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日文學‧譚以諾:當人人都在追捧學術書時,我心裏有數

文章日期:2020年11月29日

【明報專訊】抱住佛腳,找根稻草,書到用時可能真的方恨少。這一年,確是多了香港人買書的。《暴政》、《烈火黑潮》熱賣,柳俊江寫七二一的《元朗黑夜》都再版了幾遍。由譚以諾創辦的手民出版社,獨木苦撐多年,近來同樣逆市有賺,而賣得最好要數《民現:在後佔領時代思考城市民主》和《寫給左翼民粹主義》兩書。學術書,社運,hard core,出版社的進路和定位都很明確。但筆者認識譚以諾很多年了,從不迎合時髦,情願追落後。學術、政治、社運書大行其道之際,手民出版社年底再推一書,意外冷門——葉曼丰著、譚以諾親自翻譯的《武俠電影與香港現代性》(Martial Arts Cinema and Hong Kong Modernity﹕Aesthetics, Representation, Circulation)。魔幻現實一整年,都不差在這一天,2020年底,就在球王馬勒當拿逝世的同一時間,左有《國安法》,右有第N波疫情、健康碼,我們卻在一片懷舊之中,談論着早已化灰的香港武俠電影。

先不要說今日香港談武俠片很冷門,其實《武俠電影與香港現代性》一書的作者葉曼丰都很冷門。自覺孤陋寡聞,訪問時馬上跟譯者請教。結果譚以諾笑着回答:「不是呀,我本身都不認識作者,而且我問過很多圈內人,包括影評人和學術界朋友,大家甚至沒聽過這個名字。」然而,偏偏在這個年頭選一本分析武俠電影的學術書來做,還要親自翻譯,譚以諾表示,原因有二:「此書的英文原版,早在二○一七年由香港大學出版社所出。當初一讀便覺得有趣,那年亦是手民出版社剛剛轉型做學術書的時候,要找到合適的原創著作其實很難,所以,我的計劃是先以翻譯書為主打,做好學術出版的品牌。」他接着說:「那段時間不斷留意值得翻譯的學術著作,目標亦是我較有興趣的課題,例如香港研究、性別、左翼、批判理論。這本《武俠電影與香港現代性》就是其中之一。」

今日為何要談武俠

譚以諾解釋,決定出版此書的另一原因,是它並不純粹關於武俠電影,亦不純粹是史料研究。「書中探討武俠電影的觀點非常特別,關於香港現代性那一部分,是最吸引我的。六七暴動之後,香港社會轉型,而同一時間,當時新派武俠電影崛起,兩個現象放在一起,作者嘗試探討了兩者的相互關連。」

雖是外文學術著作,但作者不單熟悉從六十年代至今的港產武俠片,對香港的社會和政治生態都很了解:「書中主力研究四五十年前的電影作品,但好多想法都跟我們今日生活的香港社會對話。例如它提到『苦修』這概念。武俠片常出現的修行描述,與當年整個香港社會的工作倫理都很有關。個人主義,靠自己,要在社會生存,就得經歷刻苦的自我訓練,就像武俠片中,在江湖中生存,角色就要苦修習武,背後的意識形態其實相同。」

「這種自我訓練、成功需苦幹、憑自己殺出一條血路的想法,其實至今都沒改變。」譚以諾形容:「香港的現代性,從六七暴動之後,便一直延續到現在。譬如去年大家會問,香港要發起大罷工為何那麼困難?其實那套意識形態早已植根在香港人心中,在流行文化、歷史裏面,都深信着苦幹、苦練、苦修,是達至成功的唯一途徑。而流行文化的呈現,就是在武俠電影。」

雖然武俠世界的意識形態一直延續至今,但遺憾的是,無論武俠小說還是武俠電影,今日都相繼式微。譚以諾都明白,他可能已是最後一批尚會接觸武俠小說的人。尤其在香港的流行閱讀市場,武俠小說早已被推理科幻蓋過,成為過氣的創作主題:「後生一輩的,幾乎從來沒看過,武俠電影更是如此。所以,它已經變成一種懷舊,也很現實,這本書非常難推,因為關心這題目的人已經愈來愈少。」

至於武俠電影,情况複雜一些。華語電影市場仍然會拍武俠片題材,但重心已移師大陸或走向國際,而不在香港。不計合拍片,曾作為香港電影核心的武俠片,不經覺間名存實亡已久。其一,過去擅長拍武俠片的香港電影人,都北上發展;其二,本身不是拍武俠片的導演,都拍起武俠片來,但從電影美學到故事主題,都跟過去香港武俠電影最鼎盛的年代有極大分別。

