療傷達人中醫李家麟 運動終極勝利 在於回應自己

文章日期:2019年07月07日

【明報專訊】七一遊行過後,夜深食店裏電視直播着示威者攻佔立法會會議廳的情形。侍應圍起來觀看,連廚師都從熱廚房跳出來加入,這邊一句「咁入咗去有咩用?」那邊一句「毀壞公物,啲警察去晒邊?」緊握飯碗,我想像類似討論那刻正在全港大大小小的熒幕前蔓延。

漫長的一夜過去,翌日看見facebook專頁「懸壺善學堂」早上發布一張告示回應。告示指病人若重視自己的健康前來求醫,同時又認為關心社會的年輕人抵死,謝絕來訪,「呢度無醫師想見到你,老細話嘅」。掃下去,發現這間醫館在六‧一二已發帖公布「中醫義診小隊standby」,呼籲有需要可私訊告知傷患狀况,相約看診,「不限於今天,從傘運到現在,我們都希望為被不人道殘害的市民療傷」。隔天與這位「老細」在不用看診的下午見面,開始時他分享自己在兩次運動中的相似定位和不一樣的義診經歷,說到最近看診時,驚訝示威者「咁傷」,對方卻只是無奈笑笑,李家麟醫師向記者重演當時自己的錯愕表情,張開口,話就懸擱半空。

此時,咖啡店店員上前給我端上一杯草莓摩卡,李醫師便回過神來,以熟客口脗介紹說,「這杯叫做悲嘆莫名」。

一‧受傷示威者 善良平和清晰

「說真,這次是有點轉變的,我的sample size很小,但我看見上次傷者比這次激動很多。」回憶傘運清場後,李家麟同樣為害怕到醫院會被拘捕的示威者診治,「被打傷或者食彈後,上次比較憤怒,對政府不回應、用暴力方法執法好嬲,那種仇恨、對立很明顯」。傘運期間,他多晚在旺角通宵留守,清場時協助示威者爬上石壆逃走,因此非常貼近警察防線,他親眼目睹被拉到防線後的人繼續被棍打,質疑即使遇上反抗,相信警察亦受過徒手將人制服的訓練,直指暴力的意圖。事後,他從前來求醫、身形瘦小的女孩身上十四道警棍傷痕,不情願地確認了前線執法人員的心狠手辣。而事隔五年,眼前又是抗爭中一個個不敢到公立醫院的傷者,他慨嘆,傷痕固然怵目驚心,但這次最叫他深刻的是這些受傷示威者的善良溫和,「直情沒講過『這個政府正乜乜』,大家都是『唉』,個個都知道行動有什麼後果,當然這個後果不合理,但都是想清楚才做,不是出於仇恨衝動」。

網上貼出診治呼籲後,一些有意加入的醫師、護士曾私下跟他聯絡,但為了保障病人私隱,他只跟真正認識的人合作。但專頁上列明醫館地址,不怕警察上門?李家麟說因此會盡量流動診治,「幾時睇、哪裏睇、如何睇,我們都不會透露。」合共十數名求醫者當中,有因逃跑扭傷,有因承受胡椒噴霧和催淚彈而眼睛或皮膚腫痛、氣管不適,也有人被警棍擊傷,李家麟會為他們治理。另外也有人傳來照片描述傷勢,「有人對眼兩天都痛,還有點腫 ,問我點算,我就說可以試試買盒全脂奶找棉球抹一抹,通常很快好」。釋除應否求醫的疑慮,減低在醫院被捕的風險。

沒有視死如歸 是視自由如歸

求醫的人之中,他記得有一個「好誇張」,知道治療免費,卻反問可否繳付診金,「我想想,有些人可能有能力,不想用別人的資源,那就給啦。我說ok啊,他就告訴我過幾天有錢再過來,很文雅地用了一個四字成語說自己最近『囊中羞澀』」。李家麟焦急地着他馬上過來,叫他記帳,以後用在有需要的人身上,見面時那個男生的有禮溫順叫他難忘不已。七一晚上,李家麟在金鐘,搭上尾班地鐵回家前,他親歷離立法會範圍一段距離外的撤離狀况,這幾天遇到說年輕人「視死如歸」的評論,他都會強調想像過於暴烈,「真的不是視死如歸,如果是,就不會入去抬番四個人出來,就不會一知道四個人出來後就慢慢向中環撤退」。他頓了頓說:「他們是視自由如歸,視人權如歸,總之不可以踐踏人權和自由。視理性如歸,不可隨便扔出修訂就強行通過。他們是守住這些價值的人,他們都好想安全回家。」他認為,這次抗爭者的耿直單純,絕對是民意難以逆轉的關鍵。

