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區議會變天後，觀塘區、灣仔區均開會通過叫停被稱為「小白象」的音樂噴泉、社區會堂計劃，但無阻工程繼續進行，香港究竟擁有怎樣的社區規劃政策方針？在去年成都舉行的社區規劃論壇上，參與其中的有中大地理與資源管理學系伍美琴教授。她回想獲邀時的反應，「他們讓我談香港的社區規劃制度，我說，吓？香港沒有社區規劃，也沒有制度㗎喎，但民間爭取了很多」。很久以前，她聽過在北京工作的學生說，做事還得看政治氣候，「有時可以做，有時不可以做」，現在全球發展多時的社區規劃，轉眼在內地愈趨廣泛，「當然背後深層次是有原因，社區和諧，管治更容易，變相是更高明的維穩方式」。
當台灣是先行者，日本有發展，內地都開始建立社區規劃的制度，香港政府一如其做事作風，慢很多拍。到底成都如何做社區規劃？伍教授先談她在成華區見到的兩個例子：
青龍記憶5811
「那裏原先是一塊爛地，居民以前會用來放狗，見面點點頭便算。」5811是指寶成鐵路通車之日（1958年1月1日），鐵路從陝西寶雞市到四川成都，及後成為中國首條電氣化鐵路，成都青街道社區住了很多鐵路局的老工人，因此佔地3850平方米的「青龍記憶5811」項目以鐵路作主題，裏面包括「鐵路文化微博物館」，收集居民的舊物及舊照展出。伍教授雖留意到草地做工不佳，「但我對整體設計的印象很深刻」，她提到花圃由不同住戶提供的花組成；規劃團隊在研究過程中發現該區沒有喝咖啡的地方，所以增設一角；又設小蛋糕店，售價比外面便宜，亦由居民經營，「有商業活動可自負盈虧」。地方營造有The Power of 10的說法，「如果一個地方有十個原因可以吸引人去，一定vibrant（充滿活力），所以為何旺角、銅鑼灣總是人來人往，就如青龍記憶，可以去坐、去玩、看花、食餅、飲咖啡、睇展覽、談天，就會多人去」。
毛邊書局‧桃蹊書院
桃蹊路街區住了12萬人，原有的社區活動中心既小又偏僻，假日亦不開放。社區規劃團隊對區內居民的文化需求作問卷調查，收回1.5萬份問卷，當中42%投了「讀書」一票，14%對書畫有興趣，於是負責這個項目的規劃團隊找來有21年歷史的古/舊書書店毛邊書局合作，經營一個社區空間，「政府只是給予空間，那裏不只賣書，除了書局之外，還作為社區一個落腳點，鼓勵一家大小入來」，當中有課室可舉辦書法等課程、展覽空間等。在設計階段，團隊5次徵集公眾意見，對方案修改過12次，4名社區規劃設計師之中有一名是當地居民。伍教授經常提及「社會健康（social well-being）」，「社會的健康是住在裏面的人發覺我不是沒用的，原來也可貢獻社會，可以實現自我」。
與香港比較，又是土地問題？曾公開批評「明日大嶼」的伍教授多番力勸政府做好規劃，她說：「土地完全不是問題，所有地都是政府的，要畀人用幾容易？願不願意給出地方只是一念之差，但（政府）想管治好的話，真心希望社區和諧，人生活得開心，唔該你，諗清楚，土地是讓人用的，不是只用來賺錢的。」昔日學生總結北京工作經驗時提到的政治氣候，對於內地的社區規劃有何影響？她坦言，「這方面我不太清楚，這也是為什麼我會如此驚訝（成都的發展），而且他們不是今天才開始做」。
被拒、爭取過程 一一記下
成華區官方出版一本《社區規劃案例集》，記錄十多個計劃如何構思實踐，並附專家意見，內容亦不乏規劃團隊對計劃的反思，例如「青龍記憶5811」的部分，會記下曾被成都市鐵路局拒絕為工程連接水電，多次向當局去信不果，最後由鐵路局的退休職員向局方領導層爭取才可解決問題；另外八里莊社區一個「共享客廳」經營半年，規劃組坦承「運營效果並沒有達到非常理想的狀態，只能進行一個比較低微的循環」；桃蹊書院在建立過程中，亦因規劃組兩名成員參與得不夠積極，經共同評議被開除。伍教授認為「不斷改進很重要，做了會檢討，下次再改善。香港是開了頭覺得ok，便從不檢討，年年照做」，「在21世紀城市發展中這是很需要的，所以出現很多urban lab的概念，要看成是實驗，才會好玩」。
