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達人楊子俊 重拾教職或在那一天……

文章日期:2020年06月28日

【明報專訊】反修例運動一周年的整個六月裏,楊子俊成為傳媒焦點。

問他有否想像過一年、五年、十年後會被遺忘,他坦言根據他對時事的觀察,他「這一類傷者」,有一天會被忘記,「所以就要趁還有小小影響力時,做晒我要做的事囉」。到傳媒開始不找他,他就可以回到自己的生活。

月中,他在社交平台上宣布不獲學校續約,在帖文最後寫着「盼望有一天,我能回歸教育前線,做個簡簡單單的老師」,這還有可能嗎?

教育界「潛規則」 隱藏政治立場

去年六‧一二,楊子俊受傷後,在截車趕往醫院的途中,手機震個不停,看一看,全是問候信息,當中有他的同事。當時,他還未預料到會被控暴動,心裏只有一件事——「死火了,行得好前喎今次,又拍埋片,會不會好快就影響我份工?」香港人認識楊子俊的第一刻,他便與任教的精英女校校名扣連。他所以會擔心,因為此前的他在工作場所從來都隱藏政治立場——那是教育界的潛規則,「你會觀察,過程就盡量先隱藏自己。明白了那裏的規矩,自然懂得怎樣做」。四年前到拔萃面試前,他做過資料蒐集,「原來校長是政協,老公是高官,雖然他們未必理會,自己盡量先做好準備」,於是他把社交平台上所有與政治相關的帖文統統刪掉。

終於,兩星期前,楊子俊宣布不獲校方續約,原因是學校決定下一學年取消中三級通識科,科組人手將會過剩。在校年資最短的他成為被裁對象看似合理,而他其實早已聽聞影響校譽的他早晚會被藉此開刀。

放不下學生 推遲接受手術

「始終我好大部分的生活就是教書,受傷後第一時間一定會想到自己的身分。」這位教師錯過進行手術首幾天的黃金時間後,帶着受傷的眼在六月底重返校園復工,最放不下的,是中五級學生花了一整年完成的通識專題探究(IES)。因為是校本評核項目,大家都很緊張。他一向會在同學最後提交報告前先過目一次,給予改善建議,「本身應該學生主導,但我覺得如果不教啱嘅嘢,她們永遠學不懂,所以想跟足點」。醫生事前解釋,完成手術後整整兩星期都要二十四小時趴下來,他因此將手術一再推遲,「二十四小時望住地下,基本上什麼都做不了,沒理由在還要上學的時間做囉」。他理直氣壯說,再遲一兩星期做手術,影響應該不算很大。

復工後比以前更低調

復工後這一年來,他形容低調的自己比往常更低調,同學設立的「連儂牆」被校方建議去政治化,改名為意見牆,被放置在封閉的學校教堂裏,他沒意見;學生搞校內集會,路過的他也僅是輕輕點頭便走開,「好驚因為我示威者的身分,當我跟學生有多點交流時,其他人看在眼裏就覺得好危險」。除了任教中三至中六級通識科,擔任班主任的他,連自己班上學生的名字也沒記穩,這一切都叫他內疚,也是他提早辭職的原因,「教書不只是教知識,也要體諒學生成長上的問題,適時給予關心,但現在我完全不敢做這些事,那我繼續在這個位置上還適不適合呢?這是我對自己的質疑」。

利東街重建談不得?

「專注教書囉,教通識科、教考試的老師」,他形容學校裏自己僅是這樣的人。他稱這間學校的Liberal Studies(通識科)不太liberal,相對不太着重社會議題的開放討論,較重視教授考試技巧,他也乖乖調節教學方式。在反修例運動之前,大家已一直自我審查。他舉例說,「今日香港」的單元講到法治,不空談概念,教師們一向都會與同學討論公民抗命是否符合法治原則,用的是馬丁路德金和甘地的例子。但傘運後,香港有了自己大規模公民抗命的經驗,教師反會迴避。楊子俊憶述,法治這課題因應時勢不斷修改,「忘了是不是『一國兩制白皮書』發表後,講到法官都要愛國。因為中國的講法,我們不再敢講香港法治是司法獨立、三權分立,就cut走這些部分」。紅線難以觸摸,連文化保育的課題上,教材裏利東街重建的例子今年也被換走,「原因是個project當年由林鄭搞,大家會覺得這樣討論是不是在揭她瘡疤呢?」今年的期末考試,謹慎的他想不到自己又再撞板,他草擬了一條關於新聞自由的題目,「DSE都出過,我覺得今年再出都合理吖,我用的case已經好mild」。題目裏,他引述TVB記者被示威者攻擊的事件,「好似好同情TVB記者𠻹啦,再引用中文大學傳媒公信力的數據,都是好學術的研究」,結果因為與示威活動相關,被認為太敏感而被否決。試題夭折了,他卻意外「tip中」了今年文憑試的必答題。

