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中國人老觀念中，父母去世時，子女不應戴金框眼鏡。
如果你企圖認真考究，學胡適當年那樣提問，金框與銀框都是金屬，為何習俗容許戴銀框，不許戴金框？
牟宗三若還在世，一定會痛罵你一頓，就如他回應胡適時，用詞也真夠狠：「道德問題與證據無關，只能自己作證，不能問為什麼，你一問為什麼，你就不是人，而是禽獸。」
心學傳統強調「覺悟」，孝與不孝視乎你「本心」有沒有震動，先有內心良知的反省，再而促使你行孝；有餘裕思索瑣碎習俗，即你的「本心」似乎沒震動了。聽落好抽象？
胡適也同意啊！當他整理先秦諸子講過什麼，想說明中國其實都有哲學時，便提出孔子其實一直主張建設一種公認的是非真偽標準，入手的方法就是「正名」。今期，中文大學通識教育基礎課程講師劉保禧博士帶領我們認識《論語》中的「正名」。
語言先於人的覺悟
胡適認為，判斷一個人的行為是否合乎道德，如果看他有沒有「覺悟」，這種主觀經驗沒有一套具體做法，未免太神秘了。根據他的觀察，語言不純粹用作描述，更是具規範性的，幫助我們恰當地理解世界、掌握分寸。語言的公共性可讓儒家的規範有效地落實在社群中，不必依賴每個人的自我覺醒，劉保禧解釋，「我們的言行舉止不是每一下都經過反省才做，日常生活如何培育到我成為當下這個人？就是透過整個社會、歷史、文化累積下的語言」。
沒細讀過《論語》的人大概都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一句耳熟能詳，這是孔子面對齊景公問政時的答話。劉保禧指許多人以此批評《論語》非常迂腐，認為它在鞏固舊式的五倫關係和君主的絕對權威。劉解釋，這條胡適說明「正名」時舉出的文獻，其實在指出嚴格措辭用詞為何如此重要，因為它與維持社會秩序攸關。人與人的相處不是抽象的，君臣父子按自己身分的命名，規範自己行事。
政治與語言緊密扣連
解釋「正名」，胡適另外舉出《論語》中「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一條，意即「什麼是政治？就是要導正事情」。劉保禧指出，胡適認為導正方法不純粹是行政措施，第一步是改革語言、如何命名，首先限制人如何稱呼事物，人很快就會被導入了整套語言思維的模式。
孔子有多在乎「正名」？有「觚不觚，觚哉！觚哉！」一例。觚是行禮的酒器，「觚」也是有角的意思。但後來「觚」字被用濫了，凡可以盛載二升（或曰三升）酒的酒器都被廣泛稱為觚。當孔子眼見「觚早已不是觚了」，便嘆謂「還稱什麼觚呀！還稱什麼觚呀！」。「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政治上出現問題，跟思維、名義上人不正確執行有直接關係。孔子因此不在直接捍衛五倫制度，而是在解釋政治與語言之間的關係。劉保禧解釋，觚是用以盛酒的器具，而酒與祭祀有關，胡亂稱呼到底可能影響整個禮制的實行。
文、言、名統合於禮
因此，「文」、「言」、「名」等語言現象都是儒家培育德性、培育人成為君子的關鍵，語言就像人的禮儀。劉保禧解釋時，提起一次上課的經歷，說他一位老師在退休後重返校園兼職講課，開場白說這是自己「榮休後的第一課」，台下的劉保禧心裏泛起了小漣漪。「『榮休』不應是自己指自己，這跟『朕的大作你拜讀了沒有』、『我大駕光臨你的寒舍』一樣。同樣，『小編』只可以自稱，只有稱呼自己的老婆才能叫『賤內』，『拙作』和『敝』表示謙恭。」由此可歸納出儒家的道德心理學——人心理上不喜歡自滿的人，欣賞謙恭謙虛的人，也期望被尊重。
有時我們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知道要這樣做，但不知為何。劉保禧指，對胡適來說這不代表不好或不道德，因為語言能發揮教化的作用，普通平民百姓不需要了解大道理，當禮節滲透到我們的日常語言，只要緊隨而行，都能好好的立身處世，維繫社會秩序。
打破禮節 打亂社會？
例子一：《黃飛鴻》
