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約黃衍仁訪問，想談音樂，社運，自治八樓。答：我覺得可以。茶餐廳中，攪拌紅豆冰，咬一口菠蘿油，話題縈繞社會當下低氣壓，十三加三，壞與更壞，到後來社運談很多，音樂談得少。
他眾籌出新碟，事隔三年，上一張《逆風吐痰》是經年的累積：「有些歌直接扣連事件，因為反高鐵寫出來，比如《轉念始於足下寸土》。」有些不與特定事件有關，他說不一定要這樣看，可以是運動中不同的思考碎片，沉澱，變成歌。
《堵路歌》有一句，「在誰人的空間裏，誰允許你坐下去，看守一塊木頭」，早於坐在皇后碼頭頂上時，已出現在腦海，一直積累到幾年後，才由這句開始，寫成歌；《逆風吐痰》的名字是有一天完全不知道如何跑出來，他說吐痰是一種藐視，但風吹回自己，意象便是這樣：「我希望可以抽象一點，但我自己的投射可以很多，不難去想像的，拋出一塊磚頭，為何它會砸到自己的腳？這種，是很多人都會經歷到的一種狀態。」
有些是過去的累積，有些又預言了現在、將來。
飛蛾再不撲火
不知道應該如何問關於音樂的。他說，我把歌發給你，你回頭再問。
打開連結，男人在廢墟的長廊，雙掌護着一點燭光，小心翼翼由一邊走到另一邊，中途蠟燭被吹熄了，男人沮喪，顧盼打量，回頭到起步的地方點起蠟燭，重來一遍。影像是塔可夫斯基（Andrei Tarkovsky）的 《鄉愁》（Nostalgia）中的一段，瘋子看到世界的墮落，在廣場上宣讀「宣言」後自焚，臨行前，叫男人把燭光點燃：「看到的是對世界的反抗，對反抗的堅持，以整個生命。」看畢想到歌的第一句：「點起瘋子的燭光，空氣泛着微塵」，寫成《飛蛾光顧》，新碟的同名歌，影像與聲音連成一線，像《一念無明》，長鏡頭下黃世東跑在無人的街上，背景不是黃衍仁唱歌，是黃世東內心的呢喃。
他說，《飛蛾光顧》是語言的遊戲，或多重的意象。光顧，有光，又有照顧，我來了，我來光顧了，小偷來到光顧，客人來到光顧﹕「再直白一點，這幾個字，令我覺得有一個非二元的東西在裏面，再不是飛蛾撲火，下場必然是死，負面的，自討苦吃，或者一種犧牲的狀態，而是望遠一點，更大的圖畫，為了一些終極、想走向的方向。」
第一次見黃衍仁，是在社運現場，領在反高鐵苦行隊伍的前頭，篤定、沉着，寒冬中踩着單薄襪子，二十六步一跪一拜；問，你是社運歌手嗎？他說，音樂之於他，有超越社會和理性的層次，如果定義自己只寫對應某種社會現况的歌，他覺得不足夠，但他也很喜歡這類歌的直白，只怕它們愈來愈難寫。
讓歌默默記錄
完成上一張唱片，接下來有什麼歌？「不知道，然後你便生活，做其他事情」，隔一段時間有一首歌，隔一段時間又一首跑出來，回頭整理時，便知道原來這幾年經歷了什麼。日子艱難，對很多人來說，這幾年最深刻的是雨傘，他最深刻的，是雨傘後，一位朋友自殺死了。
「是我們德昌里一位很核心的成員，一位朋友，由佔領中環（匯豐版）時認識到現在，上一隻碟，她有幫我做某些美術的事，亦是一位玩音樂、很叻的女仔，然後她自殺死了。」要如何形容這位朋友？他說是他遇過的人中，最將心坦露出來的那種，真誠，到一個地步，會傷害到自己的一個人。
