳囊捐錢資助。據我所知，當時一位較年長被尊稱為「大哥哥」的社員，因為已經就業，在深井生力啤酒廠管理層工作，便以兄長身份慷慨捐出一筆相當可觀的資金，玉成其事。此行徑足證那年代社會中存在着真誠的人際關係、高尚的互助精神。而這份《雅中文社周年紀念特刊》的編輯工作卻是在我家的廳堂上展開並完成的。
據知，由於主要社員都忙於應付會考的原故，特刊的編輯工作遲遲未能如期進行。直至與印刷廠協訂的付印日期臨近，才終於約齊人馬，到我家的客廳中執行排版的工作。那天，是周日，父母親特意安排出外探望朋友，好讓一群年輕人能到我家來自由自在地處理文刊的編務。而我當時則被請回房中做我的功課。我家那時的廳和房是用六十年代流行的木框鑲雕花玻璃屏風間隔的。哥哥姐姐們在廳中的言談我都聽得頗為清楚。他們一會兒討論如何規劃某個版面，一會兒商量怎樣配置某些插圖，一會兒，又集體唱起歌來，都是那年頭黃老師在歌詠組教給他們的民歌。首先是新疆民歌《青春舞曲》，用不同聲部合唱，一時前後呼應，一時聲部重疊，好聽極了，使我不禁停下筆來，悠然神往。過了不久，他們又唱起蒙古民歌《蔓莉》—— 剛巧，那年新加坡歌手黃清元把該曲灌錄成時代曲，風行一時，終日在收音機頻頻播放。歌聲中，我特別辨認出曾獲荃灣區青年歌唱比賽冠軍的閩英姐的歌喉，清脆明亮，委婉動人，當真令人聽後三日不忘。到我剛做完學校作業之際，一位姐姐敲門進來，請我出去幫忙。原來有社員需回家辦事，人手不夠，只好把我「拉伕」上陣，協助排版。廖少彬甫見到我，就告訴我他已經替我填好表格，辦好手續，申請加入雅中文社。他說：「從你的出生日期看來，相信你這個初中生是目前全港最年輕的文社會員。」其他哥哥姐姐們都拿着稿件在細心地作最後審讀。然後，他們交給我一疊稿件，指導我如何將這好幾篇五百字左右的文章安置在一頁八開對折的白紙上。他們解釋，怎樣大的一個方塊就等如五百字所佔的面積，而我需從報章上剪出某號字型作為代表內文所用的字號和字體，然後將這號字型貼在這個方塊的範圍內當做標誌，讓排字師父從而知道為這篇文章的內文植怎樣大小的字號和怎樣風格的字體。文章標題與作者名字亦用同樣方法標識字號和字體。字號大小、字體風格、插圖形態和文章方位之間的配合，需運用自己的審美眼光去想像和判斷。我一邊學習，一邊工作，很快，也隨着他們唱起那首他們平日愛唱的電影歌曲，李厚襄作曲的《故鄉》：「朵朵白雲飛向我的故鄉，青山重重，樵歌嘹亮，看那東方鮮紅的朝霞，歌唱我的故鄉……」。排版工作完成後，各人復忙於在一疊疊白信封上抄寫不同文社的地址，以備把即將出版的文刊寄往全港各個文社，以文會友，彼此交流。
就像唱着嘹亮樵歌的伐木工人一般，這群屬於六十年代的年輕人，努力付出他們的勞動和智慧，去爭取他們想望得到的收穫。過了一個月左右，我便在家中見到一份嶄新印行的鉛印文刊——《雅中文社周年紀念特刊》。這份白紙黑字、印刷精美、編排整齊的鉛印刊物，雖然統共只有四頁紙，當時對我而言，卻代表了一群於時空交錯中匯聚在小鎮荃灣的年輕人的某些共同理念和目標。
過不多久，就在往後的一年半載間，中學生會的大部分成員都各各完成中學階段的學業，升學的升學，就業的就業，自然而然地離開了這個曾經與同儕們相互砥礪的團體，各自奔赴人生中的新一段旅程。剛巧，領導中學生會的社工導師亦離職，於是，中學生會連同雅中文社便都一起解散，成了小鎮荃灣在純真年代的一段社區歷史。對於一些健忘的人來說，它們可能就只能夠算是某些過眼的雲煙，再不提起。
直到九十年代，某年，我在香港大會堂展覽廳，參觀了一個有關香港六七十年代文社運動的資料展覽。我赫然在展版上見到一幀雅中文社同人的照片。那是他們當年送別負責領導中學生會的社工導師時合照的。我家相簿中仍保存着此一照片。一時間，腦海中湧現了無數成長時期的美好記憶：花樣年華，幸福時光。我當下便興起要為文記敍那段歷史的念頭。
吳萱人在《香港文社史集》一書的編後語中指出，據他的調查顯示，上世紀六七十年代間存在香港的青年文社已經確認的數字為四百二十四間。參與該史集號召而為文追記其文社經歷的文社有九十間。吳萱人在書中發放這樣的呼籲：「萬分希望，是書出版後，各方仍有舊情的文社舊人，主動聯繫，又書史話。」此文可算是對此呼籲作出的遲來的回應。而這樣的一種歷史回顧，讓人察覺，半世紀前的香港青年，並不如今日的香港青年那樣一味沉迷物質享受，終日講求吃喝玩樂。那時，他們追求的，是藉着詩歌、散文和小說來表達自己胸臆中的感情和意見、來發揮自己腦袋裏的想像和創造。當時他們體現了今日香港青年普遍缺乏的一種非物質的人文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