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碑達人潘律 紀念碑意義 隨時勢流動

文章日期:2019年06月02日

【明報專訊】六四三十周年前夕,全球最大六四紀念碑於美國加州落成,高六點四米、距離北京六千四百英里,方位傾斜六十四度,在自由的異國千喚萬念「六四」,將撕心裂肺的痛楚深深烙印在眾人的血與肉。

悼念民主烈士、記下歷史真相,真相和記憶是否就可如鑽石一顆,永恆留存?答案:是又不是。

據研究多國紀念碑的香港理工大學中國文化學系助理教授潘律發現,記憶的重量會隨時勢流動,以為不記得,其實記得。

記憶 不能只依賴紀念碑

生於上海,曾在德國留學,潘律驚覺德國首都柏林是一個遍佈紀念碑的城市,「我首先是被他們那種,原來紀念碑可以有這麼多種不同的形態與美學,可以不是像香港那樣一條石柱就是紀念碑的形式震撼,對我個人衝擊很大」。

豎立紀念碑的理由可以有千百種,而它的設計亦可以很特殊。例如德國漢堡為銘記納粹屠殺猶太人歷史的反法西斯紀念碑,竟會隨年月下沉,由在一九八六年豎立開始,用七年時間消失於地面。藝術家邀請公眾在碑上簽名,要他們承諾隨時保持警惕,當這個高達十二公尺的柱子被簽滿名字之後,便會消失於無形之中。告示牌以七種語言寫着:「到那個時候,就只剩下我們能起身抵抗不公不義了。」

討論過程也是紀念

潘律解釋設計者的目的,是希望人們不要以為豎立紀念碑後,就可以將一切反思戰爭和歷史的責任全推卸在紀念碑上,而是要主動地去接觸歷史、反思過去,然後行動,紀念碑才真正達成它的任務。而柏林尚有一個由二千多個混凝土柱排列而成、讓人置身於迷宮之中的歐洲被害猶太人紀念碑,興建前經歷長逾十年的社會討論。「所有德國紀念碑的設立都經過一連串公眾討論,有人會說這樣的討論過程本身就是一個monument。」

被一個個紀念碑震撼,令潘律萌生研究各地紀念碑的想法,遂在畢業論文中比較柏林和上海的紀念碑。「畢業論文的起點是希望探討,既然世人都說德國的紀念碑做得出色,那我們是否能夠從中知道自己又能做些什麼?固然在德國建紀念碑存在好多爭議和辯論,但相比很多國家來說,德國對紀念歷史事件的思考已經走過很多道路。」

當中意義 無法控制

很多人問她為何選擇柏林和上海進行比較?她解釋,兩地看似南轅北轍,但共通點是都曾經歷一種巨大的意識形態轉變。「德國是將東、西德合併在一起,東德是民主德國首都,所有的雕像、設計都是社會主義時代的產物。合併後,由西德主導德國,那東邊的記憶要如何處理呢?」她認為上海都有類似的情况,在改革開放後,由毛澤東時代轉變為後毛時代,連紀念碑都要面臨資本主義衝擊。

上海四行倉庫是其中一個有趣例子,此處原標誌着一九三七年中國抗日戰爭中淞滬會戰的尾聲,多年來早被社會遺忘,被改造為現代化的創意工業園區,但在二○一五年抗日戰爭七十周年之際,卻被重提。政府跟從歷史相片剝去加添的新牆,重現佈滿彈孔的舊西牆,形成一面巨大的紀念碑,並聘請電影製作師傅還原戰爭廢墟,期望中國人牢記抗日戰爭的慘烈,與國民革命軍在這裏抵擋日軍的風光歷史。「但極為諷刺的是,中國政府依照的舊照大都是由日本人拍攝,四行倉庫在中國人眼中是一個symbol for the resistance,象徵堅持,但對日本人來說則是symbol of victory,因為最後國民黨還是要撤退。」

