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達人陳錦榮 疫情下的文化分析 漠視人權將自食其果

文章日期:2020年09月06日

【明報專訊】九月的大學校園,本應遍佈身穿彩色「Ocamp」T恤的大學,在疫情下,現在卻是空蕩蕩。對比之下,美國甫開學就有多間大學爆發疫情,因為學生派對照開,難怪人們愈來愈覺得,促成這次疫症大流行的不是醫學問題,而是文化問題。

香港浸會大學人文及創作系講座教授陳錦榮(John Nguyet Erni)分析道,民主固然是各國抗疫成功與否的關鍵,因為會直接影響資訊流通和政府應對方式,不過亦必須承認,有人會濫用自由。

但更叫他關注的,是疫情再次印證當一個國家長期漠視貧窮、長者、移民與少數族裔等社會不公問題,將招致在大型危機中身陷泥濘的結果,新加坡的外勞爆疫是血淋淋的例子。至於香港,雖暫時未見基層成疫情重災區的情况,「我們應該要出事㗎,但因為我們出現過SARS,加上我們比較乖」,正因為這種乖,陳錦榮相信香港很難出現巨型的社會改變。

疫症下各國面對的共同課題

陳錦榮開宗明義表示,這次疫症的討論主題不在科學或公共衛生,而是人文與文化,浸大為此舉行大型研討會,「想法源於副校長(研究及拓展)郭毅可,他說作為科學家,這場疫症很大的啟示,是在科學領域上幾乎沒有爭拗,全球共識十分一致,共同目標就是出產一個疫苗,其他藥物大家配合去做。但在科學以外,在社會文化,甚至在哲學上,世界上有好多分歧」。

研討會定於本月十五和十六日舉行,題為「疫情以外:新冠肺炎的文化剖析」,透過網絡連繫多國專家溝通交流,從文化層面上尋求解決新冠疫情危機的方法。翻開研討會時間表,由早上九時到翌日午夜十二時密密麻麻的討論環節,陳錦榮作為策劃人,他解釋因為要配合各地專家的時差。研討會有四大議題,第一個談論疫情中的生與死,到底在不同國家,人命是什麼。「籠統而言,西方社會對於治療一些年紀大的、受感染病人的看法或態度,令他(郭毅可)感覺很不舒服,有點覺得西方社會似乎從經濟角度來看這些年紀大的人,我們應不應該救呢?對於生存、對於自然死亡、或是因為新冠肺炎而死的想法,比較於亞洲人社會或者中國人社會的想法應當不同。」

疫症改變空間設計

陳錦榮認為無論是在避忌死亡的中國人社會,以至是部分會為死亡慶祝的西方國家,在疫情之中兩頭極端中間還是有一個需要面臨的共同課題——痛苦,而這次痛苦將形成人文學科的重大轉捩點。他預期在空間設計的硬件上,以及人與人關係的軟件上,均會在短時間內迎來重大改變,譬如醫院的ICU(深切治療部)或隔離病房中間增建玻璃牆;辦公室、餐廳、戲院、家居大規模使用透明式隔離方法,亦有人已重新思考飛機座位設計,在維持社交距離之下,容許人性化的改變。就如同二○○八年經歷金融海嘯之後,香港銀行分行進行改裝、增加獨立房間,以應付監管機構要求銀行職員在銷售投資產品時,需要為客戶做足風險評估及在確認交易時錄音。不論改變是好或壞,人類終將適應。

不少人認同相比其他國家,香港疫情控制得非常好,除了因為港人自律,亦因為香港醫療體系與隔離檢測措施的優良系統,但同時亦被詬病缺乏人性。最近有確診者女兒哭訴在駿洋邨檢疫的最後一天,因職員不允許提早離營,錯失見爸爸最後一面。如何平衡抗疫措施的鬆緊?陳錦榮說並不容易,台灣是很特殊的例子,因為台灣政府在疫情之初已經掌握情况和推動正確政策,同時台灣人與香港人一樣,二○○三年經歷SARS一役,防疫精神早就植入社會DNA之中,因此台灣人亦很願意配合佩戴口罩和抗疫措施。