寧用舊教材 不討論敏感時事

「作為通識科老師,有時觀察到社會發生了什麼,覺得議題成熟了可以成為試題,但因為政治問題不敢討論,令同學學少咗嘢。」他無奈道,教材理論上每年都要更新,但這幾年大家出現了明顯疲態,「加入新的事例,好多時都是負面的,講到政府的不是,大家就會覺得敏感」。課堂用的例子因此荒謬地陳舊,比如講到社會政治參與的課題,還在談當年港鐵不允許攜帶大型樂器。

每次科主任提醒,楊子俊即使覺得過分,還是會接受,「相信背後其實有些高層會有想法,這個環境下,其實抗爭都有點無謂」。大環境是明哲保身,楊子俊順從的取態,來自此前在其他學校裏累積的經驗,那些血淚史,將會在他正在默默書寫的著作《逆權教師》裏一一回顧。

如果按時序記敘,新書第一章或會以他初出茅廬的經歷談起。在屋邨中學成長的他,從港大社會科學系畢業後,第一時間回到母校任教。「教番自己母校,總之令母校叻啲同學威啲就好。」當年他是合約員工,與另一名教師理論上是競逐教席的對手,他只盡力在教學上做好,眼見許多中六學生放棄「溫不到」的通識科,他私下整理薄薄一本「雞精」,「我做額外的事,好多老師不認同,覺得是同學本分,假設你做得好好,大家都不用再教啦」。從學生利益出發,令他被視為挑戰教學原則,最終敗給了常常攀附高層、在他眼中教得較差的對手。

選擇做教師,母校對楊子俊的影響很大,有感是香港教育制度的受惠者,在學習壓力相對小的年代,輕鬆愉快地度過童年的他曾經「好曳過」,其實也僅是欠交功課不上學的程度,後來獲「恩師」邀請做圖書管理小組主席,讓他學會了責任感,慢慢「重回正軌」,「香港教育制度的另一奇妙之處是不太理會學習過程,最後考試考得好就ok了」。會考勉強原校升讀的他中六重新振作,考獲足以入讀法律系的亮麗成績,揀選了心儀的社會科學系。

通識科擴闊眼界

他選擇社會科學,其中一個原因竟是因為讀過通識科,「覺得應該可以repeat番那種經驗,同樣都是理解下世界,關心社會」。在通識科還未被訂為必修科的年代,楊子俊模模糊糊選讀了,修讀「香港研究」和「人際關係」。老師讓他讀大量新聞,他後來慢慢感到自己與其他同學的分別,「對香港社會的認識,這個屋邨世界以外,原來有人搞緊民間電台,有人做緊公民抗命」。在社會氣氛相對平靜的那些年,最大規模的二○○三年七一遊行已經過去,這些事本沒獲廣泛關注,通識科卻迫使他留意,「起碼告訴你選舉制度是怎樣的,告訴你香港有兩派,那個年代好多年輕人完全不知道什麼是泛民,什麼是建制」。

社會學研究分析人的行為,從中歸納模式,建立理論,與通識科似有共通,兩者均着力探討社會現象發生的原因和影響。楊子俊認為通識科的有趣之處更在於找出問題後,有時會要提出建議。通識科二○○九年正式成為新高中課程的必修科目,楊子俊回想才發現這一科對學生思維的影響,「追溯最初一代的青年政治領袖,黃之鋒曾在訪問裏提到正因有通識科學習小組,不滿足於只看社會問題,覺得看完要行動,慢慢才有學生組織形成」。

在立身處世的個人層面,他認為通識訓練思考方式,對學生學習做人也有幫助,例如某些題型要求表示立場,「不是說你講完同意就算了,要高分的話,要求你顯示你對另一方的認識,然後做反駁」。現實日常,一樣要理解與自己相反立場的理據,才能有力堅持自己、說服他人。「也有另一些題型,要求解釋不同持份者之間的衝突,教的是一些技巧,比如展示持份者分別想什麼,描述他們之間為何有衝突,實際衝突的場面是什麼,這些都幫助他們排解紛爭,不是純粹以暴力分開雙方。」

取消中三級通識科 擔心是殺科先兆

因應高中必修,許多中學都會為初中級別開設通識科打好根基,自己學校明年將取消中三級通識科,他擔心是殺科的先兆,「DGS好現實,可能計埋數,通識科對那一屆學生可能沒有地位了,根本不需要浪費時間和資源。同事間會這樣猜,特別因為我們的校長和高層接近權力核心,他們收的風應該相對準確」。