而四行倉庫重新向公眾開放後不久,出現一段插曲,有四個中國青年表示自己是日軍軍迷,竟穿上日軍軍服到四行倉庫拍照留念,引起中國公眾抨擊。「其實人們是無辦法完全控制紀念碑的存在意義或結果,幾乎是無可能的。就像之前提及的柏林歐洲被害猶太人紀念碑,好多人都批評如果將openness of interpretation推到極致時就失卻了紀念的本身意義,因為大家根本不知道這個紀念碑是什麼。但設計者始終堅持給予公眾一個開放式的使用方法。」潘律認同這個做法,「因為有時你想控制都控制不到」。 

虛無的有形存在

她以三個層面研究紀念碑,第一是作為記憶的家,「如果記憶都需要一個地點,有一個物理空間去和記憶發生聯繫,紀念碑就是一個這樣的地方,這與抽象意義和歷史解讀相關」。第二是藝術層面,以往紀念碑的設計者多為建築師,後來有大量藝術家參與設計,藝術家如何參與社會是有趣的角度。第三,紀念碑更加是一個公共藝術,表現出一種城市的矛盾,她引述奧地利作家Robert Musil的句子,There is nothing in this world as invisible as a monument.,意即其實好多人從紀念碑旁走過,都幾乎沒有感覺到它的存在,紀念碑似乎是一個極其虛無的存在。

「雖說各國政府都將勝利或歷史中所謂的勝者為王這件事,透過這些紀念碑呈現出來,好像很宏大,以為可以將勝利永續下去,但不是的。人們經常忽視紀念碑,但同時又好奇怪地,紀念碑通常豎立在城市一個好中心的位置。」正如香港,佇立在中環皇后像廣場的和平紀念碑,幾乎沒太多香港人知道它的存在目的是為了紀念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殉職的軍人。「所以紀念碑是一樣存在好多好矛盾的東西,正正是因為這些原因,令我覺得紀念碑是一個好fascinating(迷人)的東西。」

記憶載體未必是實物

據劍橋字典,紀念碑(monument)定義為「為紀念特殊人物或事件而建造的結構或建築物」。因此,紀念碑不僅局限於石碑形態,民主女神像、天安門大屠殺浮雕亦包括在內。「其實紀念碑的定義甚至更廣泛。」她連忙跑回辦公室捧來一部書,說這本書和作者對她的影響很大,這本書是法國史學家Pierre Nora的著作《記憶所繫之處》,書內對空間概念的詮釋有別於傳統,「作者認為空間不止是物理空間,不是empty和homogeneous,而是一個非常政治化的戰場」。記憶的載體不需要是一件實物,可以是一個紀念日或一首歌,而它存在的意義亦可以隨時間改變。潘律舉例指如像在日治時代出現的台語歌《雨夜花》,後來被人民賦予台灣本土意識。

和平紀念碑 二戰後被邊緣化

那香港呢?潘律直言很多本地紀念碑都被邊緣化,包括和平紀念碑。「並不是九七年回歸後才被邊緣化,而是二戰後已是這樣。」她視和平紀念碑豎立於皇后像廣場為殖民地象徵意義,因為皇后像廣場是香港最早填海的地方之一,廣場向海,正反映英國乃經海路佔領香港,是一種顯示權力存在的表達方式。

見證殖民城市現代化

當部分學者將廣場發展視作是去殖過程,潘律的看法完全相反,「我覺得皇后像廣場正正反映殖民策略的轉移。原本殖民者希望透過紀念碑、透過好強的象徵形象傳遞權力。但當英國發現這個方法無效,好快就轉了另一個方法」。她認為殖民策略的轉移方向與香港戰後發展趨勢一致,就是將香港變成一個非常現代化的城市,這亦是英國後來將西方的現代化城市面貌搬來香港的原因,「因為現代化有一種視覺的力量,你會留意到廣場現在的模樣幾乎和六十年代是一模一樣,保留噴泉、有東方色彩的亭角,某程度上是表現出一種去政治化,我一直覺得香港發展的其中一個關鍵詞是去政治化,將去政治化視作一個政治」。由一個象徵式的殖民設施演變成人們休閒的地方,正是表現出英國政府將香港由一個殖民地變成現代化的、公民化的城市,進一步淡化和平紀念碑象徵意味。

