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ays of Seeing:新聞博覽館 只見久遠舊聞,近年爭議報道呢?

文章日期:2018年12月16日

【明報專訊】籌備了十年的新聞博覽館終於本月初開幕。「尊重歷史,客觀公正,不帶觀點」是館方展示的方針,一直說「新聞是明天的歷史」,坐落半山歷史建築的新聞博物館,如何譜寫香港新聞的故事?如果只是回顧歷史,博覽館裏陳列的「新聞」無可避免已成「舊聞」,予人明日黃花之感,而新聞卻本是瞬息萬變的當下,這當中的矛盾與衝突,又如何透過一個「館」,向一同經歷大小新聞事件的公眾呈現?

說故事同時為歷史定調,推介一個史觀,是博物館的慣常手法,如何做到公允又可適時回應社會?今期我們以新聞博覽館作為研究案例。

系統地整理 重塑發展

踏進新聞博覽館地下展廳,先以傳播媒介劃分:「報紙」展區率先鋪陳香港報業隨社會變遷的發展脈絡——從早年以商貿消息為主,及至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人口大增、經濟起飛,內容漸趨多樣化,加入更多貼近生活的本地內容如娛樂和體育。拐個彎,便是「電台」展區,整理了電台如何從官辦走向商營的歷史,講述電台如何從資訊傳播者,逐漸發展成讓政府解釋政策、市民表達意見的渠道,其後更透過互聯網傳播,亦記下了數碼聲音廣播的一頁。「香港是全球華人地區中最早有電視新聞廣播的地方」,「電視」展區以一句驕傲陳述作始,回顧從菲林、錄影帶到數碼化年代的製作變遷。

「分門別類以報紙、電台、電視等不同媒介類型,去講整個行業的發展,我們花了很大氣力。」博覽館董事兼展覽策劃委員會主席蘇鑰機教授指出,新聞博覽館的一大願景是將香港新聞的歷史發展保存下來,搜尋並有系統地整理昔日資料,呈現新聞界的發展軌迹。同時亦希望展現媒體發展與社會大事的扣連,「例如六七暴動與電台的林彬事件,我們做了個表,比對不同年代報紙的售價與當時的物價」。

新聞審查狀况 沒延伸到回歸後

開幕後兩天,我們邀來浸大新聞系前助理教授杜耀明同行參觀,花半小時便走完了上述香港媒體百多年歷史。「這是歷史的展覽,但同時沒什麼歷史感。」不過他認為問題不在於大比例地取材歷史,並引述意大利哲學家克羅齊說法,指任何歷史都是當代史,「意思是說,歷史由當代人寫,就會帶着一份二十世紀的關心去回看歷史。」當下的關注會影響觀察角度和書寫方式與內容。他舉例說,報紙展區中有「新聞審查」一節,就是我們現時非常關心的議題。有展板講及《刊物管制綜合條例》的落實與廢除、日本侵華時期報章內容須由華民政務司署審查等歷史,「開天窗是否一九六七年之後就沒有再發生呢?」批評內容沒有延伸至近代。

「報紙」展區內一個屏幕展示了政局在不同年代對香港報業的影響,嘗試呈現報業曾經百花齊放的景象——一九四九年前民國時期政局混亂,香港吸引了不同勢力前來辦報,戰後報業分成左、中、右報紙各有立場。「咁現在呢?」他認為香港的新聞自由像是繞了一圈,「客觀來說,展覽是incomplete(不完整),沒有延伸到主權轉移後的轉變。」杜耀明認為這裏不應該是一座只講述歷史的博物館,既然新聞審查從來沒有過去,應從狹隘的定義,延伸至法律以外、回歸後日益猖狂的自我審查。

展板僅以這寥寥數句帶過:「回歸後,有關新聞自我審查的爭議不斷,香港記者協會調查顯示市民及記者對香港新聞自由的評分均下跌。特區政府經常說,香港新聞及言論自由在《基本法》內得到保證,亦受香港人權法條例保障。」蘇鑰機認同這主題的重要,解釋篇幅有限,「即使給我一板其實也講不了多少,或者可以專題講座等其他方式呈現呢?不同形式我們都會考慮。」蘇鑰機說。

新事自行睇?急救舊聞更重要?

在電視尚未普及年代,晚報讓大眾更快得知當日日間發生的新聞。多年後,互聯網普及令新聞報道更為即時。作為以新聞為主題的博物館,又是否需要回應,或至少展示城市近年的重大議題?美國的新聞博物館(Newseum)每天收集和展示世界逾八十份報紙頭版。香港這邊廂,館內設有兩個專題展區,約每半年更換主題,頭炮主題分別為「四川汶川地震」和「北京奧運馬術比賽」。屈指一算,兩者發生於整整十年前,為何館方不聚焦近年如雨傘運動等城中大事?蘇鑰機謂理解公眾對新近事件的關心,「但有段距離沉澱後,才會知道如何講、如何擺才是適合」。館方另一考慮是,開埠百多年來重要新聞太多,展場二樓的互動投影幕展示由市民投選的十大新聞,雨傘運動亦榜上有名,只要站在幕前揮揮手,就能翻閱不同報章對同一事件的報道。

旁邊小屏幕則以十大新聞為獨立單元,放映新聞片段,夾雜記者講述參與採訪的過程。十大事件中,最久遠的是一九五三年石硤尾大火,白髮斑駁的時任《大公報》記者萬民光講述當年沒有手機,要向街上店舖借用電話不斷向公司「報料」,甚至要到賓館租房,借用前台電話。蘇鑰機指出相比公眾較易自行獲取資料的新事,館方更迫切是要「急救」舊聞,「再不做就沒有了,我們想找查良鏞去講,都找不到了,所以館裏他的片段,都只是從港台的『傑出華人系列』抽取出來。」

監察政府角色,展示足夠?

