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ays of Seeing:解讀紀錄片《美國工廠》 看中美管理方式碰撞

文章日期:2019年09月08日

【明報專訊】二○○八年十二月,在美國工業中心俄亥俄州代頓市,薄雪覆蓋已然停用的廠房。工人在最後的工作天相擁告別,有代表發言,為這座歷史悠久的老工廠結束感傷,又帶領工人祈禱,懇求上帝指引明路。接下來是一連幾個空鏡,翻轉的辦公室椅擱在黑暗中,破洞的旗幟在風裏無意義地飄揚。紀錄片《美國廠房》片名伴隨音響、原創音樂、剪接、製片人等等名單,在大型推土機、玻璃生產線重啟的畫面上浮現。這是最近火紅的紀錄片,關於一個中國富豪到美國接收倒閉工廠的真實故事,更因為它是美國前總統奧巴馬與妻子旗下製片公司的首部紀錄片,在中美貿易戰持續升溫的時刻上映,引來許多解讀。

中國人在美國辦企業

中國玻璃生產商福耀重啟沉睡美國工廠,《美國工廠》分別聚焦中國管理層和美國工人,片初很快便清晰交代了雙方的處境。叉車操作員Jill憶述自己在通用汽車工廠倒閉時,房子的抵押贖回權被取消,此後拚命想要再次回到中產生活卻不得要領。窰爐卸貨員Bobby在晨光未現的駕車途上,一路回憶自己過往一年半一無所有,感激能在福耀上班,熱淚盈眶。

福耀創辦人暨執行長曹德旺步出他的私人包機踏足代頓。這位中國富豪資金的進駐,是不是美國待業工人的救世主?曹主席面對夾道歡迎的同胞說出自己的鴻圖大計,「今天中國人到美國來辦企業,最關鍵的不在於賺多少錢」,他說,「而是讓美國人改變對中國人的看法」。但隨着玻璃檢查員Shawnea叼着煙慨嘆時薪從以往29美元大減至現在的12.84、安全主任揭露部分操作員需在極高溫環境下工作、主管向曹主席報告美國職業安全與健康管理局認為他們的生產線排得太緊密……不執著利潤的說辭不攻自破。

影片反映美中文化差異

自曹主席宣告他設下的經濟指標沒有達標,紀錄片便展開餘下部分,描繪許多關於美中文化差異——管理層在中國員工以統一節奏列坐吃午飯後,一本正經地以簡報和清單介紹「美國文化風俗習慣」,着大家認真「學習」。不僅中國主管向曹主席投訴美國工人「動作比較慢,手指頭比較粗」,連美國管理層參觀中國總部時,也自嘲美國工人最好的工具是膠紙,封住嘴巴效率就會提高。部分工人在被迫「衝量」的同時,漸漸意識到自己身處被逼迫的隙縫,籌組工會聲音日益壯大,中國資方卻始終相信管理層質素提升有助平息工會騷亂,開始進行高層人事調動,更外聘組織左右工人對工會的想法。

中國式管理如何誕生?

香港大學社會學系潘毅教授認為,紀錄片將勞資矛盾與工人集體行動的原因過於歸咎文化差異,「以我理解,其實是兩個資本主義的發展形態、階段相撞的衝突,不覺得文化是主要的解釋元素」。片中攝製隊跟隨美國管理層團隊到福耀的福建省總部參觀,一行人走到生產線之中,還在調整相機時,被突然一聲「立正!向右看齊!」嚇倒,「前後左右距離!看好自己的前後面!」工人們碎步蠕動調整「向前看!稍息!」工人們才放下僵硬的肩膀,迅即整齊地以口號回應領班的「大家好!」大喊:「好!很好!可以更好!」然後逐一報數,再而同呼「對不起!」、「請!」和「謝謝!」。美國人看得投入,後來更嘗試將這一套照樣搬演到代頓工廠,換來的是美國工人不明所以地湊合配合。