意義或在前方

但當我們都相信紀念碑是給予記憶的一個場所,如果沒人再用作悼念是否就失卻本身意義?「紀念碑和我們每一個人都有的先人墓碑一樣,就算我們每年到清明才會探望一次,是不是不探他們,墓碑就沒有意義呢?不是的。」她認為紀念碑是為死者和逝去的時間而設,令紀念碑重生的方式有兩種,第一是儀式,第二是時勢,「人是需要一個機會去做懷念,至少每一年一個日子隆重一些去紀念和反思。而且紀念碑的意義是會隨時間改變的,有時可能已經被遺忘,但突然有一日又發生其他事,或許就會想起這裏有這塊碑的存在」。例如在六四時曾經有公眾在和平紀念碑設公祭,悼念六四亡魂。「因此,你很難在這一刻說紀念碑是否已完全失去意義,或許它的意義就在前方。」

為何難容工殤紀念碑?

上月工業傷亡權益會總幹事陳錦康離世後,我們都想起他的未竟之志,就是願港府設立工殤紀念日和豎立工殤紀念碑,但港府似乎不為所動,無非是因為豎立工殤紀念碑如同逼令政府承認工程的冷血與制度的錯誤。潘律嘆息:「我自己身處於亞洲,發現很少有地方願意建工殤紀念碑,或許和亞洲政府的強父權傳統有關係,你叫阿爸承認錯誤,他都不願意,與國家民主與否無關。」因此,她並不認為香港人在設立紀念碑的思考上特別落後。

「其實日本政府建廣島原爆紀念館或者都是被迫的,政府更想在紀念館裝修時再加入更多自己的受害者,我不是說不行,但同時你都要加強對這件事的反思才可以平衡到。」潘律突然臉色一沉,「有一點非常重要」,「我覺得大眾可能鍾意聽簡單的故事,但其實沒有一個紀念碑背後的故仔是簡單的」。

至於六四,她覺得中港市民談論的方式有少許不同,「我自己的一個經驗,在雨傘運動時我經過金鐘天橋,旁邊有三個內地來的旅客,他們見到下面好多人撐起雨傘好興奮,我聽到他們和國內朋友家人打電話說,這裏好多人呀,很似六四。那一剎那我覺得好得意,第一他們沒有預計會遇上雨傘運動,第二他們回去大陸根本不會說六四。但在這樣的scenario,bring them back to六四」。

記憶是什麼?

她說香港人常說要毋忘六四,重申我們要拒絕遺忘,這其實意味着我們擔憂終有一天這件事會被遺忘。「但當this memory is part of your body,就像這三個旅客,其實六四已經進入了他們的無意識之中。」她認為上文所談及的記憶似乎都是抽象的,就像哲學書上的概念一樣,但其實都必須要靠心理上的基礎,這與紀念碑的意義又有點不一樣。

「在香港其實大家都未必真是經歷過這樣的時期,六四時我只是一個小學生,我當時身在上海,但有一些北京的朋友,大家年紀都好小,未必理解運動,但卻在深處存在這個記憶。我有個朋友說,六四當時用了一個字眼叫戒嚴,他說直到現在,例如北京很多時候有重要的國家領導人到來,要進行交通管制,他根本無法說出管制這兩個字。」因為封路、管制就令他想起六四。「通過這種terming,因為某種scenario,就會trigger到我們的記憶,有經歷過就always there。有時可能要想想,記憶究竟是什麼,我們抓住的又是什麼。」

文 // 彭麗芳

圖 // 馮凱鍵

編輯 // 王翠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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