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反修例運動一周年的整個六月裏，楊子俊成為傳媒焦點。
問他有否想像過一年、五年、十年後會被遺忘，他坦言根據他對時事的觀察，他「這一類傷者」，有一天會被忘記，「所以就要趁還有小小影響力時，做晒我要做的事囉」。到傳媒開始不找他，他就可以回到自己的生活。
月中，他在社交平台上宣布不獲學校續約，在帖文最後寫着「盼望有一天，我能回歸教育前線，做個簡簡單單的老師」，這還有可能嗎？
教育界「潛規則」 隱藏政治立場
去年六‧一二，楊子俊受傷後，在截車趕往醫院的途中，手機震個不停，看一看，全是問候信息，當中有他的同事。當時，他還未預料到會被控暴動，心裏只有一件事——「死火了，行得好前喎今次，又拍埋片，會不會好快就影響我份工？」香港人認識楊子俊的第一刻，他便與任教的精英女校校名扣連。他所以會擔心，因為此前的他在工作場所從來都隱藏政治立場——那是教育界的潛規則，「你會觀察，過程就盡量先隱藏自己。明白了那裏的規矩，自然懂得怎樣做」。四年前到拔萃面試前，他做過資料蒐集，「原來校長是政協，老公是高官，雖然他們未必理會，自己盡量先做好準備」，於是他把社交平台上所有與政治相關的帖文統統刪掉。
終於，兩星期前，楊子俊宣布不獲校方續約，原因是學校決定下一學年取消中三級通識科，科組人手將會過剩。在校年資最短的他成為被裁對象看似合理，而他其實早已聽聞影響校譽的他早晚會被藉此開刀。
放不下學生 推遲接受手術
「始終我好大部分的生活就是教書，受傷後第一時間一定會想到自己的身分。」這位教師錯過進行手術首幾天的黃金時間後，帶着受傷的眼在六月底重返校園復工，最放不下的，是中五級學生花了一整年完成的通識專題探究（IES）。因為是校本評核項目，大家都很緊張。他一向會在同學最後提交報告前先過目一次，給予改善建議，「本身應該學生主導，但我覺得如果不教啱嘅嘢，她們永遠學不懂，所以想跟足點」。醫生事前解釋，完成手術後整整兩星期都要二十四小時趴下來，他因此將手術一再推遲，「二十四小時望住地下，基本上什麼都做不了，沒理由在還要上學的時間做囉」。他理直氣壯說，再遲一兩星期做手術，影響應該不算很大。
復工後比以前更低調
復工後這一年來，他形容低調的自己比往常更低調，同學設立的「連儂牆」被校方建議去政治化，改名為意見牆，被放置在封閉的學校教堂裏，他沒意見；學生搞校內集會，路過的他也僅是輕輕點頭便走開，「好驚因為我示威者的身分，當我跟學生有多點交流時，其他人看在眼裏就覺得好危險」。除了任教中三至中六級通識科，擔任班主任的他，連自己班上學生的名字也沒記穩，這一切都叫他內疚，也是他提早辭職的原因，「教書不只是教知識，也要體諒學生成長上的問題，適時給予關心，但現在我完全不敢做這些事，那我繼續在這個位置上還適不適合呢？這是我對自己的質疑」。
利東街重建談不得？
「專注教書囉，教通識科、教考試的老師」，他形容學校裏自己僅是這樣的人。他稱這間學校的Liberal Studies（通識科）不太liberal，相對不太着重社會議題的開放討論，較重視教授考試技巧，他也乖乖調節教學方式。在反修例運動之前，大家已一直自我審查。他舉例說，「今日香港」的單元講到法治，不空談概念，教師們一向都會與同學討論公民抗命是否符合法治原則，用的是馬丁路德金和甘地的例子。但傘運後，香港有了自己大規模公民抗命的經驗，教師反會迴避。楊子俊憶述，法治這課題因應時勢不斷修改，「忘了是不是『一國兩制白皮書』發表後，講到法官都要愛國。因為中國的講法，我們不再敢講香港法治是司法獨立、三權分立，就cut走這些部分」。紅線難以觸摸，連文化保育的課題上，教材裏利東街重建的例子今年也被換走，「原因是個project當年由林鄭搞，大家會覺得這樣討論是不是在揭她瘡疤呢？」今年的期末考試，謹慎的他想不到自己又再撞板，他草擬了一條關於新聞自由的題目，「DSE都出過，我覺得今年再出都合理吖，我用的case已經好mild」。題目裏，他引述TVB記者被示威者攻擊的事件，「好似好同情TVB記者𠻹啦，再引用中文大學傳媒公信力的數據，都是好學術的研究」，結果因為與示威活動相關，被認為太敏感而被否決。試題夭折了，他卻意外「tip中」了今年文憑試的必答題。
