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這個星期好忙，幾乎天天去旅行，不是坐飛機去無人島摘桃，就是去探訪朋友的家圍圈玩爭櫈仔——說的是窩在家中打機的社交生活。現實中隨着全球疫情急轉直下，政府發出限聚令，別說出境，出門都變得可免則免。這次我們不推介一個特定地方，如果你上班、添置糧食時總得踏出家門，一人立即成行，到處有封條為你highlight疫情下的城市空間。
幾天前才跟Sampson（黃宇軒）提過，我在居住的屋邨樓下發現一個得意群組，時近午夜，見三個大叔聚在亭下棋桌開戰，一人高聲說：「所以話你，真係全邨最渣係你﹗」一般熱鬧棋局是日間方見，他夜裏無改興高采烈心情，語氣仍是屋邨棋手一貫招積，誓要說到最盡。豈料幾天之間，涼亭便圍起紅白相間的封條，但一眾叔伯未打退堂鼓，其後棋桌上索性橫放鐵欄，不過似乎道高一尺魔高又一丈，不知是否因為欄中依然能見楚河漢界，後來房屋署以裝修用的藍白布密封棋桌才罷休。
封條陣 如小學生作業
我們挑了石硤尾邨看封條。那裏擁有格局錯落有致的公共空間，巨大幾何圖形與鮮明用色的設計之中，又有居民在大圓形裏放個小香爐供奉土地公的巧妙互動。然而當下更吸引人視線的，是綁起紅白膠條的各種設施。封條把人趕走，卻畫出更明顯的痕迹，有些彷彿是小學生工作紙「請用紅線圈起籃球場」的答案；有些像連線習作，沿着滑梯打幾個交叉一路綑到底；更有如繩結遊戲，將封條在遊樂場的繩網陣之間瘋狂繞來繞去，驟眼看封起來後更好玩過原樣（家長指引：千祈咪爬）。
頭髮花白的羅女士在旁邊空地做伸展運動，她說這樣封法對自己沒什麼影響，不過她不敢走近另一邊的涼亭和椅，以往會與街坊相聚聊聊。舉頭一看，其實還是有幾個街坊坐着，只是她沒有參與。我們到處去逛附近的小公園，亦容易見到三三兩兩聚坐的情景，有學生也有長者。
「在香港的獨特之處是，外國禁止兩人以上的集會好容易，但香港即使宣布了，無論在哪裏，還是很容易找到四個人站在一起的畫面，因為城市密度太高。」近日受訪多談疫症與政治的Sampson，常常討論防疫、封關措施，「又或我曾研究禽流感，談及的都是街市、雞場、醫院，但這次到了一個地步，疫情嚴重到不止影響這些特殊空間，而且影響到最日常的空間」。
「群聚」標準？
禁唱K後，傳媒街訪一名苦惱的伯伯，他埋怨的話頗有意思：「我在家有四個人，唱歌不過兩個人在房內，為何不可以？」宛如象徵大眾滿腹疑問，為何禁酒聚又不禁飲茶？為何五個人不可站在一起，地鐵車廂又可以坐滿一行？「群聚」，標準是什麼？Sampson說：「限聚令倒過來令我們想到兩個問題，什麼是群體、什麼是公共？」回想時代廣場禁busking那場關於公共空間的大辯論之後，「愈來愈少在不消費的情况下，能容許一些活動發生，而聚集到公眾。Social capital（社會資本）重點不在五個人一組，而是五個人與五個人之間會否聯繫起來。五個人食飯只是本來認識的人增進友誼，原本另一重更重要的公共生活是政治生活，人們無啦啦會在公園傾起偈來、區議員會集合眾人一起傾談，那種公共生活，在香港是沒有的」。
香港人的公共生活
五個人除了食飯、去球場坐，還可以做什麼？「封遊樂場其實是種貧乏的想像，除了這些可見的設施封鎖起來之外，都冇乜好封，因為已想像不到五個人可以去邊。年長一輩捉棋，而新的方法就是在Animal Crossing（電子遊戲《動物森友會》）「見面」了。當我們窮得只剩下眉來眼去的偶遇，是否應趁機去反思城市裏有什麼公共生活呢？」香港擠迫環境隱藏着人們在公共空間hea之必要，這天從所見的人之間尤其感受到：有時是通道一邊的樓梯，兩個婆婆跟一個年輕婦人坐得近，但並沒交談，拿着膠袋的婦人只是在掃電話；亭下四個長者，也是各有各坐，一人旁邊長長一排罐裝啤酒。他們需要的，是在家以外能夠暫待甚至久待的空間，而不止捉一盤棋的娛樂。
空城景象 何以令人着迷？
我們又去看商場。走進九龍塘又一城，沒想像中的冷清，蘋果店內更滿是客人。網上流傳世界各地令人着迷不已的大都會空城景象，Sampson覺得這份着迷很奇異，但更奇異是如此觀看角度，香港又是例外。「自從1918年西班牙流感以來，沒什麼疫症可影響全世界，但當時未有社交媒體，是沒那麼城市化的時代。這次是第一次很多大城市共同面對疫症，第一次人類歷史上發生嚴重影響城市環境與人如何使用城市的一場疫症，是real-time的，以前一個病由一處傳到另一處，要以年月計，現在是幾日後、一星期後，大家處於共時狀態去體驗影響日常的疫症。」
「當全世界的城市愈來愈習慣速度、二十四小時開放，很難有什麼可以煞停，就算9‧11發生還是會運作，唯獨疫症那般獨特，是以人的消失去對抗。任何一個地方都有攝影師去拍無人的城市，因為城市近幾十年來代表有很多人的地方，只有在死城，如內地超大規模但沒有住客的鬼城，在經濟周期的錯誤下才出現沒有人的城市。」空城影像令人着迷，我們是在沉迷看什麼？「如一種文明的衰落，愈繁華的地方愈無人，愈是文明的衰落，像澀谷十字路口那種影像就變得超級流行。」
香港人早已習慣例外狀態
但香港沒有發生突如其來的封城一刻，「我們很早已用循序漸進、盡量減少影響日常生活的方法去面對疫症，當別人為封城手足無措，我們卻一步一步來」。而疫情緊接未完的社會運動，讓香港人更早就習慣例外狀態，又一城正在不久前封鎖過，「我們面對疫症打亂日常生活、日常空間，跟打破眾人集會的狀態相似，例如那些不讓人『裝修』的defensive architectural intervention（為防護而修建的部分），便似現在很多地方封起、防人的狀態。我們如像早在預備着，要面對一個奇奇怪怪例外狀態的都市」。
怪異的是，想聚集時沒有很多選擇；想不聚集，同樣無甚選擇。巴士站等車的幾個人互相站得遠，保持安全距離；上了巴士的人，還是一行接一行坐滿，那沒低頭看手機的乘客，只能把他戴口罩的臉，側着朝向密封的窗。
【Ways of Urbanist Seeing (5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