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識導賞:疫中反思 擴闊工作想像 在家工作有何利弊?

文章日期:2020年07月26日

【明報專訊】響應政府呼籲,不少企業陸續實施居家工作安排,協調員工留在家中工作。經過上一波疫情,打工仔基本上已大概掌握了居家工作的實際操作,但為人父母的打工仔,子女在事前警告下依然隨時半途「加入」視像會議;而為人子女的,父母或頻頻打開房門,要你幫忙處理家中瑣事。長期離群索居,口罩始終不能遮蓋人想要「回復正常」的呼聲。但「正常」是什麼?一貫的「正常」又真的「正常」嗎?中大文化及宗教研究系副教授龔立人在大學任教科目「Theology and work」(神學與工作),探討工作在現代社會有什麼意義、工作的概念到底是被如何塑造。他認為疫情期間生活和工作模式的轉變,給予了我們一些啟示。

工作是一種社會控制?

工作發揮着一個重要功能——社會控制(social control)。透過將人置於特定位置,規定上下班的時間等方式產生秩序。工廠裏有固定的生產線,透過對人身體的具體馴化來精準控制產量。龔立人指,監控不只存在於工廠,白領工作一樣長期處於被監視的狀態,例如在辦公室的工作座位設計、時間分配、工作指標與成果的計算等。

他以自己為例說明,指去年開始,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要求大學讓教員每兩個月提交一張時間分配表格,須清楚填寫每星期花在教學、備課、做研究,以至社會服務的時間分配比例,「已經去到micro management的程度,大家都懷疑這種做法其實是透過用工作時間分配的比例來evaluate對大學的撥款究竟是否值得。不只用以往比較鬆懈的方式,以研究成果衡量,這其實是在控制人的身體」。

龔立人認為,維持秩序有好處也有壞處,值得反思的反而是,這種一貫的秩序是不是必然最理想的呢?

突如其來的自主 令人不習慣

居家工作無疑給予人額外的自由,但有些人始終感覺不習慣。他分析指,不知所措是因為往常的規律頓時失去,「當發現生活沒了規律,甚至要由自己設計和主導生活的規律時,我們就不習慣,因為過往很多事被安排、被委派,讓我們fit in這些秩序裏」。消遣娛樂也是一種,「今天的閒暇被整個消費主義主導,提到閒暇,就一定跟消費有關」。早前疫情稍微緩和時,人們一窩蜂去看戲唱K,「因為我們不懂得娛樂的方式,不懂得什麼是閒暇。閒暇可以是很無聊的,自己享受自己的生活,閒暇其實見到我們的自主性,找尋自己的生存意義和價值,這在以往社會的發展裏一直比較弱」。

重新理解、定義工作

疫情影響市道,根據政府統計處最新公布,3月至5月經季節性調整的失業率為5.9%,創逾15年新高。談及工作的尊嚴,很多時候都會直接跳到待遇是否公平、工作環境是否安全、工作有沒有歧視等等討論上。龔立人認為在當前的惡劣情况下,正是擴展對工作尊嚴討論的好時機,讓我們嘗試重新理解和定義工作的本質。

他指在基督教的信仰中,相信工作的尊嚴體現在人可以享受自己勞動所得到的報償,簡而言之,就是「職業無分貴賤」。疫情下許多人失去原有工作,他一個學生是有十多年經驗的資深教師,完成神學學位後想重投教育事業,卻找不到教席。學生現在做的士司機,得到許多有趣觀察和前所未有的經驗,比如明白了為接客排隊一小時,客人卻只搭短途,只能賺到三十元車費的心情,「站在道德高地去看,但當你活在真實裏,你就會有很多掙扎。尊嚴不是由工作收入和社會地位賦予,而是我用自己的勞動或者智慧賺取自己的生活」。

工作價值豈止經濟貢獻

他認為政府的論述鞏固了工作等同純粹經濟價值的意識形態,「尤其GDP有影響。沒貢獻的人就叫unemployed。家庭主婦、家庭主夫的勞動不被計算在內,因為他們基本上在經濟效益的創造上沒有角色」。工作容易被視為單純的勞力買賣,而他認為每個人都應該視自己的付出為禮物,「比如服務業,為什麼我要用心煮食,洗碗要洗得乾淨,因為我想將我的禮物給來光顧的人」。尊嚴不由工作成果衡量,因此失業的人不必覺得自己被社會排斥,沒有用、沒有貢獻。他認為協助失業者重投就業市場,其實就是讓他們重新把禮物送出來,而當經營困難的僱主若視員工的付出是禮物,考慮是否辭退他們時,也不應只從經濟角度出發。