引入外資、制度改變下之產物

潘毅稱,此種所謂中國式管理並非中國傳統,一九九○年代進入工廠實地研究的她看到的並不如此,形容片中所見的軍事化管理模式如她在富士康所見的一模一樣,「將勞工者的地位變得很低,無甚價值,完全是改革開放之後才出現的新文化」。她繼而闡釋,在社會主義年代的中國,工廠其實都是國企或集體企業,擁有共產主義的理念,故此採用終身保障制度,工資相對固定,工傷出現時較有保障地處理,「你可能聽過社會主義年代國內有好多療養院,比如在煤礦、鐵路等較易受傷的地方,用來治療和進行復康。不只包你工作,還包埋你生死」。而整個制度改變,始於一九八○年代之後,當信仰進入資本主義大市場競爭才可發展經濟,中國便揚棄社會主義制度理念,走向資本主義,學術語言會以新自由主義理解。

「加入資本主義大家庭後,首先調整的是勞動關係,先打破終身僱用制度,引入合同、外資。」她解釋,片中的中國式管理形態,其實是在四大特區引入外資——引入香港、台灣、韓國和日本資本下才徹底改造。「中國的勞動關係和工人的勞動權益,甚至出現完全沒保障的情况。」即使如此,她認為這種被誤認作中國式的管理,造成的剝削,中國政府始終責無旁貸,「一個宣稱是社會主義的國家,為什麼可以容許比資本主義國家更為剝削的勞工制度出現?」當中國加入全球化的競爭,自認優勢是出賣廉價勞動力,便以此打擊美國經濟,潘毅認為,這情况在現時進行得如火如荼的中美貿易戰背景下,更為清晰。

比資本主義更資本主義

看《美國工廠》,潘毅覺得戲劇性在於,它展示了中國如何將一套已經改變了的、比資本主義更資本主義的管理形式帶回美國。美國本是一個後工業化社會,經歷了早期競爭激烈的資本主義制度,到漸趨成熟、有人權保障的形態演化,由工業化年代走向工會化,進入較有保障的年代。正正發展到在一九九○年代的黃金時期,大部分的資本卻出走到中國和其他東南亞地方,反令美國的工業區變成如代頓般的死城,工人相繼失業。與此同時,當資本進入中國,亦改變了中國原有制度狀態,「當高度剝削的制度在中國運作,二三十年來剝削累積的資本就有條件出去。有條件出去,就可以帶着這種管理制度和文化出去,出去後就遇上了美國,發生衝突」。

中國工人反抗意識抬頭

紀錄片從福耀招聘會開始,有人舉手提問,這會不會是工會化工廠,福耀代表斬釘截鐵地否定。其後在工廠典禮上,美國參議院成員致辭時出其不意地申明立場,表示支持工人努力組成工會的意願,當傳媒向曹主席詢問立場時,他從容不迫地回答,指工會影響勞動效率和企業效益,更稱工會進來,他就關門不做。工廠日復日的運作,愈來愈多問題浮現,有美國工人不滿無間斷工作,員工辛勤從未得到嘉獎鼓勵,與中國管理層也無法溝通。於是,有人發起投票,爭取工人支持籌組工會。

美國工會同樣被打壓

《The Glocal 全球政經評論》副總編輯尹子軒指出,工會制度的確在美國扎根多年,由是,美國藍領工人都以「參與勞動動作的工會成員」理解自己的身分。紀錄片呈現美中工人對工會看法和接受程度的差異,然而,尹子軒指出在美國這個發達國家,實際上,仍有很多企業反工會,拉鋸從來沒止息,「很多時候資方都有一些陰陰濕濕的招anti-union,尤其大公司」。而且美國工會的權力相對歐洲並不算大,「始終美國給企業的自由度大很多,稅收不是很高,加上特朗普上台後,特別對重工業廢除很多他認為是掣肘的規管,運作成本相對降低,但期望第一世界國家工人完成第三世界國家的工作,更要求產量一致,違反經濟概念,注定徒勞」。