電影中的民族主義意識形態

譚以諾提到:「最大轉捩點或是李安的《臥虎藏龍》。奪得奧斯卡之餘,也被看到武俠電影巨大的全球化潛力。然而,引伸出來的結果是,許多電影大師都一起拍武俠片,甚至暗中較勁,包括張藝謀的《英雄》、陳凱歌的《十面埋伏》、侯孝賢的《刺客聶隱娘》,至王家衛的《一代宗師》。」他認為,《臥虎藏龍》之後的武俠片已是另一生態,既走向大片格局,亦扭向外國市場,着意經營迷人的東方凝視意象:「就算不是去荷李活,可能法國影展,其實都是針對西方觀眾所想像的東方、神秘、江湖世界。對比香港早年的武俠片,概念完全不同。」

「另外,中國導演拍的武俠電影,所呈現的世界觀都與過去香港的武俠片文化有很大落差。張藝謀的《英雄》就是最標誌的作品。那個世界觀,其實就是中央集權,刺客來到秦始皇面前,但為了顧全天下,選擇放皇帝一馬。就算不是歌功頌德,都失去了以往武俠片的批判力,跟張徹的那種武俠電影更是不同路數。」

而香港最後一批拍武俠電影的導演,例如近年開拍《狄仁傑》系列的徐克,雖然都有繼續在中國市場發展下去,不過已跟舊日的香港武俠電影相去甚遠。譚以諾補充道:「而且,香港合拍片而言,最成功的並不是傳統武俠片,而是甄子丹的《葉問》。當然,將定義再放大一點,《葉問》都算是武俠片。但《葉問》裏面,你正正看到兩個世代的落差。合拍片奉行愛國精神,基本上每一次都要強調國族主義,由華人打敗『鬼佬』或者日本人。這些在大陸市場可能很受落,香港觀眾則明顯不吃這一套。所以我們與今日的武俠、武打片就更是漸行愈遠。」

這一觀點,葉曼丰於書中亦有提到,雖然《葉問》一類的動作電影,確是延續了武俠片最重要的武打場面設計,但關鍵是它充斥着缺乏批判性的民族主義意識形態。其實香港傳統的武俠片都有民族主義意識形態,例如邵氏的「文化中國」概念和李小龍的「功夫民族主義」,但作者認為,民族主義論述是會隨着社會環境而改變的。六七十年代,香港觀眾對武俠片的民族主義產生共鳴,很大程度是基於華人移民的流徙經驗。但合拍片所呈現的「泛中國」民族情感,則主要是呼應中國近年的霸權意識和大國崛起論述,與香港的社會形態格格不入。

葉曼丰形容,武俠電影可能是香港固有文化中最先走向「一國一制」的項目,譚以諾亦言,武俠片或者不會死,很可能繼續在大陸長拍長有,但香港好像已不會再有武俠電影熱潮。「隨着社會形勢不同,現在的趨勢是,我們都變得好厭惡以前香港最流行的片種,不單止武俠片,還有動作片、警匪片、臥底片、賀歲片、賭片,全部都有審美疲勞。」

「不過,一般觀眾與文化評論者的觀點可以相差好遠。」譚以諾笑言,文化評論者普遍摒棄舊的主流,但可能只是一廂情願,觀乎票房數字,大眾市場反應未必如此。「就算《葉問》被文化界批評,去年拍第四集,進帳依然可觀。你看,在香港最艱辛的時候,又揚言杯葛,結果票房依然保持頭幾位。」正如他剛才所說,身體很誠實,有些意識形態早已植根在香港人心中,就算概念完全不同,都有觀眾照單全收。

學術出版的小陽春假象

譚以諾素有「大師」美譽,筆者已不記得是哪年哪月開始的,但應該關乎他興趣多,而且身兼多職。大學講師、作家、翻譯、出版人,而近年在教書工作的重心以外,搞過影評網、書評網,後來又搞出版社。「其實是想在固定和周而復始的教學工作以外尋找變化,需要有另外一些事物,例如寫評論、做翻譯、出版,不斷衝擊自己。」

「翻譯算是我其中一個新興趣。」譚以諾緩緩回答,亦其實與他在學院的教學工作有關:「逐漸會發現,香港閱讀市場愈來愈少人主動接觸外來資訊。會讀英文著作的人,我相信比起二十年前少了很多,畢竟殖民時代大家都會比起今日新一代更願意接受英語世界的資訊。而這個現象,驅使我轉而做翻譯工作,尤其將外國寫香港的論述搬回來。」

