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編按：香港有數目繁多、林林總總的文學獎。舉辦文學獎有助發掘文壇新進，讓有志投身文學事業的人進身文學界。而不少現今的文學大家，都曾經是過往不同的文學獎的得獎者，文學獎對香港文壇可謂影響深遠。因此，本版組織特輯，邀潘耀明分享籌辦文學獎的感受與對文學獎的獨有見解；香港浸會大學語文中心高級講師、香港文學推廣平台主任朱少璋，以不同角度分析、探討香港的文學獎，作回顧與前瞻。
在香港，我曾策劃幾次文學獎。
最成功的一次，是二○一五年九月開始徵稿、二○一六年七月舉行頒獎禮的「我與金庸——全球華文散文徵文獎」。
這次徵文獎是配合香港文化博物館建立的金庸館而舉辦的。「徵文獎」因有海內外三十多家文學團體和傳媒參與，在推廣和徵集稿件方面，取得較好成績，獲獎作品的品質也頗高，從《我與金庸——全球華文散文徵文獎獲獎作品集》可見一斑。
另外一次，是「我心中的香港——全球華文散文大賽」，投稿踴躍，共收到七千多篇作品，成績斐然。
此外，之前還策劃過一次全球報告文學獎、全球旅遊文學獎。
以上徵文獎，因是民間活動，自籌經費，雖然也產生過影響，但因經費的問題，無以為繼。
香港有多項定期文學獎，較早的香港青年文學獎於一九七二年創立，是歷史較悠久和較成功的文學獎。
由香港公共圖書館創立的中文文學創作獎及香港中文文學雙年獎也對本土文學創作起了鼓勵作用。
民間籌辦的文學獎，如中文大學舉辦的「全球華文青年文學獎」及浸大舉辦的「紅樓夢獎」，影響較大。
前者是有心人金聖華教授與友人一手創立，是大專院校徵文獎中，最具影響力的；「紅樓夢獎」在華人文壇已建立較高聲譽。這是獎金最多的香港文學獎——首獎港幣三十萬，是由儒商張大朋先生個人贊助、香港浸會大學策辦的，殊屬難得。
一般人對文學獎的看法迥異。
譬如世界最具規模和影響力的諾貝爾文學獎，每一屆公布獲獎名單時，都引來不同的評論，所謂毀譽參半也！
這與評審委員及推薦者均有關係。
以諾貝爾文學獎為例，世界各國的諾貝爾文學獎的獲獎者、文學團體會長（主席）、大學的文學教授等都可以推薦作家，涵蓋範圍是夠大了吧，然後經過初審、終審，相對其他文學獎已是較客觀的和較具代表性的。
即使這樣，也有不足的地方，如推薦者有一定的局限性，評審團也有不足的地方。諾貝爾文學獎的評審團——十八個瑞典院士，迄今只有馬悅然教授是諳中文的。
換言之，如果華文作家的作品，沒有被翻譯成英文或其他外文如瑞典文、法文等等，是很難有機會進入評審委員視野的。
這就是為什麼馬悅然教授在不同場合演說中，曾一再強調，諾貝爾文學獎不是世界冠軍。
換言之，被「遺珠」的千里馬比比皆是，只因缺少伯樂。
相對而言，民間舉辦的文學獎比官方舉辦的文學獎更遵守遊戲規則，所以認受性相對較大。
過去，我曾做過某些文學獎的評委，在個別地區，文學獎進入終審時，已由主辦機構基本定了名次。個別獎項，連自己主辦機構的職工、家屬也能參加，大欠公允。
誠然，文學獎雖然有種種缺憾和不足的地方，對文學創作而言，有文學獎好過沒有文學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