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視暴力達人:鄭詩靈 濫暴致殘廢 當政權放棄一代人

文章日期:2019年11月03日

【明報專訊】訪問背景盡是細細碎碎的鳥聲,九龍公園下午的一切,令人好不愜意。中大人類學系副教授鄭詩靈約在這裏,用溫柔聲線說暴力。「學者Jasbir Puar有本著作名為The Right to Maim,maim的意思是令你斷肢。她用以色列政府作為例子,以軍針對巴勒斯坦青年人甚至小孩,不是射殺他們,而是射跛他們。」戰火烽煙,本來遙遠,但不過幾天前,幾步之外的尖沙嘴大街,處處是戰場。

警方10月14日公布,由6月9日至今,示威活動中有2582人被捕,443人被控告;林鄭10月初說希望立《禁蒙面法》具阻嚇作用,特別針對未成年人,透露開學後近四成被捕者未滿18歲。8‧11少女被射爆眼、8‧31地鐵車廂內男子向警員跪地求饒,「示威者被捕之後受盡傷害」,這些情景在她腦中揮之不去。「年輕人不斷受打壓,Right to maim,我也不想承認,但看到這似乎是現正發生的事。」鄭教授稍頓又說,「政府似乎是決意放棄這一代人,他們處理事件的手法是,你唔啱聽咩,走得你咪走囉,唔走得就要聽聽話話。針對的是年輕一代,因為50年不變之後,2047年是他們中年時,社會理論上就是這一群來掌舵」。

制度暴力 蠶食生命

「打死人的數字傳出去,會引起國際社會注意,但傷者是大家不太理的數字,你怎知是傷了手指還是沒有隻腳?沒人會去追究。以色列政府這種旨在terrorize(恐嚇)你,maim年輕人的做法,我看到就覺得,直情好似看到香港政府正在做的事,拉了2000幾人,1/3不足18歲,而控告率是17%,拉你是希望嚇你,讓你知驚,不要出來。」

制度令人慢慢接受死亡

幾個月之前,香港人對暴力的概念總之就是聽別人故事,隔一層玻璃,不痛不癢,不料今日竟然泥足深陷。也談制度暴力,「其中一個提出制度暴力比較出名的是medical anthropologist(醫學人類學家)Paul Farmer,他是做海地的研究,在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海地是一個很多戰亂、很窮困的國家,他看到很多人不單止病,病是有得醫的,但在這過程中,因為階級、種族、資源分配嚴重不均,令一些簡單的病都得不到治療。不是政府斬你、開槍射殺你,但制度上令一批人慢慢接受自己的死亡」。9月她與幾名學者在題為「有形?無形?:以人類學視角看『暴力』」的講座中討論暴力,同系的兼任助理教授、國際特赦組織香港分會總幹事譚萬基提出fast violence和slow violence,暴力分快慢,慢暴力無形不見血,「他做福島的研究,那些輻射是看不見的,其實就在蠶食人的生命、健康、整個環境。我們現在也看不到發生什麼事,沒人量過我們的空氣中有幾多催淚氣」。

代入訪談對象角度 建立信任

初次見面,離遠就能認出鄭詩靈。架一副白框眼鏡,頭髮兩側剷得根根分明,她正在做關於香港尋求政治庇護者及難民的研究,說與研究對象建立信任從不容易,「我個樣又似差婆、入境處職員,大家都覺得好驚,覺得你係madam」。她早在難民生活見到香港的制度暴力,說香港政府對尋求政治庇護者的態度,「就是盡量想踢他們走」,保安局將酷刑/免遣返聲請個案數字由2015年約1萬宗減至今年9月不足300宗;香港承認難民數字約0.8%,歐洲是34%。這次運動讓她聽到難民都不禁慨嘆,「現在你可信我們了」,「當下場景觸發他們想起在自己國家經歷過很類似的鎮壓,在他們的心目中,雖然香港的生活很困難,但都一直會說香港是安全的,誰知在幾個月之間,這個地方不再安全。入境處職員沒經歷過任何政治壓迫,無法想像這些事情發生,常覺得他們誇大、揑造故事,所以不信。這些朋友說現在你信了,這真的會發生」。