居家、工作 兩種生活重疊

疫情影響下,居家的工作模式撼動了以往的常態,其中一個改變,全面的監控與肉體馴化變得鬆懈了。龔立人笑說,雖然有企業要求員工要在來電響三聲之內接電話,仍然嘗試一定程度的控制,但控制還是無可避免鬆懈下來,「我們從來不會對習慣的工作狀况有很大質疑,因為早已被內化了。這段時間生活多了自主時,就不得不多思考,這些被安排的情况是不是必要呢?我的生活與工作應該如何呢?」

另一種改變出現在工作環境與生活環境的重疊。龔立人形容往常上班如同進入「忘我狀態」,情况在制服團隊裏應更明顯,「穿上了制服,就覺得跟平時的自己不同了,髒話也可能少說了」。其中,空間同樣發揮關鍵作用,「另一個例子是老師,當老師踏進校門,就區分了『神聖』與『凡俗』,比如你本來很擔心與子女與伴侶之間的關係,工作的場合你就會放在一旁,工作主導你進入另一個世界」。而居家工作,工作世界的「神聖」與生活世界的「凡俗」就會融合,有如回到舊社會「前舖後居」,甚至更早的農民生活,兩者之間的界線變得模糊。

模式轉變 激發創意

這種變化是好是壞沒有定論,龔立人舉例說,即使突然陪家人看醫生不再需要請半天假,似是可以更靈活,另一方面,工作世界也可以侵蝕生活世界,他着我看看家裏桌面的佈置,「本身可能很多消閒用品,這種情况下可能就長期放着電腦和文件」。但當原來的模式出現變化時,他卻觀察到創意的展現,指創意的其中一種含意是推動人嘗試新的方式做事。疫情下工作模式的轉變令人要嘗試去做沒有做過的事,製造讓人發揮創意的機會,誘發不同可能。例如在不能外出用餐時被迫煮食、鑽研廚藝,在無法外遊、娛樂場所又被封鎖時,需要找尋其他消遣。

工作以外 對弱勢社群關注增加

「當空間時間改變了,工作可能可以超越多一點,人不只關心自己的勞動力。」龔立人引述Hannah Arendt對勞工的三種劃分,「一是勞動,labour,只為了生存;二是work,加入少少創意;三就是action,為社會設想的行為,不只為滿足自己」。他認為縱使不能期望會有180度轉變,社會上還是出現了一些明顯的改變。他舉例說,疫情初期,當全城搶購口罩,有人會關心弱勢人士因語言不通或經濟問題買不到口罩;近日食肆晚市堂食被禁,二十四小時營業的快餐店提早關門,有人發起籌款,為無家者租用容身之所;小店經營困難,有人會買預購券,盡力幫忙。「騰空了時間,對周遭的人關心多了,不只在乎自己的工作與生存」。

另外,從前效率至上的單一指標,在疫情下也因實際情况的限制,令人重新反思它的價值。「想急都急不到,比如郵遞服務受限制,海外郵件寄不到就寄不到(咁快),就不得不慢下來,學習耐性。」疫情下工作節奏的改變,與近年來流行的「慢活」生活理念契合,「使人開始反思生活是不是一定要急速壓迫呢?還是不需要仍然可以過得到?」

假如新冠肺炎變成風土病

疫情下萌生了種種改變,若有天全球康復了,不就會回復原狀嗎?龔立人想起了SARS的經驗,二○○三年七月疫情完結時,市面上出現各式各樣的嘉年華,他與朋友陸離和石琪本想在淘大花園立碑紀念,但沒被理睬,「大家都覺得不要再想過去,要谷消費,立刻要!我相信每個社會都好想這樣」。但他認為,這一次不一樣,不會像SARS「突然來突然去」,因為時間線拉長了許多,再假設新冠肺炎變成風土病,新的工作模式和態度就會建立。

而即使疫症有天消失,他認為當人習慣和適應了新的模式和態度,改變了的生活形態可能會延續下去。「你會觀察到,很多人已經在問,辦公室是不是必要的呢?公司是不是一定要以現時的方式運作呢?學術界好鍾意飛來飛去開會,這是不是必需呢?」他說,某程度上,我們已經進入了新的生活,最終工作與生活之間誰主導誰,始終視乎每個人對社會有着怎樣的期望。

文 // 潘曉彤

圖 // 資料圖片

編輯 // 王翠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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