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港區國安法實施未滿一個月，公共圖書館的部分圖書遭下架「重新檢視」，香港眾志的創始成員相繼宣布退黨，曾任公務員事務局長的時事評論員王永平也在上周宣告永久刪除個人專頁，說是為保障網友資料不被截取。雖然官員警告「有可能觸犯國家安全法」的民主派初選始終有六十一萬不畏懼的港人出來投票，不獲不反對通知書的遊行集會依然在一些重要日子在紫旗下的街頭繼續，社會上始終瀰漫一定程度恐慌。香港城市大學公共政策學系教授葉健民近日在報紙上發表了〈老師，你不怕《港區國安法》嗎？〉一文，繼早前剖析中共文明手段的倒退，繼續果敢直白所想，「恐懼是有感染性的，我覺得，做到唔得先停啦。到有人用各種信號告訴你，再來才出事。那時當然要考慮如何」。
曾經相信與中央有對話空間
搜尋「葉健民」，夾雜在議政評論與訪談文章之中，出現了一則社交平台的帖文。在反修例運動進行得如火如荼的去年九月，有人在專頁CityU Secrets發帖質問「其實我唔係好明點解城大政政有人當葉健民教授係偶像」，翻出數年前的舊帳，指葉健民有份創立「民主思路」，又對「十一哥」湯家驊讚美有加，而且「鬧班勇武派言詞仲兇狠到呢」。
入「民主思路」 走出舒適圈
走進葉健民城大的辦公室，左右兩排書櫃上有密密麻麻的參考書，他的書桌正在窗旁，是許多年輕學者夢寐以求的研究空間。自取得博士學位返港後，他便加入城大，教下來便二十幾年。辦公室坐落校園錯綜複雜的樓層肌理之中，這位學者並未深陷其中，二○一五年加入由湯家驊牽頭組成的智庫組織後，葉健民自此走進公眾目光。他笑說自己從來害怕面對大型群眾，那一次是決意走出舒適圈，「學者就好像月亮，月亮是不會自己發光的」。他深知學者無論提出意見、理論如何，都不會影響實際的政治發展，「安於評論和媒體曝光就好簡單，我從來都做開，但如果你想走前一步去實際影響個過程的話，就一定要用一些方法跟一些政治muscle，或者政治力量結合」。他坦言清楚政客始終有自己的議程，因而早就料到要承擔的種種風險，明白不能太政治潔癖。
傘運之後，有感社會好像「什麼都做過」卻苦無出路，葉健民希望組成有實力的智庫，透過政策研究影響政府，而且深信各方之間需要「未必最極端」的一班人，展示「願意出來傾」的意願，「（當年）就算覺得個局面好僵，都仍然維持dialogue的方式，未必是跟我們，而是要令它（中央）覺得與香港的政治力量還有可以互動的空間和信任」。他們想做的是透過對話，給會考慮管治成本的中央政府提供不同方案。
二○一四年十月，學聯五名代表與高官的「世紀對話」無果，並未令信奉對話的葉健民死心，他在二○一八年仍以〈我們還是不能放棄林鄭〉為題發表評論，回顧九七前後歷史，指出宏觀理解結構局限的同時，不能忽視個人作用。當時他深信特首處於中港關係的關鍵位置，還是有一定作用可以發揮，勸喻香港人不應完全放棄爭取她。他於文末提醒林鄭必須從過往殖民地總督身上汲取教訓，「就是百多年殖民統治中，不少港督都曾敢於向宗主國說出一個事實，就是不管要落實任何國家利益，大前提是本地社會穩定」。
終於，止暴制亂在去年成為林鄭鎮壓反修例運動的理由，隨之而來的國安法亦被說成是讓社會回復安寧、捍衛民族利益之舉。問葉健民何時醒覺對話無效，他道是去年六月，「全香港都醒了，不止我」。那時，他筆鋒一轉，以〈林鄭，你根本沒有能力管治香港〉一文，狠斥特首志大才疏。
回憶自己自一九八○年代以來的政治觀察與參與，葉健民說一直都感覺無論北京或特區政府「都有一定程度decency」，會講吓道理，在尚未撤回《逃犯條例》之時，他亦曾與數名學者獲邀到禮賓府直接與特首對話，形容「幾critical」，盡力而為卻失望而回。港區國安法的實施，更令他看清「無得傾」。
中美在貿易戰上僵持不下，加上疫情下全球各國經濟受到重挫，中國自是不能倖免，但為何明知特朗普有意藉香港問題開展反華策略，中央政府卻在自顧不暇的時候突然加快對香港施行「二次回歸」？葉健民說這其實並非「突然之間」，梳理歷史因由，他認為香港與中共政府爭持的關係甚至是注定的。
