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暴力美嗎？
他答：看誰使用它。
——使用過暴力的人會這樣答。
——黃碧雲《附件三時期之百無書（作者手作）》
現實有兩種，一種是壓迫的現實，另一種是反抗的現實。小說家黃碧雲新作《附件三時期之百無書（作者手作）》中的「附件三時期」，所指稱的自然就是當下的香港。當權者美稱這個時期是「新常態」，實際上是一個處處謊言、處處壓迫的現實。任何形式的文藝回應，都會很快被標示為反抗式回應，尤其是當現實社會中的反抗力量已消逝殆盡， 文藝反抗就成了殘破集體心靈的寄託，以維持「反抗」在現實中的僅存氣息。
本文開首所引的一段文字，是黃碧雲文本中其中一段最有反抗力量的文字。但這種氣質的文字，文本中並不多見。黃碧雲的創作動機顯而易見：今年七月，全國人大將國安法納入基本法「附件三」，黃碧雲即着手書寫這部長度大概只屬短篇的小說。小說不激進，也沒有符合某種壓迫現實下，相信文藝應當回應政治，以達成一種反抗姿態的集體期望，文本顯然不是要「回應」什麼「新常態」或「香港已死」之類的時代現實。
或用黃碧雲常有的腔調解釋，她不為時代而寫，她只為個人而寫。可以如此理解這種腔調：「個人」可以是作者自己，可以是微小的普通人，也可以是作者跟任何一個微小普通人的情感聯繫，因此書寫才不是為回應時代，作家也不為社會負責。近年黃碧雲一些對讀者來說都較有時代和政治氣息的作品，如拿下紅樓夢獎的《烈佬傳》，和文學界評價極高的《盧麒之死》，或者或少都表現出黃碧雲這種似進似退的身法。
現實燠熱而文本漠靜
但《烈佬傳》和《盧麒之死》是長篇小說，也不是為當下的政治事件而寫，因而提供了大量空間，讓作者退入她的書寫宮殿裏，以證明她「為個人而寫」的文學態度。相對而言，《附件三時期之百無書（作者手作）》則是在一個巨大而尖刻的政治事件中產生的，「回應時代」的責任，明顯不如過去那些作品那麼容易繞過。這部小說鬆散地敘述了一些背景不同的角色，如銀行業打工族、老教師、麥難民、公屋青年，還有好些「普通人」，在二○二○年六月三十日國安法通過一刻前後的日常生活。他們回憶起過去一年的抗爭畫面，也惶惑地為國安法而刪文刪帖和避開警察，但同時又恍如什麼都沒有發生，如常地也不大體面地過着所謂的「正常生活」。小說中也穿插了一些關於二十三年前九七回歸時的集體與個人回憶，以及若干段殖民地早期的地理誌和歷史誌記述。
相對於現實社會中高漲得近乎失控的集體情緒，黃碧雲筆下則表現得相當冷靜，甚或可以說是：冷漠。小說時有出現一個「我」，或可視為作者本人介入小說情境，以及表達作者自己對現實政治的個人抒發。她用其擅寫的簡潔句式，穿插適量港式粵語及機鋒處處的警句，寫出來的「時代中的個人」，都在下述兩種狀態中擺盪：一是彷彿與紛擾壯烈的政治大時代無甚關係，努力地如常生活；二是隱然在日常生活的空隙中窺視到「壓迫現實」的嚴酷，卻又裝作若無其事。
希望像黃碧雲這樣的作家能帶領讀者直面政治現實，大概是一個不切實際的期望；但希望一部寫於當下，並大張旗鼓以「附件三」為題的文學作品，能在文學和政治的關係中作更深刻的經營，也絕非不近人情。然而，這部小說所提供的卻是一幕幕靜默的畫面，儼如被靜音的新聞畫面和歷史片段，愈看久了，甚至會有耳鳴之感——當然上述所講只是一個比喻，以圖說明作者抽離而冷漠的敘事視角，足以把所有能牽動集體情緒的雜音都抽走了，而耳鳴之感，正是源於文本的漠靜與讀者／社會的翻滾之間的巨大落差。
一代青年被捕。我還是很冷漠。
時代會記着嗎？記着又怎麼樣？
——黃碧雲《附件三時期之（作者手作）》
微小個人的沉默
文學是個人的事，也是世界的事。千萬不要把這個說法庸俗地解釋為「文學要為政治服務」，因為那是政治的說法，而不是文學的說法。從文學角度看，當一個作者書寫、發表，並讓讀者閱讀，這已是一場在世界中發生的事，與時代脫不了關係。在長達超過十年的香港文學公共性討論中，已有多番論證說明文學在公共領域上的位置、價值和作用，這也恰恰是文學自我創造和發展的動力。但在這一脈絡上，黃碧雲一直是一個背離者。