他又指出,新西蘭亦是另一個處理疫情手法備受讚賞的國家,關鍵在於政府很早就果斷實施封關,並向社會釋出正面信息,告知全國五百萬市民同屬一條村,令國民願意攜手抗疫,「但新西蘭人口密度不是太高,而這個疫症是和人口密度高又好有關係」。

民主政制與抗疫

綜觀而言,陳錦榮相信各國抗疫表現之差異,在於政府有否戰略性地集中處理疫情、有否向社會釋出正面信息和人口密度三個方面,而前兩者都關乎民主政制。「民主對於疫情控制,一定有幫助,包括資訊流通對於公共衛生控制十分緊要,遲一日和一星期公布消息是不是差好遠?所以這亦是為什麼人們說武漢最早期所出現的問題,就是在一個不民主的社會下,好多資訊不透明、資訊流動得不快和不順。」

但同樣在民主國家,美國似乎走向另一個極端,不少香港人都不理解為何始終有美國人不相信新冠肺炎疫情的存在,亦不相信戴口罩有用。在回港教書前,曾在美國生活二十年的陳錦榮說,他對此並不驚訝,「我認為某些美國地區的人的情操就是這樣,有些人真的自我主義得十分緊要。所以他們不會認同原來我戴口罩不是為了保護我,是保護你呀?反而香港在SARS後已有好根深柢固的想法,戴口罩是為人為己」。不過,他亦提醒有時香港媒體與網上資訊無限放大,描繪這種極端的看法,據他向美國朋友了解,相信不認同戴口罩這種歪理的人普遍教育程度不高,而且部分有反華情緒,固然亦另有一批是因為年輕而有恃無恐的大學生,但到底他們代表多少美國人的看法?則無從掌握。

因此,民主固然是抗疫關鍵,但他亦強調要清楚知道民主的內在亦存在矛盾,民主一方面締造熱愛自由的社會,另一方面也有人會濫用這種自由的空間,如部分美國人認為要他戴口罩、和家人分離、不開派對,是對其人生的剝奪,如美國得州、阿拉巴馬州等地都曾有大學生舉辦「新冠病毒派對」,鬥快感染病毒,「對於我來說這些是膚淺的想法,但某些政府,例如美國政府這個總統大膽鼓勵這種濫用自由的想法,是不負責任的,台灣的民主不會這樣」。他認為,因為台灣和香港一樣經歷過SARS,信任政府和醫療團隊,因此在公共衛生層面上,台灣人不會濫用所謂的「自由」。

疫症揭示人權問題

陳錦榮的辦公室不大,中間放了深棕色弧形電腦桌,零碎物件整齊收納,沒任何雜物,左側是一列放滿人權書籍的高櫃。談到疫情,陳錦榮總是回到人權問題。記者不明所以,他闡釋新加坡就是絕佳例子。

直至八月底,新加坡錄得逾五萬六千宗新冠肺炎確診個案,大部分確診者是外籍勞工。其中,疫情重災區是榜鵝S11外勞宿舍,錄得逾二千八百宗確診,揭示了當地外勞在擠迫的環境中生活的問題。「外勞一直被新加坡政府忽略,他們長期付出,做着最低層、新加坡人不願做的事情,幫你建立整個國家,但幾十年來生存空間一直惡劣。當講到不同國家的抗疫,我會形容大家都坐在不同的船,經歷同一個風暴。船隻的質地很關鍵,如果本身已經千瘡百孔又漏水,即是我們對老人家、對窮人、對移民、對少數族裔的關懷不夠的時候,一病發,最受害的就是他們,就是窮人好慘囉。」

陳錦榮直言香港的老人院、劏房沒有出現大規模感染是奇蹟,至今只有小型問題出現在外傭於工作開始前共住的地方,歸功於香港人的乖順,願意服從港府強制隔離檢測的公共衛生措施。

一個修正社會問題的機會

但我們同時需要承認,無比尖酸的真實現况,是「針唔拮到肉唔知痛」,正因為其他國家遭受疫情一記重擊,才迫不得已處理社會問題,正因為香港疫情相對受控,反倒會白白錯失今次契機。

