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種達人帝理邁 人權律師 有種責任

文章日期:2019年06月09日

【明報專訊】五月三十日,香港律師會周年大會。

理事會改選五席,共九人角逐。出席的一眾律師大概都知道,就在前一天,現屆理事張達明發文稱有律師朋友在WhatsApp收到訊息,「中聯辦希望你在今屆律師公會改選時可以支持下列人士」,並列出九人當中五個人的資料。此刻,候選人Mark Daly(帝理邁)手中握着一張紙,上面用熒光筆劃出了兩句話,輪到他發言,他徐徐把句子讀出:

Nothing strengthens authority so much as silence. (沒有什麼比沉默更能壯大當權者。)

他早明言反對政府急於修訂逃犯條例。最後,Daly得到1902票,以最高票當選理事,被傳媒稱為「票王」。律師是不是中立些好呀?他在鏗鏘的達文西名言之後,還準備了來自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南非前大主教圖圖(Desmond Tutu)的說話:「面對不公仍保持中立,就是站在壓迫者的一方。當象腳踩住鼠尾,你還說是中立,那麼你的中立,老鼠可不會感激。」

Mark Daly,為身處香港的弱勢打過不少著名硬仗的人權律師。

訪問後,他站起來送我出門。在律師樓門口,我看到他的client穿着黃衣,坐着等待會面,便點點頭互相打個招呼。一進電梯,在腦海消化剛才經歷的個多小時,彷彿看了場電影,裏面是關於正義的故事。

炎熱天,律師一身西裝,內裏還有一件黑T恤打底,攝記提議下樓到附近修頓球場拍照,他一口答應,還問,要不要拿個籃球?指指辦公室角落,竟就放着兩個。我們呆了呆:不用了。攝記又望望地上公事包,拿這個?「不不不,誰會管這東西?」嘿嘿嘿嘿嘿,笑聲沉穩爽快,又帶點慧黠,聽上去好治癒。「我也應該多做些運動,近排胖了些。」我跟在後頭,多得他的魁梧身影擋太陽。說着走進球場,入口有幾個警察在搜查一名黃衣男的背包,男子一副亞裔臉孔,叫住了Daly,Sir! You see, sir! Daly問你還好嗎?男子着急說不好,「警察要查就由他查,他們卻推我」,轉頭向警察說,他是律師。Daly聞言不亢不卑,伸出手掌向前按按,示意安撫:「由他們查,放鬆放鬆」,對警察說:「我們之後約了會面的。」確定情况無大礙,他繼續隨攝記拍照,但細聲要求,「我不想離他太遠。」最後無事,男子說聲待會見,我們便動身回律師樓。

Variety is good, diversity is good

以前律師行在旺角,Daly說搬到灣仔譚臣道已許多年,這一帶多了很多餐廳,「有時都幾貴,不過有很多好吃的。西餐中餐泰國菜,我什麼都愛吃。Variety is good, diversity is good.」政府引用《社團條例》禁止香港民族黨運作,召集人陳浩天提出上訴,接手的就是帝理何律師行,近日陳宣布放棄司法覆核。Daly:「我個人而言不信港獨,這案涉及的是言論自由」。他不便多評論,只說獨立是敏感議題,世上例子多的是,「如西班牙,又如在我來自的加拿大,魁北克也有這個議題,早年當地發生過暴力事件及其他問題,但現在不少支持獨立的人都當選進入議會。(談論獨立)有什麼大不了?如果只是和平討論修改《基本法》也不行,我覺得有點太過了。」

一九九五年,他來到香港。教他如何當一個人權律師的,是免費協助成千上萬越南難民爭取權益的Pam Baker(貝嘉蓮)。「現在我們去見當事人,有些年輕律師一天見四五個都覺得很多」,他笑自己都變了老嘢,總跟年輕人說當年隨Baker到難民營,「一個下午會見的個案達三四十個呢。」Baker能言善道,對每個人都十分尊重,「但更是一個鬥士」,他形容師父為權利而戰時像頭格鬥犬,「我在她和她的團隊身上學到很多,他們早年與政府對抗時非常進取。我是從加拿大來的,總覺得有事慢慢傾,但後來明白,當面對非常不願意合作的政府,你就要以法律武裝起來,與它咁高咁大,然後反擊,不然權利就會受侵害。」

