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代精神:死後心理剖析 有作用亦有限制

文章日期:2020年09月28日

【明報專訊】近日死因庭的一宗聆訊過程中,專家證人提及了兩個爭議的診斷「對立性反抗症」(oppositional defiant disorder)及「品行障礙」(conduct disorder),引發社會許多人對這類兒童精神行為問題,以至其診斷方式的好奇和討論。

生命從來是無價。當有人對生存感絕望而選擇輕生,其背後原因總會引發關注。不論是解開當事人的心態、排除他殺可能的法律程序,以至於社會層面對自殺防範的研究和教育,死後心理剖析都有其必然的重要。

已故著名心理學家施奈德曼(Edwin Shneidman)是死後心理剖析的先驅。他於事業早年在洛杉磯的驗屍辦公室開始接觸一系列自殺者的資料,當中包括大量遺書,啟發了他對導致自殺和死亡成因之研究。他認為遺書很多時候能反映當事人輕生前短暫的心理狀况,但要對輕生行為背後原因有更深入的剖析,就必須從當事人的生活背景入手,訪談家人朋友等以分析其個人成長歷史,方可有更全面之了解。他從而創立自殺學(suicidology),藉死後心理剖析(psychological autopsy)來探討導致輕生的原因。

過分依賴「簡化論」 偏離事實本質

誠然,對於一個已經逝世的人,在無法直接面談的前提下,執行所謂心理剖析時必然要面對種種限制,藉着旁人憶述和環境證供而作出的任何結論,本質上都不能倖免於主觀臆測成分。

自殺和死後心理剖析這類問題,亦揭示了科學對人類心理有限度理解和社會期望之落差。對人類大腦之科學研究,總期望能發展出某些方程式,能預測人類思維和動機,尤其是某些「不良行為」。當代精神病學正是把各種不良行為界定為心理失調,視為醫學上的某種疾病,以各種定義來歸納和分類,並在這個基礎上研究如何診斷、治療及防範。但這種過分依賴「簡化論」(reductionism)的方向,把最複雜的人類思想行為強行歸類,納入各種定義框架。好比把經常流連在街不肯回家和品行障礙扯上關係,而忽略其自身的環境和身邊家人之互動等;又例如當某死者曾經出現思覺失調,便把其死因指向自殺等,往往會讓調查傾向忽略個案的獨立性,偏離事實的本質。

網上充斥着大量精神心理問卷,網民只需要透過回答問題選項計算分數,便能估算自己會否出現某種情况之風險。可是這類問卷的設計原意並非用以診斷疾病,而是藉一些簡單有趣的方式,加深大眾對某種情况之了解及提高警覺,但不能取代臨牀評估,否則亦可能墮入「簡化論」帶來之過分概括問題,因過分解讀而或出現誤解。

文:傅子健(精神科專科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