從避免被注視到主動招手
「我常常強調，殖民管治下港英政府的自治其實好高，雖然名義上好低，英女王什麼都可以做，但從來不會理你，倫敦也不會，我們所謂的自治，很重要的基礎就是倫敦不注意香港。」不被注意，除因財政、貿易、食糧食水等各範疇都無需英國費心，除非出現如六七暴動等危機，香港人從來不會刻意招惹甚至會盡量避免被注視。但回歸後，香港人面對主權國中國的態度卻出現重大變化。一方面是經濟民生融合的大勢所趨，另一方面卻是港人主動招手，「回歸之後，香港人有好多事不放心，也想追求更好的進步，所以常常跟北京講，可不可以給我們更多，比如政制上」。葉健民認為這無形中令我們出現在北京的議程裏。
文化概念上的差異，更是由始至終將雙方關係拉緊的繩索。「特別講到制度問題時，香港人常常想要一個formal的arrangement，講清講楚，白紙黑字，就算黃之鋒他們講的二次談判，都是希望有個更清楚的承諾，要有永續基本法，告訴我五十年之後會點，但這正正是北京不想的。」回看時任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領導人鄧小平於一九八○年代提出的一國兩制和高度自治，其實定義從來模糊，「北京永遠都想留一手的，這或者就是國內管治形態。國內法例可以『暫行辦法』、『試行辦法』，可以因時制宜、因地制宜，最重要就是控制權最後再它手上」。管治文化的差異令港人長久不安，但渴求白紙黑字的明確承諾北京不會願意給，中港關係在九七回歸後注定緊張。
香港抗爭成中國模式異例
五十年不變的承諾，為何在年期未到一半便出現危機，更偏偏出現在會為美國提供談判籌碼的時刻？葉健民認為中央更深層的考慮是宏大的中國夢。除了一直想向世界證明香港無咗「英國佬」依然搞得掂，屢屢高調展示對香港的關顧，更想向世界說明標榜普世價值的民主制度到底是可有可無，西方強調市場經濟民主制度並行的發展經驗並非唯一選擇，「國內發展路線好清楚，經濟囉，民主政治改革可以遲啲，或者無都得。我們由一個一窮二白的國家變成第二經濟體，好清楚證明不需要搞民主都可以發達，人民生活都可以好」。「喂你香港點解唔接受我們這一套呢？」香港連串的抗爭卻一直在破壞中共滿懷信心的中國模式，展示缺乏個人自由與權力制衡，市場經濟便難以運作，國際金融中心無法安定繁榮，成為了中國想要急切修正的異例。
美國舉動影響中國對港政策
要完成偉大宏圖，又何用操之過急？「我始終覺得中國未必真的覺得香港有一個危害國家安全的基地，但它永遠都吞不下一口氣，就是當它跟外國打緊仗時，你呢個自己人的地方在『嘰嘰趷趷』。更令它忍無可忍的是在反送中過程中，香港很直接積極地叫外國制裁中國。」特朗普在剛過去的周二宣布簽署《香港自治法》，取消美國給予香港貿易上的特殊地位，而葉健民估計，中國倒不介意各國對香港作出各式的制裁，但國企、央企在世界上的發展空間收縮，才是中國真正在意的事。百幾間國企其實就是中國的經濟命脈，代表了大概三分之一的中國產值、稅收，也是很多不同政治利益集團的金庫，「誰做董事長呢，都是中央分派，各個『大佬』都會安插自己人，簡單來說就是分地盤，你的親信做了總裁，你就有各種辦法得到政治影響力」。美國一旦出台任何切實傷害這些企業利益的政策，他相信國內的政治都會馬上出現變化，「各個利益集團就會覺得，是不是要去到咁盡，是不是不要再讓美國利用香港問題郁我們，是不是需要讓一讓步呢」。
他認為這次中美角力難以「新冷戰」形容，因為相對以往中美經濟上完全沒有聯繫、單純在軍事上敵對，今天雖然同樣處於緊張的敵對狀態，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經濟全球化情况不可同日而語。他認為，近日英國封殺華為的決定，卻是對中國一個非常嚴重的信息，「英國在一段相當長的時間裏，對制裁中國都是得把口，但這次實實在在的損害。對中國來說，是一個信息——美國都慢慢游說了西方陣營站在它那邊」。相比港人持續抵抗的內部張力，葉健民更相信美國未來半年的發展才是影響中國對港政策最為關鍵的因素，當中包括十一月大選結果，「反華是美國的主流意見，但執行手法上都有分別，特朗普有很多事是以前的人沒做過，或者做的程度很不同」。