還權予民 社區「自治」
在案例集裏可見政府欲將社區規劃建立成一個制度，每個計劃均列明「社區規劃師」及「眾創組人員」名單，眾創組是什麼？在另一本官方編寫的《成華區社區規劃實務指南》中，列出眾創組成員包括社區兩委成員（即黨支部委員會及居民委員會）、居民領袖、居民自組織、社區工作者、社區居民、社會組織、社會企業、志願者。伍教授提及曾與一名「被稱為成都政府文膽」的女士傾談，「她說要還權給居民」，「當我問成都為何有這樣的發展，他們跟我說，成都人有豁達的思維，因為當地地震連連，他們跟死亡很近，明白有些事不必執著，會豁開去，做事少些框架，當然不代表沒有，肯定有」。
成華區的指南描述近年內地社區規劃的發展，最早是深圳2008年開始研究，上海在2015年隨之推行，上海嘉定區2016年還出版《社區自治工作指導手冊》，社區「自治」在內地是怎樣的概念？翻開成華區指南，裏頭開宗明義，「與由下而上的、通過政府與民間團體合作從而動員居民積極發展的『社區發展』不同，我國的社區建設運動是由上而下以及政府體制改革的一部分，體現了以行政力量推動社會運行的政治傳統」；不過同時確有提出「還權」概念，「成都市自2016年起推進城鄉可持續總體營造，在『還權、賦能、歸位』的基礎上，在居民自發組織過程中，建構社區的主體性，提升社區社會資本……」
伍教授重申內地社區規劃具維穩作用，然而「他們接觸外面的資訊也不會差，這是全世界都在做的，除了香港，台灣也做了很多年，社區規劃師這個制度是由台灣開始變得正式的，日本也有社區營造，亦有規劃師會落區，但如果說到除了政府訓練的規劃師外，還會邀請居民去做自己社區的規劃師，一起去規劃，這個模式可說是台灣所創的」。今天台灣不少地區營造的創意已為人熟悉，如台北將公園開放「認養」的做法，「有組織認養後會與政府部門合作，再設計公園空間，又與學校合作，讓小孩認養一棵樹，幫忙設計小卡片介紹。這是積極讓大家能用到這個空間，在用的過程建立社區關係，令大家身心靈都健康些，做法已很普遍」。
你睇人哋社區規劃幾好玩
社區規劃，在今日香港依然付之闕如，「我一有機會已經講，講了廿年都沒人理睬，這就是香港，令人很frustrated（泄氣），你睇人哋幾好玩，社區規劃就係咁好玩」。我們有的，是觀塘造價5000萬的音樂噴泉。她憶及往日中央政策組曾邀學者給予意見，最後政府卻每區派一億，衍生小白象工程：「我當時已說做這類項目是有趣的，又有就業機會，可讓當區的人參與研究，規劃師或設計師有工作機會，點知講完佢派錢叫人起嘢，眼都大埋。」
2011年伍美琴在港大工作時，曾為中西區區議會做研究，讓學生參與構思整個中西區的發展，設計圖包括連結海濱、建立平民大笪地、大帆船博物館，「但因為香港沒有社區規劃，區議會是諮詢角色，唯有將這些項目斬開，在各種政策範疇去問能不能做。後來當然不行啦，每個範疇早就定好優次，還想各個項目能一起實行，怎麼可能發生？簡直是神蹟才會發生，結果無一成真，或就算成真都做得零碎，這就是最大的問題」。
不過她仍寄望區議會可做到更多，「雖然做到這樣（上述成都項目）有少少難度，要有資金，最重要是空間」，「但可以教育當區居民」，everyone is a planner，「不要像奴隸被城市空間駕馭，你每天的生活都被社區空間克制着，不要覺得不關我事，是規劃師的事，這是錯誤的概念。你每天都在用這個城市，你話你係咪專家？點會只有城市規劃師才是專家？規劃師可能在某個範疇冇你咁叻，作為用家，你肯定有權利義務去參與規劃」。另外區議會也可先構思計劃，「到水到渠成時就把它拿出來，這其實是我引用一名公務員的話。我曾為渠務署研究將渠道活化成河流，你想想（要實行）有多困難？但那時署方有官員對我說，唔緊要，我們先做，來日政府有這個政策，我們立即拿出來，不就做到了？」她嘆：「有時政府就是這樣，無端端也有十項紓困措施，講咗咁耐唔得，突然之間又得，你唔知佢幾時得㗎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