中國式工會難獲資方信任

片中記述福耀總部也確有工會,然而工會主席是曹主席的妹夫,身分曖昧。潘毅指出,這反映中國工人對工會的看法——不信任,即使有工會架構,卻是一個假工會。這或許可以解釋,為何在美國代頓工廠,當企業派員向中國工人解釋工會的存在會如何阻隔與管理層之間的直接溝通,工人們會點頭接受。但潘毅留意到,中國工人正在經歷覺醒,並不如紀錄片呈現般,如離鄉別井的小黃(譯音)般不計較地付出,深信自己的利益與企業完全一致。「去年的佳士事件,工人會覺得,其實是工人的力量不夠強,工會的架構和選舉程序才會被資方搶奪。」她說中國工人漸漸醒覺,知道由資方掌握的官方工會,要慢慢轉化性質,需要工人自己爭取,「當然是很艱巨的,這幾年我觀察到愈來愈多抗爭、集體行動,甚至罷工發生,有工人要求重選工會,這代表中國的農民工在過去二三十年到近幾年,其實有進步,懂得要求」。她留意到中國工人漸漸懂得掌握生產周期,知道在出貨時期發動罷工,當生產稍微停滯阻礙,老闆的損失會很嚴重,「在我的研究裏,二三十年來,農民工的反抗意識,雖然不是人人都有,但相對來說,有一部分已經比較成熟,知道怎樣保障自己」。

關稅加減 工人首當其衝

資本家在美國接管工廠,尹子軒認為是經濟學考量多於政治,不過在中美貿易戰的背景下,關稅措施無疑加強了中國資本家投資的動機。然而為何奧巴馬的名字會觸動觀眾神經,雖然尹子軒不認同單從資金背景判斷紀錄片的政治動機,他嘗試理解這種敏感,「如果將此看成奧巴馬的批評,我想是一個多邊主義對單邊主義的提醒。就是說,在經濟上的競賽,最大的目標其實都是雙贏,不然反彈只會更大」。他指出,中美間的矛盾其實於奧巴馬在任時已經存在,只不過他的手段相對懷柔一點,他思考的是要共贏,營造一個公平的政策環境做貿易,「包括當時提出的TPP(跨太平洋伙伴關係協定),一個以規管來確保大家在公平條件下貿易的自貿體系,雖然in effect某程度上孤立了中國,但他其實說,中國是可以加入TPP的,不是抵制你,而是要你跟番全世界條rule去玩。奧巴馬會想,要影響到中國之餘,要將美國人受到的損害減到最低。但對特朗普來說,他是要自己贏,不介意美國人受到衝擊,覺得出現了什麼情况都可以自行補貼」。但他認為兩者之間其實只是態度上的分別,基本路線上的差異並不明顯,「我覺得這部紀錄片點出的是,政治跟不上現在商業的進步」,「其實現在反而有個趨勢,就是工廠回流美國,但用大量自動化方式,聘請很多工程師,而不是中低技術勞工,到時勞工斷層就會出現」,片末也預告了福耀未來在生產上自動化的藍圖。

惡性競爭 中美兩敗俱傷

「中國工人在中美貿易戰下,其實什麼時候都是首先受到衝擊。」雖然福耀注資先於貿易戰爆發,但潘毅指出,貿易戰展開,許多資本家也做出與曹主席相似的決定,為了逃避關稅或進一步降低生產成本等原因,將資金從中國外移到東南亞或其他國家。當廠房大量遷移,企業會調動管理階層建立生產線,對管理階層的衝擊相對小,但普通工人卻可能面臨失業。工廠訂單移走,工人可能一天有工作一天沒工作,日工情况加劇,加上生活成本不斷上漲,勞資矛盾激化。她形容,不論加稅與否,工人都是首當其衝地受害,「加稅就打擊現在打工的基層勞工,但不加稅就引入更多美國農產品,入口的玉米棉花全都比中國農民種植的便宜,直接衝擊中國農業生產,農民迫於無奈到工廠打工,但又要面對工廠遷移、經濟下滑,所以我會形容這個問題是死結。加與不加,兩個大國已經進入一個互相惡性競爭的階段,互相衝擊對方的經濟體系」。

文 // 潘曉彤

圖 // 影片截圖

編輯 // 王翠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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