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疫情過後，世界會變好還是變壞？社會有可能變得比較公平嗎？在香港失業率高企的同時，英美申領統一福利金或失業金的人數持續增加，外國經濟學家主流意見是失業人數上升將加劇貧富懸殊；不過逐漸亦有分析指疫情期間，窮人獲得政府援助，富人投資收益下跌，貧富差距有可能得到改善。
全球經濟危機重臨，各國窮盡貨幣政策救市但成效不彰，主流經濟學說飽受挑戰。
非主流學說「現代貨幣理論」（Modern Monetary Thoery，MMT）乘勢而起，有經濟學家更撰文指各國繼續印銀紙不會造成惡果，反而可以紓緩貧富差距，而收窄貧富懸殊正是令全球經濟回復高增長、高利率、高通脹（下稱「三高」）的關鍵，到底是否可信？
「現代貨幣理論」是什麼？
首先，綜合經濟界人士分析，MMT其實沒有很明確的理論架構，只是一種訴諸文字的思想，與傳統經濟學不同的是，並非由公式支持的數學或科學，令每個人對MMT的理解差距甚大。MMT重心思想可以理解為，主張政府可透過印鈔直接派錢予市民，印鈔不會造成極高通脹等嚴重後果；一旦出現通脹，政府只需減低開支和徵稅就可解決。近日美國通過逾三萬億美元經濟援助法案便被視為MMT實例，聯儲局印鈔買入美國國債，再由美國政府派錢予市民和企業。
而主流經濟學提倡的貨幣政策，包括調低基礎利率、降低金融機構存款準備金率等，是放水予銀行，再刺激經濟活動。不過各國現行無限量化寬鬆（QE）政策則已走至極端，亦不獲所有主流經濟學家支持。
直接向市民派錢 削弱央行角色
簡言之，MMT主張政府印鈔直接派予市民，提倡以財政政策解決經濟危機。QE則是印鈔予銀行，由銀行決定向誰借貸是貨幣政策。在MMT理論中，金錢分配的掌控權在政府手上，央行只是負責為政府提供資金的「印鈔機」，而不是獨立決策的金融機構。因此MMT無疑是削弱了央行的角色，為政府充權。雖說QE成效備受質疑，但多數人仍認同獨立於政府的央行有其存在價值，因為當財富交由政府全權分配，政府是否能用得其所？難免會出現政客為買選票而派錢予某些人的情况。
疫境下最被剝削的人
回說疫境之下的貧者愈貧情况，除了近日爆出防疫放鬆即有外賣公司改制度變相減薪，引發罷工以外，如果你住過唐樓，應該對大廈清潔員（俗稱倒樓）不陌生。他們並不受僱於公司，是個體戶經營，大多數在每晚八時到大廈樓梯間收集垃圾，再推到垃圾站。在疫情爆發期間，人人留家工作，多了在家煮食和叫外賣，明愛莫張瑞勤社區中心和港大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學生，在今年4月和5月訪問了19個西區大廈清潔員，他們說疫情期間垃圾量增加大約三成，而且很多時候都要徒手撿起被掉到地上的口罩和手套，亦因為工作量增加，需要延長工作時間。
藝術家白雙全得知情况後感到非常難過，因為他的父母亦是從事清潔，「做清潔的家庭呢，他們的小朋友，夜晚是沒有家人的。我的成長亦是家中沒有人，沒有星期日的天倫樂，這個行業好陰公」。他不忍心其他孩子要這樣度過童年，因此希望有人關注和幫忙維護清潔員的合法權益。
除了清潔員，因為示威運動與防疫措施，本地保安員的工作量亦增加了。但職工盟總幹事蒙兆達說，不少清潔員和保安員都反映僱主要求他們減薪。「僱主利用本地失業率高企的新聞威脅你減人工，否則會另聘他人，他們只能無奈接受。」
兒童成績差距也被擴大
由於低薪的勞動工人較少可以留在家中工作和維持社交距離，而且因為工作技術成分較低，往往在經濟下行時成為首先被裁員的對象，而停課亦擴大了貧窮和富有家庭兒童的成績差距。蒙兆達回顧香港每次經歷經濟低潮之後，由1999年金融風暴到2003年SARS，貧富懸殊都會惡化（見表），本地資源分配結構更加兩極化。
疫情帶來轉機 令社會更平等？
新冠肺炎引發全球大流行，追溯歷史，大型傳染病往往為社會帶來變得平等的轉機。美國史丹福大學歷史學家Walter Scheidel在2017年著作The Great Leveler曾歸納，世界歷史上唯獨在四種大型災難（瘟疫、革命、戰爭、政權更替）過後，才能持續收窄經濟不平等情况。其中，1347至1352年歐洲發生鼠疫（又稱黑死病），造成多達7500萬人死亡，疫情導致勞工短缺、工資上漲，收窄貧富差距。
或推動制度改革
不過，黑死病死者大多是60歲以下的勞工階層，而今次在全球已造成逾36萬人死亡的新冠肺炎疫情，死者則多為年長者。Scheidel近日受訪表示，不認為今次疫情會令勞動力出現短缺，預期工資不會有大影響。不過他點評，今次疫情仍然有可能改變各國收入不均的情况，因為人民會批評政府面對疫情的處理手法以及反思政經制度改變的需要，從而推向更和平社會。