這個範疇的研究已做了七年,她說人類學所做的,是從當事人的角度看他們如何理解事情。當訪談對象以為你是警察而心生疑慮,如何解釋?「冇得解釋。其實當人懷疑你時,只可從行動說服他們。」她研究韓國美軍基地性工作者時,在美軍基地村進行19個月的研究,「至少用了半年,才令他們覺得信我」。當「人口販賣」成為國際間不少NGO、媒體的熱門詞,大家都認為這些跨國的性工作者是性奴、人口販賣的受害者,搶着要伸張正義,她想去聽這些女性的聲音。「我的研究發現其實他們知道自己在做什麼,有些人覺得性工作沒有問題、有些盡量避開性工作,但是不是想離開韓國回家?絕對不是。他們用了很多錢、時間、努力出國去賺錢改善自己與家人的生活,不想被人丟回菲律賓,而是想工作環境、勞動條件可以改進,這是只說sex slave不會看到的角度。」

願意聆聽 對家長很難

她明知這個角度「不sexy」,「我們的工作就是去一個comfort zone以外的群體,叫participant observation,跟他們一起做他們的事,希望知道他們如何想,理解到他們的觀點。但『反送中』,我沒可能進到他們的圈子,99%他們做的事情我都做不到,所以我的無力感也很強」。人類學者以外,她也是9歲、6歲小孩的媽媽。當林鄭「慈母論」一出,她與一眾母親籌備兩次「香港媽媽反送中集氣大會」,亦參與舉辦「18區媽媽」討論改善兩代溝通的活動。後生仔來得不多,不過她也聽到一些實用意見,「我問他們,父母應該如何做?他們答,第一是希望父母放下自己的架子,真的去聽,不要覺得是你告訴我要做乜做乜,願意去聆聽,這對很多家長都是挑戰」。再者子女要是出外,不要奪命追魂call,「他們驚阿媽好緊張,也會心亂」,不如協定一個時間,若過了鐘還未致電回家,父母自可來電。

「段爸」,不是真的要認校長做老竇

既研究暴力,她對潛藏的權力關係也很敏感,例如父母與子女之間。中大校長段崇智在閉門會面及發出聲明後,獲學生封為「段爸」,毛姨姨又被封為連登契媽。香港知專設計學院(HKDI)學生與院長對話,僵持不下時,男生說院長就是阿媽,一度逼問院長,「你有什麼感受?我只想聽你自己的感受。」這些家長形象背後是什麼?「我相信同學不是真的要認校長做老竇,而是想強調他有能力感同身受(have the capacity to empathize),學生重視的是這個,而非父母權威式的愛護。」人類學研究要先與對象建立rapport­ ── 一種明白對方、能好好溝通的關係。「我不夠膽講我跟年輕人做到,我願意做,只是未做到。」她強調在這場運動之中自己不是研究者,無法到前線,而是「邊陲的參與者」,亦曾主動接觸學生,了解他們遭受的肢體及性暴力,「但他們不是很願意講,認為自己不為錢上前線,不想焦點全在自己身上,以大局為重,不想別人覺得自己是受害者」。她說遭受警暴的學生在新聞報道裏作為受害者說出經歷,但私下傾談,她同樣重視聽他們談生活與理想,更完整理解一個人。

動盪中 愛與關顧

她任教的科目中,既有Political Violence and Human Rights,也教Anthropology of Body, Love and Emotions,既談暴力,也談愛情。年輕抗爭者隔着口罩輕吻的照片,觸動無數人,「之後相繼出現很多類似照片,拍下衝衝子的愛情故事。這是動盪裏的其中一盞明燈,以浪漫愛情作為一個符號,代表我們的文明(civility)、愛與互相關顧的能力」,「我相信如果校長當日沒那兩個多小時的閉門會面,真正聆聽學生的經歷和看法,是沒有足夠的empathy(同理心)去寫那封信,真的要放下自己的身段,聆聽明白理解,才可知道他們的看法和感受」。

