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ays of Seeing:威尼斯台灣館鄭淑麗:想行動就變成藝術

文章日期:2019年05月26日

【明報專訊】如果在藝術,一個外人(2)

晴朗的威尼斯,著名打卡位聖馬可廣場裏外滿是遊客,在海邊往威尼斯雙年展主場館方向走,沒兩步就會踏上更擠迫的一座橋,人人企定在拍照——將鏡頭向着位置有點隱密的熱門景點「嘆息橋」。

橋的另一頭建築門前懸着巨大一幅粉紅色海報,宣傳台灣館「鄭淑麗《3×3×6》」展覽。

沿狹窄石梯而上,轉角,步入展廳,隨即被濃重的漆黑包圍,彷彿呼吸都驟然變得濃滯。

你已是監獄囚徒

展覽所在地是普里奇歐尼宮(Palazzo delle Prigioni),自十六世紀中到一九二二年是威尼斯的中央監獄,嘆息橋將它與總督宮(Palazzo Ducale)連接起來,昔日犯人會從總督宮的法庭經這條橋到監獄,所謂「嘆息」源自於此。聽說情侶在嘆息橋下的貢多拉(遊客觀光船)親吻,會得到永恆愛情,這個諷刺的傳說有趣地呼應着今屆台灣館的作品。

從拾級而上那一刻起,展方早放置告示通知觀眾,你已是這座監獄的「囚徒」:梯間3D掃描攝影機收集觀眾身影,扭曲變形後投射在一進展場所見的十個長幕,它們團團圍住一部巨大的圓柱形機器,影像由柱上高高低低的十部投影機緩緩繞圈釋出。策展人Paul B. Preciado解釋:「《3×3×6》這個標題的來源是今日西方監禁『性罪犯』和『恐怖分子』監獄體系的標準化建築結構:每個標準牢房有3×3平方米,沒有窗戶,被六個攝影機每天二十四小時監控。」今日世界,科技令監控更無孔不入,日常生活的真象透過真實的監獄描繪於眼前,叫人怵目驚心。

因性或性別陷獄

混在影像當中,還有十個因性或性別問題陷獄的角色,他們各有原型根據,來自十八世紀至當代社會的案例,由演員扮演,「Casanova X」原型是曾囚於總督宮監獄的風流才子Giacomo Casanova,他在一七五五年被捕,翌年越獄,鄭淑麗曾查考其罪名,「有說他跟某某的女兒有關係,有說是教會要把他關起來,他在自傳裏也提過不知為何被關,其實這是很典型的例子」。而她留意到的,是Casanova提倡用保險套,與當時教會的立場相反,猶如倡導安全性行為的先行者。為了擺脫此人在西方世界被塑造的花花公子刻板形象,她找了台灣表演者魏道揚演出這個角色,給他一張亞洲臉孔,另作命名。十人之中,還有影射傅柯(Michel Foucault)被指曾在波蘭遭警方調查同性戀行為而生的「傅柯 X」、以及二○一六年在社交媒體發布淫穢文章獲利而被判囚四年的中國女孩「L X」,事實上去年內地就有寫BL(Boys' Love)小說的女作家被重判囚禁十年半。

作品響亮國際

監控與體制、性與性別、科技與媒體,貫徹鄭淑麗以往的創作主題,與場地作為台灣館及威尼斯舊監獄的特色亦顯得如斯貼合。台灣自一九九五年以「國家館」身分參與威尼斯雙年展,後來因中國官方向雙年展大會施壓,自二○○三年起改為平行展,亦即與香港、澳門「同級」,雖然今時今日各個「國家館」已沒以往強調參展藝術家的身分及創作如何與所代表的地方扣連,但「代表」的意義,在國際舞台上處處受壓的台灣明顯仍十分重視。台北市立美術館在網頁上明言,「因為台灣在現實存在的獨特性,使得台灣館多年來在藝壇變成對台灣主體性巨大的想像標的。因其特殊重要性,北美館對於本項展覽的各項程序無不謹慎因應,希望能在威尼斯有最佳呈現」。

與香港由主辦機構選策展人,再推介參展藝術家有些不同,台灣現行的做法是由提名委員會推薦單一藝術家,然後與藝術家商討邀請誰作為策展人。鄭淑麗帶記者探進普里奇歐尼宮另一個房間,在專訪中談到對「代表台灣」的感受。「這是非常大的光榮,尤其考慮到我這麼多年都不在台灣;而且我老是覺得有點遺憾,到現在沒有一個作品真的是從台灣啟發的。以前有些台灣策展人找我,參加海外的台灣藝術家展,我很多時候也拒絕了,覺得不應該去奪取台灣藝術家的機會。」不過繼謝德慶之後,台灣再選上具國際地位的藝術家,其作品命題亦與世界關注的政府監控、#MeToo議題等息息相關,在機場、碼頭處處可見大賣展覽廣告,顯示台灣極希望把握每次在國際登場的機會,行響亮一着。