新聞博覽館前身是必列啫士街街市,獲評為三級歷史建築。蘇鑰機認為活化建築物也是館方的責任,館內除以展板講述街市歷史、孫中山與建築物的淵源,亦刻意保留部分歷史遺蹟,比如街市原來的劏雞房。館方「就地取材」在劏雞房的角落劃出「資訊抗疫症」專區,簡述歷年傳媒在鼠疫、禽流感和SARS發生時的角色。

「二○○三年SARS只擺出四張報紙,有冇搞錯?」杜耀明認為SARS是香港政府管治失敗的例子,當年他許多學生「唔知死」地日夜於伊利沙伯醫院「捕新聞」,「但點解咁慘,就是政府本身黑箱作業,為免引起恐慌,結果引起更大恐慌,製造更大的災難。」他強調傳媒的角色是逼令政府面對事實,惜未見於展覽突顯,傳媒當年不只讓大眾知悉事情始末,亦令市民團結面對疫症,「當年電台日日檢討疫情,醫生護士打上電台,告訴大家情况有幾慘。主持又打去醫院管理局跟進比如懷孕護士是不是不可以走等具體問題。通過傳媒amplify(放大),向有關官員問責,逼你要做啲嘢。」他認為展覽未有觸及傳媒如何監察政府運作,需要補白,SARS便是活生生的實例。

如同疫症專區,汶川地震專題展區亦嘗試突顯記者當年如何深入虎穴,展板上展示一幀幀照片,細訴攝影師如何架起蒸餾水作腳架拍攝,新聞台工程師怎樣以膠紙、發泡膠包裹雙腳,步行採訪。旁邊屏幕播放記者的自述,說到險被泥石流活埋,回望那次經驗的啟蒙。杜耀明深明記者當刻需要衝破的阻礙不限於技術、環境和體力,但指展覽未有提到記者後期所面對的消息封鎖,他認為即使館方強調客觀公正,記者遭遇的困阻本身並無爭議,「為何選擇這件事,不選第二件事,其實都有主觀判斷」。

傳媒老闆與政權關係 

展區另一方,放大展示災後幾天香港報章的版面,「很多人為香港有很多份報紙感驕傲,但當報紙的業權擁有人背景很單一,很多報紙是否就代表有很多元的觀點呢?」杜耀明說。他續指出產權轉變是報紙獨立性的重要指標,「過渡前後二十年對比鮮明,九七前香港報業基本上都是家族經營為主,《信報》未賣就是林行止的,《成報》未賣就是何文法的,家族色彩濃厚,九七後就陸續賣掉」。展覽未有點明二十年來傳媒與政權的關係愈來愈緊密,「這對報業影響十分重要,誰有發言權呢?你不會相信記者決定編輯的內容和方針路線,一定是持有人,擁有業權的人作主。」杜耀明說。

「五十年代到文化大革命期間二十多年,香港是觀察中國很重要的國際基地。當時查良鏞專程去大學服務社找資料,從內地報紙和刊物得悉文革情况,作為寫社論的根據。」杜耀明說。當年記者無法直接走進中國大陸採訪,香港憑獨特的地理位置,讓流亡的人捎來信息,成為重要的資訊集散地,杜耀明說:「香港傳媒業與內地很多人和事建立了關聯,應該從這些歷史記取我們寶貴的一課。」

重點沒放在香港新聞業的價值

館內有許多互動設施,包括仍未正式開放的控制室、讓觀眾體驗直播經驗的空間,還有舊報攤的模型打卡位,饒有趣味。「但除了要知道用什麼科技,都要知道採訪對社會的意義。」杜耀明認為展覽沒將重點放於香港新聞業本身的價值、新聞工作者的貢獻。

蘇鑰機曾三度帶員參觀華盛頓的新聞博物館(Newseum),兩年前甚至特意安排交流取經。Newseum有多樣的展覽主題,維護新聞自由的主張旗幟鮮明。蘇鑰機指出兩地社會脈絡不同,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保障宗教、言論、出版和集會自由,博物館外牆大字銘刻憲法內容。「他們有mandate(授權)要做這件事,社會亦有共識,香港社會當然也基本認同新聞自由,但沒有憲法存在,大家抽象地認同這件事,實際上如何落實可能有不同想法,這可說是沒有做得咁鮮明的原因」。捍衛自由是該館機構The Freedom Forum的宗旨,「新聞教育基金當然覺得新聞自由很重要,但這不是我們唯一辦館目的,在新聞發展回顧、傳媒教育等要取平衡。」蘇鑰機指出,政府撥款八千五百萬翻新活化建築物,在營運上不會資助分毫,靠各界捐款支持。而博覽館的表現直接影響捐款,現時博覽館不收取入場費,經費來源主要靠賽馬會以「每名參觀學生津貼五十元」的方式津貼。「做得不好,不給錢了,就要收工。」蘇鑰機說。往後經營便要靠不斷豐富更新內容吸引觀眾。

(系列完)

【大場小館系列四】

文//潘曉彤

圖 // 潘曉彤、資料圖片

編輯 // 蔡曉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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