「她生前，我們可以分享到很多話題，生命是不是單單一個肉體，死了便什麼也沒有？成為人之前有什麼，我們接觸社運或靈性的事，幾乎是並排地發生。」他寫了一些歌，不單是因着死別，而是，如何思考一件事的結束，結束之後又是什麼，這些大的問題，有關生命﹕「我沒辦法繞過它，也不想繞過，但也不是跌入悲情，當然你會不開心，但如果我和她生前相信的是valid的，那我不應該停留在愁緒之中，而是，你覺得可以望落去，即使可能是一個黑洞，但你夠膽望入去，還有什麼呢？你夠膽去問這些問題，鑽入去探索。」
他說，生命中重要的人死去，經歷過之前和之後，是一個分界線；雨傘運動也是一個分界線，社會的狀態，政治的狀態，社運的狀態，完全不同了：「你做什麼也好像是錯，做什麼也畀人鬧，然後你做的事沒有效果。」
「踏半步於彼岸喝一杯又一杯/剎那間開一個嘔吐的舞會/話語如律令在四周建構又刪除/踏半步於彼岸喝一杯又一杯/剎那間開一個寬恕的舞會/呼一口氣吹拂一生的懊悔」
——《無頭的回聲》
自治八樓 抗衡主流論述
那我們談社運吧，「那便是八樓和我的故事」，八樓前身是「學聯社會運動資源中心」，成立於九十年代，當時希望藉此加強學運和社運的連結，後來有學聯代表想改變中心用途，因而宣告「自治」，改稱「自治八樓」。那時黃衍仁還是中學生，最好的朋友，家姐是八樓的管委，朋友說，上面有結他班，有Band房，不用錢：「免費是很關鍵，又隨時可以上來，個氣氛，和出面看到的所有政府場好、或學校內很建制的氣氛好，完全相反。」八樓有大學生，有所謂的社會人士，門後的空間，和門外面的世界，運行截然不同的秩序。問他，那你們算是異類嗎？「也可以這樣說。」被人看漏眼的、被人邊緣化的議題，便有自治八樓，借音響、場地、人力的投入：「抗衡主流的論述，持續支援的一種狀態。」
多年前思考 為什麼要有大台？
十多年前，西洋菜街行人專用區剛開放，公共空間未成為常識，八樓是第一批人，到街上做非行街的活動：「今天叫街站，那時還沒有清楚定義。」反世貿示威，八樓搬回來外國經驗，開班教如何用生理鹽水，如何對應胡椒噴霧﹕「分了幾個小組預備不同的事，已經不是單純去遊行，而是後一線，去記錄，去支援的一種狀態。」○三年七一，八樓在遊行隊尾，唱歌打鼓﹕「正經遊行的人望着你，不知道你們在做什麼。」
那天遊行到最後，民陣宣布了完結，他們還在舊政府山下的那條路：「差佬便話，民陣已宣布完結，你們上返行人路吧，我們說，我們未行完，然後三四層差佬圍着我們，有一兩個朋友畀人拉了返差館。」第二天打開報紙，五十萬人上街，和平理性，香港人要為公民質素自豪：「那個感覺是，咦，我生活在平行宇宙，看到其他人所看不到的，其實就是一個大論述底下，遺留了很多事情。」於是開始思考，好有秩序，到底秩序有什麼好？有年六四，印象中唯一一次去了支聯會的六四晚會，八樓有一個小型攤位，拉起橫幅寫着：「除了每年悼念外，我們為民主做了什麼？」
批評以外 自己去解答
「類似是後來那些人批評支聯會的問題，行禮如儀有什麼用？八樓提出這個質疑，其實早了頗多。」然後那次事後，也是唯一一次，和大台開了一次會：「同華叔（開會），佢話我哋嘈，入面有些靜默的位，我們沒有一起靜默，類似是，我們不夠跟着整件事的秩序。」感覺像是小朋友被捉去見訓導主任。
「現在回想八樓，比如去中心化這些思考，為什麼一定要有大台、大會、大佬，近年變成了很多年輕本土派，批評以前社運的一些方向，那些問題不是沒有意思的，只不過對於我或那時的八樓來說，不是以這樣的姿態去問：你們收皮吧，我們有新的方法，而是我自己也在那個問題當中，我自己也要去解答那個問題。」道前人所未道，是有點孤獨的狀態。