二‧和理非的對立面 是暴力政權

自稱和理非的李家麟雖然覺得成本太大而不贊成衝擊,但也不認為應該譴責,「這肯定是一個衝擊,但大家也要想,他們有無衝人呢?」他提起立法會內柱子上的清晰塗鴉,「幾隻字好清楚,『是你教我們和平遊行是沒用的』。 和理非是暴力的對立,喂,最大的對立面是暴力的政權,而不是整爛幾塊玻璃入去噴漆、一個人都沒傷害的人。這兩天都有人寫,我終於明白他們為什麼要衝擊,就是要彰顯這是一個不公義、不屬於人民的地方。他們只是衝擊那個地方」。

有人輕生 政府不發一言

抗爭者衝擊立法會,叫他忽然想起一個病人斬雞的故事,那一對九年前求診的母子。記憶中,兒子約二十八歲,在單親家庭成長,與父親關係惡劣,情緒時常不穩,「有天媽媽看完病就傾下心事,她說好驚,因為有天兒子下班回來,雙眼通紅,眼神好兇,說『 我好嬲,你搵嘢畀我斬』,媽媽就入廚房拿砧板,冰箱碰巧有冰鮮雞,就連菜刀放在旁邊,阿仔入廚房關起摺閘,砰砰砰了很久。冰鮮雞粉碎,彈到周圍都是,砧板都裂開」。李家麟看來,阿仔好叻,憤怒時懂得回家向媽媽求助,沒有推她斬她,只問有沒有東西可以斬,媽媽也好叻,有正面回應。「香港人要求的是政府的回應,就像跟阿媽要一件她收起的東西,阿媽卻鎖起門。咪敲門囉,不理會,再大力一點,最後敲爛了就話我暴力。」與索取的兒子不同,不獲回應起碼可以自行發泄,但香港人更是無助,「我們沒得自己處理的,沒法自己撤銷暴動定性、講特赦、撤回修訂,沒法追究警隊使用過度武力因為他們肩膀上連號碼都沒有。我們是無能為力的」。相對歷任行政長官遇上有人輕生的表態,「起碼都會出來講發生這些事很痛心,希望大家不要再這樣做了」,林鄭面對四人跳下來了卻不發一言,「她直情是冷血。市民這樣衝,又怎算得上暴力呢?」

三‧查明施政責任 推到國際法庭

「有人話有霸佔,警方都要做嘢㗎,咪唔好做囉,立法會是屬於市民的,咪讓市民入去囉,他們要求的是對話。」六.一二當天,群眾也曾嘗試衝進立法會,李家麟問政府為何不做一個好好的姿勢,「如果由他們坐着不走,等你出來對話,立法會沒人能出入到癱瘓,由它攤着都沒事,咪繼續發酵。但現在政府是強力地意圖用武力停止這件事」。李家麟認為針對武力行動的獨立調查並非單單指向警察,「麻煩看清楚傷亡在哪裏。警察也有人受傷?查囉!」一九六六年發生九龍騷動,事後展開委員會調查,點出群眾一連串騷動行為反映殖民管治不足。李家麟認為調查六.一二事件同樣應巨細無遺地徹查整件事的緣起以及每一步發展的來由,「一查就要查到為何要執行這樣的行動,令警員市民有機會受傷,再推上去,就是誰人搞這條修訂出來,一定回到點解開始遇到反對時不聽,再而決定讓警隊以這樣的形式執法,導致最後的傷亡」。

「好了,就去到施政問題,就算獨立報告出晒,點啊?」李家麟認為幾多人查、誰來查都好,始終要將調查推到國際法庭,「如果民意仍很大程度不同意調查報告,香港又是個非民主的政體,點檢視呢?」他知道國際取態必然牽涉計算,「香港所以在國際上咁多人認識,就因為它搵得錢多,如果大家都放棄這個利益,咁算囉」。但他認為當國際仍未有統一表態,更要多花心機嘗試將這件事推出一點,「現在關門打仔,都要懂得求助」。「這樣說不對,兒子應該是政府,市民才是阿媽。」他馬上推翻自己的比喻。

