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識導賞:取笑陳偉霆 因為我們焦慮

文章日期:2019年06月09日

【明報專訊】說起陳偉霆,很多人都能立時如叫喚一個老朋友般叫一聲「的士陳」,或會異口同聲坦白「而我不知道陳偉霆是誰」,語氣甚至帶點自豪,對他的了解卻似乎就此止步。

陳偉霆最近拍了一個國際品牌廣告,鏡頭前他斷斷續續吐出一句句英語,不時雙手交疊以展示手腕上的新款手表,配合笑聲剪接,看來很努力表現自然。

廣告在網上瘋傳,二次創作不斷。

這樣一個明星,在香港,為何會受到廣告商或許也始料不及的高度關注?

「暴發式」走紅 體現中港品味衝突

「What time is it? Five thirty.」「What do I do to waste my time? Sleeping.」廣告流傳兩星期以來,茶餘飯後偶爾仍聽見有人自得其樂地自問自答,並以自己的港式口音模仿走樣的港式口音。流行文化評論人阿果認為,英語口音不是廣告引起迴響的關鍵,「其實都幾港式英文,幾本土,反而是那種作狀,令人覺得好尷尬」,指大眾的激烈反應其實要追溯陳偉霆的出道和暴發式發展。陳偉霆在二○○三年出道,後來成為Sun Boy'z成員,「他的存在感無乜,當時只懂他叫William,大家甚至未必知他全名」。後來他單飛出道,因第一首派台歌Taxi獲得了「的士陳」的稱呼,後來又有Do you wanna dance。阿果形容大眾對陳偉霆的印象是沒什麼才華的奀星,定位不明,「大家一直不覺得他是跳舞歌手,甚至不會稱他為明星,但就是那種很商業式包裝、依然生存,但不知怎樣生存到的藝人」。但他北上發展後出奇地走紅,阿果形容為「暴發」,實實在在表現中港矛盾,「大家毫不理解之餘,覺得他的走紅反映了大陸人某種品味,與香港咁不同。這種taste似乎在國際市場都被接受,大家就覺得嘩咁都得?」這種反感甚至沒牽涉更多的情感,他認為,香港普羅大眾對轉身北上陳偉霆甚至說不上感到「被離棄」,「離棄是你曾經擁抱過的嘛,但他在香港的時候,大家對他就沒有什麼感覺。反而阿G.E.M.就不同,部分人包括我都覺得這個人在音樂上有點才華,去了大陸真的有種離棄香港的感覺,但陳偉霆不完全是」。

融入中國市場 高姿態愛國

再推一步,藝人即使北上發展,阿果認為「都未必有陳偉霆這樣的效果」,舉例說在大陸拍過很多劇的劉松仁、黃宗澤也不至失去所謂的「港味」。他認為陳偉霆讓人感到「完全返了大陸」,其實是他自己擺出了一種明明白白的姿態,說起二○一五年中國抗戰七十周年的網上觀察,「當時很多北上的香港藝人都在微博表態,陳偉霆的表達基本上是咁多人裏面其中一個最核突的,說什麼『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祖國窩愛你 』。用大陸字眼去講,講很敬禮式的話,有些北上藝人我們不覺得他大陸化或者失去港味,就是因為他們在這些關鍵時候沒作出這些表態」。大眾對純粹「搵食」或會理解,但如近日表示支持修訂《逃犯條例》、理據卻「唔識講」的陳小春,在關鍵時候主動全心全意地表態的這些香港藝人,就會覺得他們已作出明確選擇。

流行文化與政治經濟學

所以在販賣娛樂的流行文化工業中,也必然存在中港對立的政治選擇嗎?阿果解釋,流行文化的生產體制本身已牽涉政治經濟學,要用錢捧紅一個明星,說到底就是誰有錢、誰人做老闆,層層推想,這個老闆在哪裏賺到錢,他的政治立場很可能影響他的生意。「一係中國,一係香港」,阿果認為大環境就是如此,「在敏感的政治環境下, 一為香港發聲,其實就代表你無咗中國市場,可能像明哥(黃耀明)那樣。當你要為中國市場很賣力時,也不可能為香港議題發聲,或者對很多事情只能沉默,不露面、遊行不出來」。阿果覺得這種冷處理如今反能得到很多人理解,偏偏陳偉霆卻選擇了一種「很非港即中的極端」。