「在誰人的空間裏/誰允許你坐下/去看守一塊木頭/在誰人的清單裏/誰催促你活下去/變做一塊石頭」
——《堵路歌》
主流以外 靠自己渠道講
又問，遊行隊伍中，如何找到八樓的身影？「有些人憑經驗，或聞到陣除」，一定不會扑咪那一班？「我們無人會扑咪。」最近在報章上看到學聯要收回八樓單位的消息，也是這樣一句「曾致電自治八樓查詢，成員稱不接受主流傳媒訪問。」他說這是一種衡量，找主流傳媒去講，可能大部分時間也不是幫到你，那不如用自己的文筆和形式去表達，那，不就等於自絕於公眾視角？「這種講法，類似是，你離開了TVB，大家便沒有辦法看到你的演出。」永遠也是一個悖論，TVB可以很大，世界更大，哪裏是中心？哪裏是主流？他說，現在比起任何時候更需要去質疑，或者，時代正在質疑。要相信自己拿出來的渠道，足夠去講這一件事，即使沒有享用別人搭建好的空間容易。
群體分裂是反革命
在記者的筆記本上畫出一個個大圓和細圓，問，網絡年代充斥過濾氣泡，這樣會不會很危險，「群體的內化，好近好細的群體沒有交流，用很老套的字，是反革命，革命是生活上每分每秒每個面向的重新思考，這種分裂是和革命相反，我們之前看一本書，好喜歡一個法國的群體，叫隱形委員會，有兩本書翻譯了中文，一本叫《致我們的朋友》。」書對世界各地志同道合的朋友說，革命其中一項任務，就是翻譯，翻譯對方的語言﹕「翻譯是一個提醒，人與人之間都要翻譯，和一個阿嬸講嘢都係翻譯，不要主觀地以為大家都是講廣東話，我講的他會明，要將自己的東西翻譯出去，將別人的東西翻譯回來咀嚼。」
他指着記者筆記本上的圓﹕「我想我們現在面對的這個世界，這個圖像是假的，當我見到TVB要好多藝員開直播時，我覺得呢這個世界已經不同了，我們真的不需要再留在以前那個圈圈中，而應該是這個大圈圈去適應外面的世界，不同的、古靈精怪的，這是時代的趨向。」
「黑色的咖啡裏/整個銀河宇宙/一口氣將它喝光/我錯把它當成酒/我只這一雙手/卻想安撫所有/身體那身體啊/不由自主的顫抖」
——《片尾曲》
鎂光燈後的人
大圓細圓之間，八樓是一根柱：「一條柱，讓大家在某些位，走埋去可以扶一扶自己，掹一掹，可以掹住去看到一些事情，看到鎂光燈以外的社運的光譜；大家容易遺忘的，它第一個走去記番起。」
「這種spirit，不應該因為很粗暴地話我鎖了個空間，或換了個鎖，便沒了，它會以某個physical的形式再次出現或留低。」十幾二十年，八樓在一些低調的位置，讓他這種人走了出來，學識了一些事，接觸了社會運動；今天他不再是八樓成員，「是八樓之友」，離開後，佔領中環（匯豐版），拉起橫額「如果燭光沒點燃生活每一面，我們每年就只能在維園見」，到現在搞德昌里這一類「社區共治空間」，當中的思考脈絡是這樣一路走來：「收返八樓，是徹徹底底的權力鬥爭。」
「我覺得這班朋友需要支持，那個支持，可能是我們用多少少心機，去留意番，我們是有原因來到這一步的，很多事情的發生，是因為之前之前的人做了很多事。」
「逆風吐痰/淚流入海/無人種樹/莫講話乘冷乘涼/霧中酒醒/露水破冰/同枱吃飯/莫講話修不修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