寧用舊教材 不討論敏感時事
「作為通識科老師，有時觀察到社會發生了什麼，覺得議題成熟了可以成為試題，但因為政治問題不敢討論，令同學學少咗嘢。」他無奈道，教材理論上每年都要更新，但這幾年大家出現了明顯疲態，「加入新的事例，好多時都是負面的，講到政府的不是，大家就會覺得敏感」。課堂用的例子因此荒謬地陳舊，比如講到社會政治參與的課題，還在談當年港鐵不允許攜帶大型樂器。
每次科主任提醒，楊子俊即使覺得過分，還是會接受，「相信背後其實有些高層會有想法，這個環境下，其實抗爭都有點無謂」。大環境是明哲保身，楊子俊順從的取態，來自此前在其他學校裏累積的經驗，那些血淚史，將會在他正在默默書寫的著作《逆權教師》裏一一回顧。
如果按時序記敘，新書第一章或會以他初出茅廬的經歷談起。在屋邨中學成長的他，從港大社會科學系畢業後，第一時間回到母校任教。「教番自己母校，總之令母校叻啲同學威啲就好。」當年他是合約員工，與另一名教師理論上是競逐教席的對手，他只盡力在教學上做好，眼見許多中六學生放棄「溫不到」的通識科，他私下整理薄薄一本「雞精」，「我做額外的事，好多老師不認同，覺得是同學本分，假設你做得好好，大家都不用再教啦」。從學生利益出發，令他被視為挑戰教學原則，最終敗給了常常攀附高層、在他眼中教得較差的對手。
選擇做教師，母校對楊子俊的影響很大，有感是香港教育制度的受惠者，在學習壓力相對小的年代，輕鬆愉快地度過童年的他曾經「好曳過」，其實也僅是欠交功課不上學的程度，後來獲「恩師」邀請做圖書管理小組主席，讓他學會了責任感，慢慢「重回正軌」，「香港教育制度的另一奇妙之處是不太理會學習過程，最後考試考得好就ok了」。會考勉強原校升讀的他中六重新振作，考獲足以入讀法律系的亮麗成績，揀選了心儀的社會科學系。
通識科擴闊眼界
他選擇社會科學，其中一個原因竟是因為讀過通識科，「覺得應該可以repeat番那種經驗，同樣都是理解下世界，關心社會」。在通識科還未被訂為必修科的年代，楊子俊模模糊糊選讀了，修讀「香港研究」和「人際關係」。老師讓他讀大量新聞，他後來慢慢感到自己與其他同學的分別，「對香港社會的認識，這個屋邨世界以外，原來有人搞緊民間電台，有人做緊公民抗命」。在社會氣氛相對平靜的那些年，最大規模的二○○三年七一遊行已經過去，這些事本沒獲廣泛關注，通識科卻迫使他留意，「起碼告訴你選舉制度是怎樣的，告訴你香港有兩派，那個年代好多年輕人完全不知道什麼是泛民，什麼是建制」。
社會學研究分析人的行為，從中歸納模式，建立理論，與通識科似有共通，兩者均着力探討社會現象發生的原因和影響。楊子俊認為通識科的有趣之處更在於找出問題後，有時會要提出建議。通識科二○○九年正式成為新高中課程的必修科目，楊子俊回想才發現這一科對學生思維的影響，「追溯最初一代的青年政治領袖，黃之鋒曾在訪問裏提到正因有通識科學習小組，不滿足於只看社會問題，覺得看完要行動，慢慢才有學生組織形成」。
在立身處世的個人層面，他認為通識訓練思考方式，對學生學習做人也有幫助，例如某些題型要求表示立場，「不是說你講完同意就算了，要高分的話，要求你顯示你對另一方的認識，然後做反駁」。現實日常，一樣要理解與自己相反立場的理據，才能有力堅持自己、說服他人。「也有另一些題型，要求解釋不同持份者之間的衝突，教的是一些技巧，比如展示持份者分別想什麼，描述他們之間為何有衝突，實際衝突的場面是什麼，這些都幫助他們排解紛爭，不是純粹以暴力分開雙方。」
取消中三級通識科 擔心是殺科先兆
因應高中必修，許多中學都會為初中級別開設通識科打好根基，自己學校明年將取消中三級通識科，他擔心是殺科的先兆，「DGS好現實，可能計埋數，通識科對那一屆學生可能沒有地位了，根本不需要浪費時間和資源。同事間會這樣猜，特別因為我們的校長和高層接近權力核心，他們收的風應該相對準確」。