太子站摺衣紙 感受更多

表與裏、有形與無形,如果願意看,就能掀開表層了解多點。她都曾有幾天到太子站摺衣紙,「我想知道他們在做什麼」。一世人冇摺過,她笑自己手拙,但感受亦更深。「我去聽他們說話,有人說祭的是冤魂,燒金銀衣紙是希望他們可以帶多些錢到來生,知道有人錫佢,會放些雞蛋仔、燒肉、魚蛋、寶礦力,日日清,日日補。現場的人有清楚分工,有的負責維持秩序、搬搬抬抬,熟知燒衣紙程序的人又會教如何做,例如黃紙要寫名,讓死者識得收。」但她留意到紙上會寫831,因為拜祭者不知名字。「這是很神奇的社會現象。很多人去上香、燒嘢,因為大家信有人死,但又證明不到。為何會信?因為我們看到警察的濫捕、暴力對待示威者甚至普通市民,沒紀律、沒專業守則地執法,令人們信警察會殺人,在evidence(證據)和belief(信念)之間的空間,就由很多傳言去填補。」

遊行時女兒問的「震撼問題」

制度暴力唔覺唔覺滲進人的生命裏,血腥場面只是讓不公義浮面。她的學生時代,在港大讀社會學,入大學那年正是1989年,還上過「政治科學學會」(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的莊,「碰巧那時彭定康突然說要直選,我們當年沒什麼政黨的觀念,又不知道什麼是選舉,跟同學搞了一大堆八九東歐政變的展覽,又去中學講解什麼是政黨」。六四發生前去過百萬人遊行,霎眼回頭,又拖着年幼孩子隨百萬人上街。人類學者通常負責問問題,做人阿媽可就不得不答十萬個為什麼,包括6歲女兒遊行時問的「震撼問題」。一百萬人遊行那次,行到政總,女兒問,「咁林鄭係咪會出來見我哋㗎喇?」「我就諗,大鑊,原來你咁樣諗。我話阿女,佢唔會出來㗎喇。」「點解呀?我哋咁多人。」他們家住太子,組人鏈的時候,有警察從警署俯視情况,阿女問:「警察會唔會射我哋?」「我做阿媽嘅,那刻當然立即說唔會。」阿女再問:「點解唔會呀?」「嗯……因為我們現在是和平集會。那刻都有些怯,因為知道自己說的不是絕對的真相,所以好困難。」

履行作為人的責任

「現在想起來,我遊行時應該答她,林鄭根本不在那裏吧,哈哈哈哈!」說着她放輕鬆,在長椅上抱膝,把正面移向我。鮮明外表像個小小提醒,讓人不時察覺到動聽聲音背後有份烈性子。她提及早前以校友身分出席港大評議會的大會,會上動議林鄭辭去港大校監,以及校方應確保被控的學生得到法律支援。這個場面以英文發言,有人說I love HKU very much,有天回校看到黑衣人在校園內叫喊,「I think that's not intellectual, so please don't bring politics into the university.」她亦回以英語,直接揭開不方便的事實,「We are speaking in English right now because of British colonial history, a very violent history, a very political history」,別說不要將政治帶入校園,如果你反對(保護學生的)動議,既沒有履行作為社群一份子的責任,更沒有履行作為一個人的責任。

她研究暴力的受害者,總不忘一個人是立體的,也有如常生活的時候。現在更切身體會到了,「做性工作者及難民研究,我也會生氣,但冇咁埋身;看到自己的政府和社會有幾多不公義,都哭了很多次」。抹抹眼淚,再去上課。「在韓國研究時認識的朋友,他們1980年代有份參與民主運動,叫386世代,當時30來歲、1980年代做學生,出生於1960年代。他們很多人坐過牢或逃亡過,說you fight and then you drink,玩完回來再抗爭。民主運動到了這個時候,要維持生活,同時也要抗爭,一樣要去想工作如何做、跟小朋友去游水踩單車,但同時要去想在抗爭中可做些什麼,以及示威者受到的傷害。」

文 // 曾曉玲

圖 // 黃志東

編輯 // 蔡曉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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