非自己身分作起點

是不是有意創作與政治很貼近的作品?鄭淑麗說「我的藝術絕對是跟生活息息相關」,不過「並不是說我覺得應該去做什麼,而是也許剛好有不同的機會可以接觸到不同的題材」。對於思考時代需要怎樣的作品,她認為「我覺得這不是藝術家的責任,藝術家沒有理由也沒有資源,也沒可能說我今天覺得社會走到什麼階段,可以提供怎麼樣的藝術。我想任何一個藝術家一定有自我成長的過程,在這過程裏面發展自己的作品」。

去年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中,鄭淑麗與天安門事件有關的作品Making News Making History - Live from Tiananmen Square首次在亞洲展出。成長於台灣戒嚴時代、畢業於台大歷史學系的她,一九八九年時人已在紐約,「我在紐約的時候,陳凱歌、艾未未都在那兒。華僑都在街上響應、抗議,大家都急着說應該回去支持學生」。因為她已持有美國護照,容易以遊客身分到北京,於是由陳凱歌借她一部V8錄影機,到天安門去拍學生。作品是五個頻道的裝置,既有CNN直播片段,也有內地新聞播出由廣場監視器錄得的畫面,顯示在各種利益牽扯下的媒體報道亂象。記者在《3×3×6》展場問起六四,她說:「那時真的沒有想到,現在回想天安門整個監視的體制,鏡頭架得很高,攝錄系統蠻大型的。」作品此後數度在美國展出,雖說今次展覽也以監控為主題,但她形容到北京在其藝術發展歷程上是「一個意外」,「我的第一個裝置作品是『綜藝洗衣機』(Color Schemes,1989)」,探討美國多元社會表面之下的種族及性別議題。

跟香港的謝淑妮一樣,鄭淑麗同樣被宣傳為「台灣館推舉單一藝術家參展以來首位女性藝術家」,「我當然是非常不喜歡被標籤了」,她笑言自己身兼三個少數族群的身分,「又是有色人種,又是女性,又是queer」,即使沒有列明這些,也會被貼「亞洲藝術家」、「台灣藝術家」的標籤,「雖然我的作品絕對跟我是什麼種族有關,跟我是女性、queer都有關連,但我從來沒有自傳性的作品,不會從自己本身的身分作為起點」。

反定型 反監控

走進另外兩個房間,一眾角色在十部影片出場、相遇,交叉組成不同的故事和對話,反思性與性別在社會及體制下如何被定型、監控,最後一間房揭示在背後控制一切的硬件及程式。作為網絡藝術的先驅,一般人可能想像她生活上會盡用嶄新科技,但她卻說在二○○七年Sundance Film Festival受委託創作《MobiOpera》獲Nokia贊助六部手機,展覽完結後一部部地用,直至近兩三年則改用朋友不要的電話,今次佈展「工作人員都笑我,每次測試都借手機。這是我自己本身拒絕在消費的一個狀態」。然而這個特點,亦體現了她強調集體創作的理念,既將她與所代表的台灣連結起來,同時與世界接軌。

架設展覽的監控系統由她主理,但一人不能成事,團隊名單中有台灣大同大學機械工程學系協助,作品的研究諮詢對象包括行政院數位政委唐鳳。技術層面見到台灣人的身影,而展覽內容就如藝術家所說,並非以自我身分出發,甚至向全球呼籲大眾參與反抗行動,hack入監控系統。第一個展覽室的柱狀投影裝置參照環形監獄(panopticon)結構:塔樓在圓心,定時射出循環迴轉的燈光,監控圍繞着它的每間牢房,但鄭淑麗設下的系統是倒過來,「塔是投影器,有能力去投射不同的影像,而不是去監視。被投射出來的人,代表他們被聽到、被看到」,入場觀眾也是被看到的人,「而且我們用軟件把影像改變,這樣人們就不會被監視到了,可視為軟件(對系統)的入侵」。影像還有一個來源,是她廣招全世界透過手機程式(3x3x6.com/app)上載自己的跳舞短片,聲援因在Instagram發布跳舞片而被捕的伊朗女生Maedeh Hojabri,如此展覽影像天天不同,「看到送進來的影片很感動,我覺得很多人送上影片,是一種I participated的感覺」。

Activist跟artist的分別是什麼?鄭淑麗笑得開懷,不少人都說這位藝術家看起來比較cool,一開口卻和藹溫暖:「也許我比較相信行動,不相信藝術吧。我想每一個作品都在做一個行動,當然最終採用了藝術的形式,也只能借用在不同的美術館、機構展覽的機會發揮影響力。我沒有太質疑是行動還是藝術,我會說我就是想行動,那就變成一個藝術了。」

第58屆威尼斯雙年展平行展台灣館《3×3×6》

日期:2019年5月11日至11月24日

場地:Palazzo delle Prigioni, Venice, Italy(嘆息橋旁)

(威尼斯雙年展系列:台灣)

文 // 曾曉玲

圖 // 鄭淑麗與2019威尼斯雙年展台灣館提供、曾曉玲

編輯 // 林曉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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