進入了校園，楊子俊是同學口中的Mr. R. Yeung，不是抗爭者，他以受薪通識科老師的身分履行專業。「通識科精神就是要中立持平，不在於我們本身的立場。」在敏感教材已被篩選精光的課堂上，世界本應安全無害，香港人的抗爭血淚始終在缺口溜進去了。每學期一次，學生要自選新聞做報告，其中一組選擇了運動中的警暴，放映片段再加上取態分析。楊子俊一如以往在報告後補充資料，「通常講番另一邊的事，我就補充為何警方要咁做」。他即時從腦裏翻出大學修讀犯罪學時學到的警務概念，「有些理論會解釋為何警方有時要用高一級武力，有評估現場環境的武力，唔係要同等，要高一級喎，先可以壓制到你」。楊子俊在那一刻感到非常「超現實」，「由我講，我覺得她們未必會相信，但起碼我盡了自己的職責」。
他認為教師教學時立場要中立，但本身不可能沒有個人立場，哪怕是因見到年輕人被捕受傷而反對運動，「作為一個教育工作者，你沒可能沒有立場。不是說你要在課室裏宣揚自己的政治立場，反而是，當你有了立場，究竟你有沒有在做一些事，嘗試扭轉局面呢？」教師也是香港人的一份子，教協會員人數有約十萬人，「這個群體的犀利之處是，他們都幾有錢，有資源。他們作息也很穩定，星期六日有固定假期」，楊子俊認為那一方面是非常大的政治力量，給年輕人提供情緒支援也起碼是教師的本份。
教師可為年輕人做的事
在這之上，楊子俊認為通識教師在原有的課程框架外可以做到的事更多，「本身的aims可能有一堆，要令學生成為負責任公民，沒講到明要爭取普選，沒說要明白自由民主價值。但跳出這個框框，我們香港究竟需要什麼年輕人呢？下一代究竟需要想什麼？」其他科目可能受到課程實際限制，不會討論時事，通識科有它的空間。楊子俊認為，不同人都在不同崗位上發揮作用，教育不能獨善其身，「老師既然有這樣的資源、空間、人才，就值得去做囉」。沒有一個人會發號施令，每個教師依然可以潤物無聲。
制度不變 抗爭難止息
現正接受預購的新著作暫名《逆權教師》，楊子俊笑言書名有點嘩眾取寵，「逆什麼權呢，只是實踐緊香港人的公民權利嘛。我真正想分享的是，在教育界維持初衷和良心是好難的」。以前的他尚未懂得原來出自制度問題。當年離開了母校，他轉到了近日鬧出校長請辭風波的英華書院任教，汲取了上一次經驗，他調節了期望和作風，不做太多額外工作，免得惹來不滿，最終發現怕事不作聲，保守也還是會被競爭對手對付。
一方面愈漸保守，另一方面內心的不滿和反抗情緒愈來愈高漲，他將那本之前害他失去教席的參考書出版，對抗三中商，就自己成立出版社，「一年賣書可能賣千幾本，但讀者人數會累積，我可以將自己教育那一套影響更多人」。戰場不在校內的反抗，也不在街頭與警察搏擊。選擇在這個時間出版個人的教育血淚史，正因這段經歷在當下產生了新意義，「我教了三間學校，最後的收場都是要離職，這個教訓就是告訴大家，你為價值貢獻時，要看背後的問題在哪裏」。他說所謂逆權和抗爭，不是說打退了警方就贏了這場仗，「如果沒改變本身的政治問題，香港政府都是不民主的話，我們一日都是要繼續走上街頭用血淚換取想要的事，其實這是不健康的」。
楊子俊不是從小立志要做老師，改變他的是大學時到柬埔寨兩個月的義教經歷，英語不是母語，反而成為他活動教學的優勢，起初不敢講英文的小朋友漸漸掌握一二，日後更易維生，「我發現原來真的可以將自己一些學到的東西去改變別人的生命」。公布失業消息的帖文最後，寫着「盼望有一天，我能回歸教育前線，做個簡簡單單的老師」，這還有可能嗎？「現在這個制度下沒可能，如果真的光復到香港，我絕對有機會回到學校教書。這本身是我的工作，自己都好享受其中」。因此在消息傳開後，很多人給他介紹工作機會，也有學校向他招手，他感謝卻覺得不是他現在要做的事，「我想抽多點時間看看制度上我可以做到什麼，政府不以市民利益着想，一日不解決這事，它只是跟住政治任務去做。不嘗試去解決制度問題，最後的命運都是一樣的」。
《逆權教師》
作者：良臻（楊子俊）
預計出版日期：8月下旬
預購網址：bit.ly/2YAywX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