「在疫情這件事上,見到人民如此守規矩地聽話,一強制就(得到)配合的時候,他們(政府)對於公共衛生下不同階層的對待,更加不會着手去處理。所以政府在如此強烈的(反修例運動)訴求下,在如此亂糟糟的情况下都不讓步半寸的話,在這些事情(解決社會問題)上更加不會,可能更相反地覺得沾沾自喜。不出奇的,加上在香港,我們的確有很先進的醫學科學家,所得出的研究成果和結論獲世界參考,政府更覺得香港人某些東西比其他國家先進。」

香港難出現巨型社會改變

陳錦榮說相信香港很難出現巨型的社會改變,如果將疫情和去年反修例運動作比較,運動所帶來的核心意義是有些事情政府長期忽略不顧,市民不可以再繼續沉默接受,因此要發聲;但其實發聲是告訴政府,希望他改變,但奈何政府沒作出任何改變,反而「企得更硬」,而當國安法生效後,現在於香港提出改變的聲音亦愈來愈危險,抗衡的聲音亦變得難以在香港扎根。「但都有人會好開心,就是那些建制,因為他們是既得利益者,這些人在香港是不少的,而且他們是掌權的。」

以智慧堅守大學自由空間

但黑暗中還是會有光,他說當這個社會的自由空間正在萎縮,大學這個自由的空間還是要守,而且能守。「大學在香港來說是privileged(優越)的,當社會每個人都在想要如何生存,大學是沒有這種生存問題的,我們都停擺,但不會失業,外國都會向大學開刀,但我估計香港在可見將來都不會因為經濟下滑,而向大學開刀。」所以他不會放棄,但強調要有智慧地守。「未來香港情况是嚴峻了,但就像疫情,我們人是會adapt(適應),知識分子都會適應,不是說要妥協什麼,而是順應這些改變,在自己的教學中尋找一些依然存在的自由空間,然後繼續經營。」他仍然相信即使是港獨等敏感議題,以探索和學術方式研究,而不附帶行動是不會犯法。

訪問轉眼兩個半小時,臨別前他說:「我比較擔心的是學生啫。」他擔心在疫情之中,人與人之間存在距離感,而此時的學生正正是需要更多支援、更多老師關心的時候。「我覺得大學高層需要好深入去傾,我們人文學科、藝術老師都應該去傾,建一個支援制度。」

長於香港,但仍是外人

訪問陳錦榮,總好像不應該略過他的外表和裝扮。梳得貼服的頭髮、米褐色短襯衣配以米色球鞋。陳錦榮皮膚黝黑,左手手臂紋有曼陀羅圖案,手戴佛珠串,記者總覺得他氣質有點像郭富城。在浸大,沒有人叫他陳教授,都稱他為Professor Erni。他父親是有西班牙血統的菲律賓人,母親是有中國血統的越南人,父母在越南相識相愛並誕下他和另外五兄弟姊妹。不久越戰爆發,全家移民到香港,他的童年和少年都在香港度過。他直言父母選擇移居香港純粹因為貪玩和熱愛自由:「在一九五○、六○年代,香港是整個亞洲中最現代的城市,粵語長片中女明星穿旗袍、好窄的短裙和高跟鞋,而現代化象徵自由。」

小時候就想做老師?他聽到問題後不禁大笑:「我有變態的事分享。」原來他約六、七歲時,已經會要求鄰居的小朋友來他家坐好聽他教書,「真的是說上堂學到的ABC和加減乘除,會問1+2等於咩呀?」他自小就有種本領,專注力極高,可以旁若無人地讀書。

外人身分是優勢

一九八四年他得到全額獎學金獨自到美國讀書,直至二十年前獲邀到香港城大做訪問教授。多年來他一直專注香港的少數族裔研究,或多或少是因為自己的血統,令他自覺身處何地都是外人,「香港其實是嚴重歧視外人的地方,尤其是南亞裔。我exactly是南亞裔啦,但我不是那種南亞裔,所以經驗不同,有時好慶幸我父母和家庭好着重教育,而教育帶來的轉變是別人對你的觀點會好不同」。

他一直相信外人是一種優勢,因為人們會不期然會對你產生好奇,當然自己亦要爭氣,他就是一個對自己很有要求的人,在美國教書時要說比當地人更流利的英語,在香港時堅持不說中英夾雜的廣東話,而更重要的在於心態,「你要活出你的不同,而且覺得好快樂」。

文 // 彭麗芳

圖 // 楊柏賢、資料圖片

編輯 // 王翠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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