劉保禧給記者準備的一套教材中，有上田信的〈中國人的歷史意識〉一文。文中嘗試解構中國人的歷史意識如何跟名相關。由於日本人當年無法進入中國，多透過香港認識華夏文化，文中舉出兩部香港電影為例。
其中，電影《黃飛鴻》裏，男主角與十三姨的感情隨時日升溫。上田信從稱謂切入理解他們的複雜關係，指若二人成婚，親屬稱謂的規則會被徹底打亂——以黃飛鴻如何稱呼自己的媽媽為例，若他跟隨父系親屬的脈絡，應稱呼父親的配偶為「媽」，但若跟隨妻系親屬的脈絡，他應跟隨妻子稱呼她為「姐」。如此一來，所有的親屬稱謂都會因為這對夫婦的存在而陷入混亂狀態，因此這樣的婚姻是不被社會允許的，這也使一直嚴守傳統文化的黃飛鴻非常苦惱。在兩人面臨離散時，黃飛鴻終於下定決心，喊了一聲「少筠……」十三姨聽到黃飛鴻拋開稱謂的束縛，直道自己的本名，驚訝地回頭。上田信解釋遵守親屬稱謂如何作為漢人生活的一部分。
例子二：《古惑仔》
上田信的第二個例子舉出電影《古惑仔》系列，第三集裏，當趙山河（綽號山雞）避走台灣後以新人身分重新加入黑幫組織「洪興社」，比位階最小的蕉皮更為低下。山雞在眾目睽睽下，尷尬地稱呼蕉皮一聲「大哥」，在陳浩南要求他「認真一點」時，他再喊了聲「蕉哥」。當蔣天生要他喊「大聲點」，他最終叫了聲「蕉爺」。一旁的包達二（綽號包皮）非常疑惑，被問到「你在幹什麼」時，他直言「我正在算啊，那我的輩分是什麼」。包皮煩惱的是，原本是自己大哥的山雞，卻尊稱自己的小弟「哥」、「爺」，山雞到底是尊於還是卑於自己。上田信由此說明輩分在中國人（漢族）歷史意識中如何關鍵，並分析父系原則在漢族社會的優越性。
劉保禧指，原則上這班黑道與孔子風馬牛不相及，但第一件事還是要「叫大佬」，名牽涉的是關係背後分工與責任，規範人的行為。這個體制示範了「名不正則言不順」的社會實踐。
語言作出價值判斷
《論語》有云，「必也正名乎！」語言文字先於我們內在反省，已經構造我之為我。按胡適觀察，先秦諸子關注的是語言如何辨別是非、指導人的行動（尤其政治上的行動）。孔子面對社會秩序失衡，認為解決方法就是「正名」。胡適解釋，「正名主義」的內容包括「正名字」、「定名分」、「寓褒貶」，而「正名主義」在《論語》中作為理論，在《春秋》中得以廣泛實踐。在春秋筆法中，記述事件時，語言並不純粹地描述世界，而是同時作出價值判斷。胡適認為儒家對名字訂正非常自覺，因為文字文學緊扣政治。《春秋》中，殺人行為可分為「殺」、「弒」和「誅」三種描述，「殺」是相對中性的殺害行為，「弒」是以下犯上，「誅」則是誅奸邪（劉保禧提起電視劇《我和殭屍有個約會》中，女天師馬小玲一句降魔口號：「誅邪！」）。
白話文運動 推廣平等社會新秩序
胡適是白話文運動的推手，主張「有什麼話，說什麼話；話怎樣說，就怎樣說」、「什麼時代的人，說什麼時代的話」，所以我就是「我」，你就是「你」，摒除「在下」、「鄙人」、「閣下」的「高足」等冗贅說法。劉保禧分析，這反映胡適其實反對儒家式的正名，不認同那種尊卑上下、君臣父子兄弟的系統，並認為用詞不平等，無助於進入現代社會。但同時，胡適卻非常認同正名是一套非常有效的管治方法，所以「以彼之道還施彼身」，以它的方法取代它本身，透過語言和文學的改革，將自由、民主、平等這些他認為值得學習的文化移植到中國。劉保禧因而認為白話文運動不應只被定性為純粹的語言風格轉換，更是包含一套新的社會秩序，「（胡適等人）發現政治秩序所以有問題，跟文化秩序有關，國家積弱原來是文化問題，因為大家覺得帝制是可以支持的。帝制就是相信以儒家文化作為基礎。真正令國家軍事上、政治上不再積弱，首先文化上要改革」。
■隸書
背景：由秦篆演變而成，隸書廣泛見於漢代，字形扁身。一篇書法作品中相同的字盡量有所變化。
特色：一、蠶頭雁尾：頭像蠶蟲，即較鈍。尾像燕子，即微微向上
二、逆鋒行筆：筆畫欲右先左，欲下先上
三、雁不雙飛：每個字之中，儘管很多橫筆，只有一橫可以取雁尾，或在勾筆取雁尾，餘下的橫筆不能尖着收尾
■齊˙齊˙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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