師父去世後兩年,他二○○四年首次在一宗酷刑聲請案中打了一場大勝仗,代表斯里蘭卡青年Sakthevel Prabakar在終審法院對陣保安局。Prabakar被斯里蘭卡政府指是反政府武裝組織成員,因受虐逃往加拿大,卻因持假護照在香港被截,聯合國難民專員公署拒絕其難民資格申請,保安局於是下了遣送離境令。終院最終以公署未提供拒絕原因,保安局應獨立評估,判Prabakar勝訴,他後來定居加拿大。沒見超過十年,Daly回憶,有天他突然收到Prabakar的電郵,知道他已成婚並有三個孩子,「實在很開心,如果他在斯里蘭卡,很有可能會送掉了命。」這宗案件自此確認香港政府須擔起審批難民資格的責任,入境處其後引入行政機制審批酷刑聲請。

如今在德國,就多了黃台仰及李東昇兩個香港難民,特首林鄭月娥就此向德國駐港署理總領事表示強烈反對。他坦言,審核難民資格的事,在香港每天都發生,「我們前不久勝訴的,有一個來自索馬里,另一個來自孟加拉,但我們不會收到索馬里或孟加拉政府的聲明質疑為何要這樣做」,「在香港之所以顯得那麼特別和叫人失望,是因為我們不會想一個擁有健全司法制度的地方製造出難民,就像如果加拿大輸出了難民,會讓國家很難堪,因為你的地方差到有人要離開。」他有興趣了解德國向二人批出難民資格的原因:「我推測多少是跟言論自由和黃台仰建立支持港獨的平台有關,但現在我們不得而知。」

正說着,秘書敲敲門,送來一份判決書。他問:「Win?」把判決書反過來讓我看封面,最顯眼是LEUNG CHUN KWONG幾個字。這一刻,外頭新聞已傳得沸沸揚揚,高級入境事務主任梁鎮罡的同性配偶福利案歷經四年,在終院上訴得直。社會上Love Wins的呼聲在迴響時,Daly正翻着判辭最後一頁,淡淡然說句「得咗」(successful)。因應氣氛,我也只能淡定問:「這算是一大步吧?」「是是是,是一大步。」但他說早有QT案作先例,對最終結果不意外。

默默地,他又把社會向前推了一點點。並不是場場都是勝仗,二○一三年菲律賓女傭Vallejos的外傭居港權案,Daly就吃了一記敗仗。他說當人權律師必須具備的特質,「是堅持不懈(perseverance)」,「我返工八成時間都覺得深受啟發,有時會被擊倒一下,就重新站起來。」是什麼令你樂觀成咁?「不知道呢……」追溯一下也是有少少線索:年少時他曾想過當冰上曲棍球員,在運動裏學會打不死,與團隊精神。「我會受同事啟發,他們充滿熱誠地打官司」,「還有當事人」,「他們才是面對不公義的人,很多時要為尊嚴而戰,實際上遇到麻煩的也是他們,我們只能盡力幫忙,但他們是真正面對問題的人。」梁鎮罡是dream client,「他很聰明,亦真的想追求平等及LGBT的權利」,「他亦善於向人解釋,因為他們不是爭取什麼特有待遇,只是希望像他人一樣獲平等對待。」

The ones hiding are usually the ones who are lying

當人權律師掙不了大錢,Daly說律師行三四成案件都是義務接的,協助少數族群的他,在行內本身都是少數,但他認為自有好處,「有人處處隱瞞,有人在說真相,但我們不必隱藏什麼。為只想爭取公義的邊緣群體而戰,真理與透明總在我們一方」,「就像引渡條例的議題,那就打開內地的司法系統啊,為何你要那麼怕律師去見被中國拘留的加拿大人?」