表面上，黃碧雲的文學與時代很近，單單看她的作品取材，自會有此感覺。但實際上她的文學態度是鮮明的，例如在二○一四年獲得紅樓夢獎後，她曾以「言語無用，沉默可傷」為題撰文，清楚表明了這樣一種文學態度：文學不是要發聲，文學無法承載飽滿的思想情感，相反，文學只能表現沉默，而這沉默，是關於微小個人的事，這是文學的限度，也是文學的價值。因着這一態度，黃碧雲似乎對「文學有社會責任」這類說法特別反感，在回應一篇批評《盧麒之死》只是披着公共議題的外衣，進行的只是私密情感抒發的文章時，黃碧雲如此寫道：「我以為創作人的責任，是自己給自己，而不是他人壓予的。／給人叫為社會責任而寫，在延安嗎？」她以「延安」這個民粹主義符號輕蔑文學公共性的要求， 說明了她大有「為文學而文學」的傾向，從言語無用之說、靜默面對時代的態度， 到《附件三時期之百無書（作者手作）》中直白說明「我還是很冷漠」，紛紛都指向黃碧雲比過去更往後、更遠離於社會的姿態。但與某種將文學與政治截然割裂，決斷回到私密內心世界的文學潔癖不同，黃碧雲一點都不迴避政治，她只是擺出一對冷眼，而這對冷眼，或許源自一種對世界熱情的失落：
二十三年。
七．一
去年我在東京。我訝異我失去的熱情。
我說，這瞎子摸象的遊戲已經完了。
然後靜默。——黃碧雲《附件三時期之百無書（作者手作）
上述一段出現在小說首頁，可以視作作者序言。作為讀者，我們無從判斷政治局面對作家本人的實質心理影響，但從黃碧雲創作這部小說的手法上，因政治終局（end game）而產生的靜默而虛無之感，確是如陰霾不散。
反公共反技術的展銷
黃碧雲在香港的主要出版商天地圖書，替這部小說舉行了一個「展銷會」。小說不作大量印刷發行，只由黃碧雲本人親手印刷和縫製手造書，只共出售十九本，亦不打算在其他平台發表。據她本人解釋，手造書是極權禁制言論下的作品傳閱方式，多年前她亦曾收過來自中國大陸和共產捷克流傳出來的油印和影印書。這個解釋說明了，我們可以用公共藝術而不是純文學的方式去理解整個創作及出版計劃：創作一部關於國安法的作品，卻用手造書的方式諷刺國安法下行將出現的言論和出版禁制。
但更值得注意的，反而是黃碧雲的造書過程，據展銷架上的介紹，造書步驟有八：墨水拓染做插圖、書紙對摺縫起成書、上膠紙封書脊、字盤上油拓印、封面上紙皮、對準封面、加cover page及加封面書脊，最後是布本拓染。工序複雜也費時，造十九本書的過程長達兩個多月，不少更因成品質素欠佳而需重造。最終完成後便在天地圖書灣仔門市銷售，每書定價不菲，由千多元到五千多元不等，卻在短短數天內全數出售，只剩下一部陳列本供參觀讀者翻閱。
如此策展，產生了一個滿有張力的狀况：文本被刻意設計成無法在公共領域上流傳，這與極權治下人們努力讓書籍在地下流傳的態度相背離；作品的公共性和政治性並非被當權者禁制，而是作者本人放棄讓它廣泛流傳。當然我們未必應該說，那是一種「自我閹割」，但這肯定是作者宣示她「語言無用」、「保持靜默」和「失去熱情」的表現。
再者，手造書之舉不只是反公共，也是反技術的。當代手造書不是一種知識／言論傳播活動，而是一種追溯前現代美學的技藝（craftsmanship）：無任何理性效用，卻更像是一種修行或自我啟悟的過程。出版社將十九本手造書和插圖的實物拍成影片，並上載到YouTube上，讀者無法從影片中讀到小說內容，卻能看到手造書的物質肌理，以及黃碧雲的手寫筆記，記錄了她造書時的心境。造書費時、需極大的專注力，幾與閉門文學創作無異。但小說創作是把自己閉鎖在與世隔絕的空間裏，內心和筆下卻迎向倘大的現實和符號世界；而工藝創作卻是連內心也與世界隔絕。不難想像這樣一個情况：當香港社會於過去幾個月裏被政治現實無情碾壓，大眾在惶惑、憤恨、無奈和困頓中掙扎之時，這位以國安法為題書寫作品的作家，卻心無旁騖地造書。
是的，書我要賣。
但我會送給人。會扔掉。
你話乜都好。做完書事，我要上吊手北脊。我懷念石頭與無景。入黑下山，非常專注：這樣活過就好。
上述引文是黃碧雲在展銷會上的留言。她顯然對上文所述，關於文學、現實政治和手造書製作之間的張力十分清楚，並堅持賣書——製作一些成本高昂的手造書，再以高價發售。網上不少黃碧雲書迷都慨嘆，書價高昂，這些機會都不屬於我了。而事實上，由於黃碧雲不少舊版書早已絕版多時，她的舊作在書籍二手市場上一直有價有市。從手造書到展銷，乃是一個涉及作家與粉絲、技藝與商品之間的意義交換，已徹底遠離了「附件三」這一政治符號背後的政治現實。
《附件三時期之百無書（作者手作）》全書的第一句是：「我只是疲倦。」從個人的疲倦到一個充滿奇巧工藝、粉絲情懷和作者個人修行的活動，終於確立了此一文學文本（不只是文字的文學文本，更是社會政治實踐上的文學文本）的意義：一個作家以冷漠抽身的姿態，書寫一個她不認為能有效書寫的現實，然後再將這一整個靜思過程轉化為一門工藝，滋養着作家個人與其他粉絲個人的微小個人關係。廣義上，它仍是政治的，但跟我們遭受的現實政治幾無關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