「我們的明星」 與大眾同呼同吸

這次事件反映大眾對明星的期望,似乎不止從他們身上獲得娛樂。「其實幾想他們和大家同呼同吸,能理解大家的生活,知道大家關心緊什麼,甚至和大眾share同一種情緒。」阿果笑說這就是我們為何總將劉德華在藍田村長大、梅艷芳在荔園賣唱的故事念茲在茲,「大家會覺得藝人出自民間,出自和我們一樣的階層,才會愛戴,或者某程度上才會成立」。所以當目睹一些明星轉身,他舉例說如劉德華為團結香港基金拍廣告時,大家就會失望,「似乎他為某些權力階層服務,多於與平民百姓站在同一陣線。大家就會疑問這個明星還是不是『我們的明星』」。

這種與大眾同呼同吸的期許不限地域,阿果留意到中國大陸近年民情洶湧,在某些事上只要不表態,不表達感傷或憤怒,不同仇敵愾,網民就會群起攻擊杯葛,所以除了由上而下的壓力,民間也主動投入擁抱「民族大義」,「很多北上的香港藝人承受這種壓力,甚至未必是藝人本人,而是他背後整個流行文化工業都清楚這樣的玩法」。

迷戀英式口音 因為戀殖?

廣告一出,旋即有人打正「示範」旗號,以濃厚的英式口音為廣告重新配音,網民似乎十分受落。有評論指港人對英式英語的執迷其實來自被殖民的自卑以及戀殖情意結。羅永生在《殖民無間道》釋述英殖時期,港英政府如何以英語作為管治手段,訓練並勾結本地「高級華人」進行更有效的管治,浸會大學人文及創作系講師駱穎佳認為,這種手段正如法國社會學家Pierre Bourdieu提出的「區隔」(distinction),能夠掌握精英語言及精緻的文化品味就能與其他華人區別開來,而至今包括語言等不同方面的崇洋心理,皆承襲自這個歷史脈絡。

口音問題成抗爭工具

「但有些說法是,英國人在香港那種所謂英語的訓練,可能只是純粹的工具價值運用,多於教你認識真正的英國文化。」成長於殖民時期的駱穎佳記得,普遍家長和老師即使認同學好英文的必要,卻不特別對子女或學生的口音有所要求,去過英國留學的他甚至觀察到,當地亦未必人人能操所謂英女王標準口音。當現實如此,英式口音對於港人似乎更像是一種「很英國」的想像及象徵。他觀察到九七回歸後,當中港關係愈來愈緊張,這種執著也更為明顯,「就是所謂的後殖民,當香港愈來愈內地化,感到香港人身分漸漸失卻,街上示威抗爭發覺沒有用的話,語言可以算是一種柔性抗爭。大家都發現要重拾或堅守一些代表到香港人核心價值和核心文化的東西」。他認為「英語流利」的標準可以作為一種戰線,這次陳偉霆廣告事件正好被「借題發揮」。

排拒他者 建構身分認同

戰線的對立方就是中國?「肯定是的,香港現在愈來愈內地化,所謂『本土主義』就是大家希望尋找一些區分與國內人不同的方式。」在他看來,陳偉霆因為全面面向大陸,似乎再沒與香港有任何連結,加上將一部分港人引以為傲的英語說得很爛,觸發港人對身分危機的憂慮和憤怒情緒。另一方面卻是「 真的不好彩」,廣告在「這個時間」出現,讓他成為「代罪羔羊」。焦慮的港人在建構身分認同的時候,除了堅守一些本來就很清晰的核心價值,「比如你看反送中條例,大家其實都很清楚,某種法治精神我們需要捍衛」,也會透過「他者」的想像鞏固自己的身分認同,他認為陳偉霆就正正擔當着這個「他者」角色,他可能不單是作為一個「人」地被討厭,同時以一個「符號」被理解,「建構身分一定要找出一些他者,他們可能是我們覺得很『劣質』的,去區別自己與他們的分別,覺得香港人不是這樣的,並透過責備和取笑他,過程中釋放自己憂慮,發泄情感」。

文 // 潘曉彤

編輯 // 王翠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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