他眼裏發光:「通常誰在隱藏,就是誰在說謊。(The ones hiding are usually the ones who are lying.)」

理事選舉後數天,香港律師會就發表意見書,首度發聲反對倉卒修訂逃犯條例。雖說Daly是票王,但當選理事的其餘四人鄭偉邦、江玉歡、湯文龍、余國堅之中,湯文龍憑大量授權票當選,其實只比Daly少一票。Daly承認律師會內部對意見書有不同意見,對於四人被指屬保守陣營,「實情是律師會內人人都要互相合作,我不會着眼誰是哪個陣營,只認為每人都要理性,會被合理的分析及理據說服」。至於香港律師會被視為比大律師公會保守,他就說這是律師會給人的普遍觀感,「有時律師會對重大議題的回應發表得不夠快,這是需要努力的地方。」然而政府推逃犯條例修訂的態度,他就批評是「完全不合理」,「這樣重要的事情,專業人士、商界和不少人都已說不應急推,甚至應撤回修訂,為何還要繼續?這對司法系統是很壞的先例。」

在香港二十多年,談及最具挑戰性的時刻,他說就在當下。「法治、人權、對司法制度的攻擊,就是最大的挑戰,來自內地影響香港及法律制度所造成的威脅」,「現在我們自己的政府,看來沒有為香港而站起來,林鄭需要多發聲,說明香港為何需要維持它的制度,但以我之前曾在理事會的三年經驗(二○一五至一七年度)所見,政府的代表通常只談北京的底線,而非有腰骨地站起來(standing up with some backbone)」,「我不是說要擲蕉、發狂,而是我們需要向內地一些有理性的人解釋,為何這對香港好、對中國好。」

他說律師會有責任發聲及教育公眾認識重要的法律議題。二○○二年,他寫過小冊子,闡釋反對廿三條立法的理據。有人說逃犯條例比廿三條更惡,是嗎?他說「我還未仔細分析……但兩件事都很差吧?」傘運後他曾被問,香港有什麼不同了,他說,是人民的期望不同了,「以前香港人說OK,我可以等,但等了十七年,到二○一四年八月人大有關香港政改的決定下來了,他們就發現不會得到所期待的。」自此情况急轉直下,「更多的專制、更多的沮喪」,直至議員宣誓DQ案,「不等法庭處理事件,北京的決定就出來了」,「所以步伐是愈來愈快,他們在嘗試操控制度。」

對於所謂律師要中立的質疑,Daly說不應沉默,他在律師會選舉上以達文西與圖圖的名言表明心志,我問席上各位的反應如何?他想想:「我不知道呀……不過我還是得到最多票,那麼應該有人喜歡這些話吧,不是嗎?嘿嘿嘿。」

他說笑:「我曾想過香港有真正的民主時就會離開,所以二十五年過去,我還留在這裏。」到現在他都可以告訴學生,你未出世我就已在香港了。二○一三年他受訪曾提及,內地的學生比香港學生更上心,因為香港的學生對法治頗以為是理所當然的;現在他說,這些年有了改變,「現在的實習生對人權議題有更多興趣,他們意識到如果不更警覺地保護香港,我們就不會再擁有香港。」一般香港人上不了法庭的戰場,為人權能做什麼?「不斷對議題加深認識,能發聲就發聲。有遊行或論壇就參與,投票去告訴政權他們的想法。」

西裝下黑T的八個大字

訪問差不多了,他提醒我,client在等,他這天傍晚還要去法律界反修例遊行。最後我實在很好奇,西裝裏那件好像寫了幾個大字的黑衣,到底是什麼圖案;見我不罷休,他只好鬆開恤衫鈕扣,亮出八個黃色大字:「生於亂世 有種責任」。「你知道這個吧?我知它的意思,只是未懂得翻譯。」怪不得眼熟,這些字沒見幾年,幸好終究認得。

文//曾曉玲

圖 // 李紹昌

編輯 // 曾祥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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