進入了校園,楊子俊是同學口中的Mr. R. Yeung,不是抗爭者,他以受薪通識科老師的身分履行專業。「通識科精神就是要中立持平,不在於我們本身的立場。」在敏感教材已被篩選精光的課堂上,世界本應安全無害,香港人的抗爭血淚始終在缺口溜進去了。每學期一次,學生要自選新聞做報告,其中一組選擇了運動中的警暴,放映片段再加上取態分析。楊子俊一如以往在報告後補充資料,「通常講番另一邊的事,我就補充為何警方要咁做」。他即時從腦裏翻出大學修讀犯罪學時學到的警務概念,「有些理論會解釋為何警方有時要用高一級武力,有評估現場環境的武力,唔係要同等,要高一級喎,先可以壓制到你」。楊子俊在那一刻感到非常「超現實」,「由我講,我覺得她們未必會相信,但起碼我盡了自己的職責」。

他認為教師教學時立場要中立,但本身不可能沒有個人立場,哪怕是因見到年輕人被捕受傷而反對運動,「作為一個教育工作者,你沒可能沒有立場。不是說你要在課室裏宣揚自己的政治立場,反而是,當你有了立場,究竟你有沒有在做一些事,嘗試扭轉局面呢?」教師也是香港人的一份子,教協會員人數有約十萬人,「這個群體的犀利之處是,他們都幾有錢,有資源。他們作息也很穩定,星期六日有固定假期」,楊子俊認為那一方面是非常大的政治力量,給年輕人提供情緒支援也起碼是教師的本份。

教師可為年輕人做的事

在這之上,楊子俊認為通識教師在原有的課程框架外可以做到的事更多,「本身的aims可能有一堆,要令學生成為負責任公民,沒講到明要爭取普選,沒說要明白自由民主價值。但跳出這個框框,我們香港究竟需要什麼年輕人呢?下一代究竟需要想什麼?」其他科目可能受到課程實際限制,不會討論時事,通識科有它的空間。楊子俊認為,不同人都在不同崗位上發揮作用,教育不能獨善其身,「老師既然有這樣的資源、空間、人才,就值得去做囉」。沒有一個人會發號施令,每個教師依然可以潤物無聲。

制度不變 抗爭難止息

現正接受預購的新著作暫名《逆權教師》,楊子俊笑言書名有點嘩眾取寵,「逆什麼權呢,只是實踐緊香港人的公民權利嘛。我真正想分享的是,在教育界維持初衷和良心是好難的」。以前的他尚未懂得原來出自制度問題。當年離開了母校,他轉到了近日鬧出校長請辭風波的英華書院任教,汲取了上一次經驗,他調節了期望和作風,不做太多額外工作,免得惹來不滿,最終發現怕事不作聲,保守也還是會被競爭對手對付。

一方面愈漸保守,另一方面內心的不滿和反抗情緒愈來愈高漲,他將那本之前害他失去教席的參考書出版,對抗三中商,就自己成立出版社,「一年賣書可能賣千幾本,但讀者人數會累積,我可以將自己教育那一套影響更多人」。戰場不在校內的反抗,也不在街頭與警察搏擊。選擇在這個時間出版個人的教育血淚史,正因這段經歷在當下產生了新意義,「我教了三間學校,最後的收場都是要離職,這個教訓就是告訴大家,你為價值貢獻時,要看背後的問題在哪裏」。他說所謂逆權和抗爭,不是說打退了警方就贏了這場仗,「如果沒改變本身的政治問題,香港政府都是不民主的話,我們一日都是要繼續走上街頭用血淚換取想要的事,其實這是不健康的」。

楊子俊不是從小立志要做老師,改變他的是大學時到柬埔寨兩個月的義教經歷,英語不是母語,反而成為他活動教學的優勢,起初不敢講英文的小朋友漸漸掌握一二,日後更易維生,「我發現原來真的可以將自己一些學到的東西去改變別人的生命」。公布失業消息的帖文最後,寫着「盼望有一天,我能回歸教育前線,做個簡簡單單的老師」,這還有可能嗎?「現在這個制度下沒可能,如果真的光復到香港,我絕對有機會回到學校教書。這本身是我的工作,自己都好享受其中」。因此在消息傳開後,很多人給他介紹工作機會,也有學校向他招手,他感謝卻覺得不是他現在要做的事,「我想抽多點時間看看制度上我可以做到什麼,政府不以市民利益着想,一日不解決這事,它只是跟住政治任務去做。不嘗試去解決制度問題,最後的命運都是一樣的」。

《逆權教師》

作者:良臻(楊子俊)

預計出版日期:8月下旬

預購網址:bit.ly/2YAywXl

文 // 潘曉彤

圖 // 黃志東

編輯 // 王翠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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