而且，當疫情拖累經濟，富人投資回報亦會下跌，同時低收入人士獲得政府援助，因此不少分析指各國其實存在貧富差距收窄的可能。據外媒報道，美國在3月通過2.2萬億美元經濟援助方案後，每名失業者現時每周最多可領1044美元（約8092港元）失業援助金，比不少人原本打工所賺的薪金更多。
美國克萊姆森大學（Clemson University）經濟系副教授徐家健亦認同疫情過後，香港的貧富差距會收窄還是擴大，仍然是未知之數。「香港失業的人是好慘，但不是只有低下階層的人失業，中小企都沒有生意，尤其是旅遊和零售業，而我亦有認識的律師被減薪。」他指出現時已知的現實是香港樓價沒有大跌，股票市場則急瀉，意味投資者回報面臨下跌。
尚有一個關鍵因素是，經濟危機過後，政府選擇用什麼方法集資償還扶助經濟所借的債務，亦會影響財富差距情况。例如在二戰之後，很多國家都調高富人稅項，因而紓緩了社會財富不均的情况。
救經濟要棄QE取MMT？
扶貧除了關愛的人道立場，在經濟發展中亦愈受重視。2008年金融海嘯之後，各國實施量化寬鬆政策多年，一直被視為全球貧富懸殊加劇的成因。因為在持續低息環境下，變相鼓勵富人槓桿投資，而無被動收入的基層勞工可謂毫無着數，况且勞工收入增幅追不上經濟發展。全球主要經濟體的低增長、低利率和低通脹（下稱「三低」）狀况，在疫情之後可能會再持續一段時間。要如何令全球經濟回復「三高」？近日便有經濟學家提出關鍵在於收窄貧富差距。
中國財富管理機構諾亞控股首席經濟學家夏春於本月19日在網上撰文，力撐近年在金融界被熱議的MMT，批評主流經濟學存在重大缺陷。文中提到以下四個主要觀點：
一、「三低」並非新常態，工業革命前歷史上全球經濟一直維持「三低」。相反二戰後至1980初出現的「三高」才是歷史上的特例；
二、寬鬆貨幣政策不會像主流經濟學派認為，會將財富分配到經濟體中的每一個人，而是集中在極少數富人身上；
三、富人消費和投資傾向比窮人低。隨着貧富差距擴大，由於富人儲蓄比例較高，將會拉低市場利率，造成低通脹和低經濟增長，即「三低」，因此縮小貧富差距可以令經濟回復「三高」狀態；
四、MMT提倡只要失業率繼續高企，各國政府印鈔都不存在嚴重問題，不會造成高通脹。
MMT合理化政府印鈔行為
貧富差距是造成「三低」的原因？四名經濟界人士都對此看法不表認同。有不願具名的證券投資專家直言是「三低」導致貧富差距，因此夏春的說法是倒果為因。經濟金融專欄作家渾水亦說：「我很怕作者只是自己有一個結論，然後選擇一個一致性的理論去支持自己的理論，而MMT從來都不是很主流的學說。」徐家健直斥：「MMT只是將凱恩斯等理論炒埋一碟。MMT唔主流，而且好流。」他指出每次出現經濟下行，就會有人將MMT重新包裝，以合理化各國政府無本生利亂印鈔票的行為。自1930年代經濟大蕭條，便有人以MMT類似的說法指出大蕭條問題源於資本制度崩潰，到2008年金融風暴之後，出現俗稱「左膠」，例如美國參議員桑德斯主張傾向社會主義經濟理論思想。但徐家健認為MMT支持政府印鈔的理據並不合乎邏輯，首先每次經濟衰退，失業率高企的情况只是短暫性，而且貧富收入不平等其實並不全然是壞事，「收入不均都可以理解為擁有高學歷、高技術的人可以賺多點收入，鼓勵人讀多啲書」。
隨時重蹈金融海嘯覆轍
夏春文中指QE無助解決「三低」，幾乎一面倒力撐MMT是靈丹妙藥。他指出，MMT只要當經濟失業率繼續高企下，印鈔並不會帶來高通脹，最典型例子就是日本。但日本央行總裁黑田東彥去年否認日本財政及貨幣政策與MMT有關，強調日本央行購買國債是為了調整國債收益率曲線，達至通脹目標，而不是以MMT為基礎。
香港中文大學經濟學副教授吳嘉豪亦表示，完全不理後果地印銀紙很危險，因為政府一旦釋出錯誤信息，可以造成很大問題，2008年金融海嘯，政府出手拯救投行貝爾斯登，但沒有援助雷曼，及後政府又無限開水喉。先例在前，或會令市場預期日後出事時，政府會再出手救助，或造成美國金融機構更願意冒險放貸，企業亦更傾向冒險借錢。
MMT或催生「大政府小市民」
不願具名的證券投資專家補充：「簡單講，政府印完錢亂使錢出去就是MMT。但無限QE，即政府印完錢後給銀行借錢出去，就不是MMT。」他指理論上，如果各國實行MMT，還富於民，的確可以紓緩貧富懸殊。可惜，夏春文章雖然不斷捍衛印鈔不會造成惡性循環，但文章沒說的是，如果由政府胡亂派錢的話，有機會出現大政府小市民的社會主義模式，「國家權力過大，一是私人市場萎縮，一是像中國政府操控國企，國進民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