四‧全面普選 才能治本

網上搜尋「李家麟」,首先會找到一堆關於他在橋底義診報道和訪問。自二○一一年起,他每個月兩個星期日、每個星期四都會到深水埗橋底贈醫施藥,另外也替低收入人士和癌症病患者義診,加上要兼顧醫館,忙得不可開交,回頭想,他不認為這樣做慈善可以真正改善社會,「好像無論如何救火,消防系統和樓宇結構有問題,始終不會安全」。他如此理解五點訴求的爭取與達成,認為即使統統得到回應,也不代表香港人能自此快快樂樂,甚至再推一步,有了民主政制亦不是一勞永逸。他說起兩年前到冰島郊區旅遊的遭遇,記得當時首都舉行大型示威遊行,「爭取什麼?竟然還在爭取男女同工同酬」。他看到這次許多示威者不成功便成仁的決心,但認為歷史的走向未必能於一代人的生命裏改變,很想跟抗爭者好好說一句,結果未必盡如人意,但堅持為自己相信的去做,這件事本身已經是完成了我們的意願,「要因為我有做這件事而覺得滿足。有人會話咁傻啊,遊行完又為自己鼓掌。為自己鼓掌有什麼問題呢?不是因為我爭取到什麼,而是我做了一件我覺得對的事,我為自己鼓勵一下,很ok」。

整個六月,香港人很忙。李家麟如同傘運期間,六.一二也在佔領現場,形容自己的角色是「先預防有人要治療」,幫忙清理道路上雜物,再次站在石壆下協助逃生。問到醫館的經營可有受影響,他直言:「我都打算執咗佢,商業的部分。」他看出記者的驚訝,續說:「好簡單,無論政府今天做幾多所謂德政,將庫房大半的錢分給市民,不再委任區議員,我仍然反對這個政府,因為不是全面普選,不是民主政制產生的。」他認為表達對一個政體的不認同,罷工是一種方式,「政府是個manager,如果沒有人被你manage就要收檔。政府需要錢運作,我們工作時掙錢,有一部分也同時養緊社會,只要運作已經在支持。不認同就要先傷害自己利益,同時也傷害它的利益,沒辦法」。所以他六.一○也參與罷工,六.一二無法擱下預約,便將診金撥入義診基金。即使如此,他認為對他來說依然不足夠,所以才打算更極端地「不參與」,「如果覺得不ok,點解我還要扮ok,繼續現在的方式生活?繼續益緊佢(政府)?」

五‧欣賞自己選擇 就是你贏的方法

問爭取民主是不是他「不參與」的終極願望?他便說到萬物有陰陽,抬頭看看懸着的吊燈解釋:「拿出一張紙,向燈的那面是陽,紙底就是陰。你有沒有見過一張紙可以有面無底?」假想有天香港即使得到民主,他認同政體的同時也會持久地監察和懷疑,「再好的政府都會做壞事,丹麥好了吧,但殺最多鯨豚。大家公道囉,我永遠贊成民主政體,因為有得換嘛」。聽來人永遠不得安樂?他勉勵道,我們不是要想怎樣回應這個世界,是要想如何回應自己,因為終極勝利永遠不在現實上,事物會不停轉變,也總有陰暗面,「我行醫的,關心生老病死。終極勝利一定在你自己,呼最後一口氣出來時,你好鍾意自己之前過的日子,欣賞自己的選擇,這就是你贏的方法。」觀乎這場運動,他認為以有用無用衡量衝與不衝,源自他這代人和上一輩的貧窮意識,他小時候尚且要在家中幫忙剪線頭幫補家計,認為成長於九十年代甚至千禧後的新一代正因物質條件相對豐盛,自小懂得「無聊」之道,因而領略無用之用,「打機有什麼用?做每件事都在計算得失,因為窮,不可以再失去」。衝擊立法會,有人疑問有什麼用,議事廳內商討中有人提到「象徵意義」,「他們開始擺脫到純粹現實世界物質的即時轉變。求不到的時候,就求表達自己,表達自己本身是很無聊的嘛,但原來他們最着重的就是這個表達。你都可以說自由、民主好無聊的,有什麼用?一定會發達?社會一定好嗎?這就是窮人意識,不會明白心裏富有的人想什麼」。他笑着說:「這班小孩子第日真的會很懂得什麼是快樂。」

文 // 潘曉彤

圖 // 資料圖片

編輯 // 蔡曉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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