「另一個新興趣,當然是出版。」早年興致勃勃搞過新媒體,有影評網頁「映畫手民」,有學術評論網頁「微批」,但譚以諾承認是充滿挫敗的,兩個網絡平台運作多年,瀏覽量卻愈來愈低,甚至形同虛設:「就算有再多文章,接觸到的讀者群少之又少,來來去去都是那一千幾百。其實都是被大數據玩死,當愈來愈多新媒體加入,大家攤分到的瀏覽數據愈來愈少,而且只會被某幾個大財團壟斷,資源不夠的網絡平台只會一再被演算法打壓。」

依靠網絡無法達到最初目標,所以譚以諾又再從線上轉回線下,專注做實體書。說來諷刺,一開始就是人人都感慨紙媒黃昏,所以才會一窩蜂湧到網絡新媒體。但如今從網絡回到實體出版,是否偏向虎山行?譚以諾覺得是以退為進:「慢慢你會見到新媒體的限制在哪裏,例如要慢、要深化,比較靜和有架構的思考,其實都要回歸書本才可以實踐。我當然明白,讀者群可能不多,大約一兩千人,但先鞏固這一批讀者,我覺得是目前可以做到的事。」

不過,今日市道不景,連作為救命稻草的書展都宣布取消,導致許多出版社陷入停擺狀態。手民出版社則逆市發圍,繼續出版學術著作,產量算是驚人。譚以諾更笑言,都還可以守住收支平衡。讓人好奇資金何來,他說,旗下一半出版物都有學術機構或者藝發局的出版補助:「另外就是我自掏腰包。但學術書的讀者有多少,我都心裏有數,不會完全蝕錢的。」今時今日,居然有出版人說事先打過算盤,做書不會蝕錢,筆者聽着,心裏覺得好癲,果然是「大師」風範。「當然啦,我沒計及自己的時間、人工。」譚以諾補充說。

但必須承認,手民出版社的進路確實迎上了好機遇,轉型初時都未必預計得到。過去一年半載,香港書市有個新趨勢,學術書普遍大賣,甚至是個小陽春。政局動盪,社運書、政治書,或貼近香港社會議題的學術著作、評論文集,不但愈出愈多,幾乎每個禮拜都有新書上市。

「這類書現在起碼好賣過文學呀。」譚以諾答道:「以前講文學創作,散文集往往是最好賣的。但今日這些學術書可能好賣過散文。」過去相對較為嚴肅和長期滯銷的學術書,近期一反常態受到大批讀者追捧,除了不斷加印,新作亦紛紛湧現,譚以諾覺得動機明顯不過:「大家就是想找答案。面對眼前的政治現實,會不會有其他學術資源提供到答案,因此,那些比較易讀、簡單入門的學術理論書,如今大有市場,尤其關於民粹主義、政治倫理、社會學、社運心理學、抗爭歷史等等,在這個時勢應該是能賺到錢、賣得最好的。而賣得最差就是武俠電影這一種,討論某一個藝術類型,距離政治現實比較遠的學術著作,仍是十分冷門。」

但賺錢歸賺錢,退一步而言,這個香港書市的小陽春可能是一個假象,似在提供一個答案,或是一個尋找答案的途徑,最終卻可能只是一股消費衝動、安慰劑效應。「總之大家都要買呀,一齊撐呀,但這種讀者多數無以為繼,這個現象其實並不健康,亦沒有反映真實的書市。」譚以諾淡然說:「雖然大家買的都是要細嚼慢讀的學術書,但反而讓我見到一些最即食的情况,尤其最近這段日子更明確。書商推出大量反送中著作,每一本都能產生極多attention,這當然都是很重要的,問題是熱潮過後,我們就要面對,真正會關注這些書籍的讀者到底有多少人,那才是這類書真正的讀者群。」

譚以諾接着說:「因為外在環境轉變而嘗試『搵啲嘢搲住』的讀者,與真正思考香港未來,對論述感興趣的讀者,其實是兩回事。當時間再拉長,就會有所區分,剩下的那批才是學術書的堅實讀者。所以我並沒有被這種熱潮震驚,特別興奮或者特別失望。」他想了想,又說:「從事出版好幾年,在香港,這群讀者到底有多少,其實我都心裏有數,所以現階段我還是照做自己想做的書。」

心裏有數,聽起來相當消極、很灰,但訪問期間聽他多說幾次,逐漸覺得有種迎難而上的豁達。

譚以諾跟香港一樣,都彷佛有些無從擺脫的中年危機。然而,提到手民出版社,畢竟是個仍然年輕任性的品牌,只有這一件事他充滿自信。

文•紅眼

美術•劉若基

編輯•關曉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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