不想單純做一個學者
回顧自己的政治立場與多年來的公共參與，作為主張對話的溫和派，葉健民偶會被批評保守甚至迂腐，「例如我不會說我不是中國人，對政權點睇是另一回事，我想這一句對很多人來說都是保守」。他的立場與其成長關係密切。葉健民在香港大學主修政治，一九八五至八六年曾任學生會副會長，那時前途談判落實，基本法開始草擬，包括他在內的普遍大學生對仍很樸素的中國「疑中留情」，見到有改革的可能，只覺得步伐太慢。這個溫和派當年也參與過激烈行動，包括不滿「雙查方案」而火燒《明報》，當年《基本法》政制部分的草稿訂定後，他也有份去燒《基本法》，卻始終節制，「但當時就好自律，只是燒政制那部分」。而他對中國的好奇也體現在研究方向，他的碩士論文研究體改所（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如何影響後來政策，博士論文則研究中國農村的鄉鎮企業，其後到英國攻讀博士前也前後在賣化肥的美國公司和于品海的智才從事與中國相關的研究工作，長時間往返中港，較全面地接觸中國商界文化界，自言對中國的認識和感覺與年輕一代很不同。
「學者就是頭巾氣」
他笑說今時今日香港政治發展之快，再激進的人，一年後都會被批評保守，自己不太介意。非議聲音最大，要數到早年他對五區公投的保留，以及二○一五年撰文評論本土思潮的兩次。當年的文章批評本土思潮隱晦地以搞學習班為名提倡港獨，認為對不知就裏的參加者不公平。對五區公投的異議同樣出於學者的直接與理性，「公投不要緊，但要告訴我，點為之這個動議是成立的。可否告訴我一些condition？比如有一百萬人投票？贊成的人多過反對？否則，這差不多只是個民意簽名運動，點可以拿住呢樣嘢說民意在我們手上呢？」當年幾次在討論會上，他因此被黃毓民罵到飛起，「你可以說很『頭巾氣』，但學者就是『頭巾氣』㗎啦。當然我明白政治運動的考慮，但這些角度你咪聽其他人講囉。這當然就是我這種人矛盾的地方，不想單純做一個學者，想對政治有影響，但在具體參與過程中，又很受學者思維訓練思考，但無辦法啊真係，我不可能將我腦裏所想移除」。
捍衛學術自由 須立保障機制
自從退出民主思路，葉健民繼續專注學者身分，在反修例和國安法風波裏均以評論方式介入，「我都唔知還有什麼平台我可以參與，或者會令我很comfortable。或者那些組織，其實不需要我這種人」。他自知在當下的氣候裏，學者的角色其實很小，說戴耀廷或者陳健民的影響力其實源於作為大型運動組織者的角色，他們不以學者形態參與。不過，即使是單純的學者，也有學者的憂慮，在國安法的陰霾下，葉健民認為學術自由在可見的將來很可能被侵蝕，可以做的是預先建立保障機制，例如面對日益猖狂的舉報文化，學校將如何處理匿名投訴，「當那個不知是什麼人，沒法查證內容時，是不是都展開調查呢？即使最後不成立，但被調查的人始終都要承受很大壓力。預期愈來愈多時，是不是應該有些機制去盡量防止胡亂舉報的做法，其實打壓學術自由」。「我的學術生涯差不多到頂，教學上不會很擔心，但很多年輕學者，他們的憂慮很大。」
另一方面，以往大學開立科目和出卷一般由課程主任稍稍過目，大部分情况只牽涉不清晰的字眼微調，「以後會不會慢慢出現上層的自我審查？就政治取態ban你？」上訴機制現時還未有，日後可能需要考慮。此外，若教員因校內活動觸犯了法律時，大學會提供什麼法律援助，也需好好預備。「還有，點為之我是以大學教員的身分參與政治呢？比如我接受訪問，我覺得我以個人身分，對方quote我是城大教授，當我的說法引起社會批評有損校譽，我可否追究？」他稱，昔日這些界線含糊也沒所謂，但在「新時代」，他認為有必要重新檢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