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在奧斯威辛之後，寫詩是野蠻的」，這句阿多諾常被引用的話中，「野蠻」或非如上古時代的飲血茹毛，在人類清洗族群的歷史裏，許多卻是井然有系統的。有說阿多諾此話說的並非寫詩的不可能，而是極權暴行與詩歌藝術間存在的辯證關係，當劊子手同樣低吟詩篇，我們或再難以某種溢美虛幻、與黑暗殘暴現實不協調的言語持續寫詩。
2017年西方傳媒傳出一個在新疆大規模的囚禁體系，面對鋪天蓋地的體制暴力，人們或認為詩歌渺小無力，然而在新疆，或在流亡海外的維吾爾族人之間，詩歌一直佔有舉足輕重位置，是抵抗壓迫、保存記憶的力量泉源，至今亦然。
如其他口耳相傳讓風俗、神話與信仰承傳的文明，維吾爾族群擁有豐富悠久的詩歌傳統，據哈佛大學東亞語言與文明系維吾爾及察合台語導師Gülnar Eziz受訪時指，可上溯至11世紀維吾爾詩人Yusuf Has Hajib所撰的長詩《福樂智慧》（Qutadğu Bilig）。剛於上月底入選BBC年度百大女性（BBC 100 Women）的維吾爾作家、詩人Muyesser Abdul'ehed（筆名：Hendan）則指7世紀書寫可汗歷史的碑文已富含詩韻，也分享了一首流傳久遠、中學老師會教學生的民俗詩，詩中明言詩歌對維吾爾族的重要，她解釋詩句大概意思是：「維吾爾人重視詩歌猶如重視靈魂，生時有詩，死時亦有詩。」例如母親哄嬰孩入睡時會唱的搖籃曲、親人去世時會唱的哀悼歌，都是詩歌融入日常的例子。
維族人之間廣泛流傳着被譽為維吾爾音樂之母的「十二木卡姆」，是包含唱詩在內的音樂調式，以唱的形式記誦，使詩歌融於日常生活中，Gülnar成長便沐浴於每天聽唱十二木卡姆的家庭環境裏。過去在新疆的學校，仍能教授孩子誦唱。以往學校也鼓勵孩子執筆寫作，書市上詩集常佔較多數，且新疆大部分地區皆曾有報紙刊物讓人投稿詩作，據說幾近所有成年人都能背誦至少數首詩。Muyesser說，大部分民俗詩（維吾爾稱：Qoshaq）其實都被放到歌詞裏，在她看來，因維族人長年遭受壓迫承受苦難，迫使人成為詩人，而唱詩是一種「減輕內心苦困的方式」。在此脈絡下，可想像詩人在公共空間佔具一定影響力，有說如流行歌手般，每代各有其風格，各有其詩人代表。相對其他文學形式，詩除了能讓人唱誦並抒發內心感受，Gülnar認為詩歌是種獨特語言能讓維族文化的思想、感受和聲音傳達開去，當她在讀維吾爾詩時「會感到在自身的文化裏，感到歸屬所在」，詩於她而言，就如「保存維族文化及身分的火炬」。
邁向現代的維吾爾詩
凡談及維吾爾詩，很難繞過該土壤歷來承載的動盪血淚史避而不談，不少詩作是歷史與當下對話的探尋與印記。新疆，又有稱為「東突厥斯坦」（East Turkestan，或稱東土耳其），立國初史可回溯至7世紀的回鶻汗國，至15世紀中亞全面伊斯蘭化，該處文化樣貌逐漸成形，其後多年在不同帝國權力間爭持，望擺脫各種民族壓迫及被剝奪感。談到詩歌保存及承傳歷史，Muyesser提到兩位維吾爾史上重要的民族英雄：帕力萬（Sadir Palwan）及諾孜古姆（Nuzugum），他們都是詩人，記錄歷史同時流下讓人口耳相傳的詩。其中Muyesser及Gülnar不約而同提到一首20世紀初由Abdukhaliq Uyghur寫的重要詩作Wake up!，幾乎所有維族人都能默念這首熱血沸騰的詩。另外Gülnar推薦一首來自著名維吾爾詩人Abdurehim Ötkür在小說中所寫的《躅》（Iz，英譯：Trace），一首維吾爾母親會在幼孩耳邊吟誦的詩，讓人記着來自何方，其中寫到：「任風沙席捲足迹難掩／馬匹羸弱卻不停步／一天子孫將覓回足印」（本文詩歌中譯均由記者暫譯）（Wind blows, sand moves, yet our trace never disappears／The caravan never stops even our horses become thin／Our grand-children or great-grand-children will one day find those traces），詩人祈盼，即使風沙滾滾，也不要遺忘維吾爾身分。撰寫《象徵式抗爭藝術：維吾爾身分及維吾爾與漢族關係在當代新疆》（The Art of Symbolic Resistance）的學者Smith Finley寫到，這首詩更啟發了後來在1996年面世並於當地餐館、店舖熱播的卡式帶，由Ömarjan Alim演唱的流行歌大多意涵對抗政治壓迫，其中一首以此詩為題的歌Oaldi Iz（英譯：Traces）後被當局禁播。
1970年代因受文革影響，維吾爾詩人間掀起一股朦朧詩風潮，及至文革結束，1980年代初進入較自由開放的步調，部分詩人嘗試擺脫傳統格律、聲音與節奏，形式漸趨自由，一些自西方衍變而來的象徵主義詩逐漸浮現。1980年代同時是近代新疆維吾爾詩最興盛的時期，當時捲起的現代主義思潮，改變了維族詩的風貌，第一代現代派詩人譬如說生於1969年的Tahir Hamut，成長在1980年代，在當時自由的社會氣氛下創作甚豐，除了寫詩亦拍電影，到1990年代發生巴仁鄉動亂及伊寧事件，當局開始收緊對新疆的管控措施，詩人深感時代變遷，寫了一首名為《過去》（The Past）的詩，「許久以前／在那些如駱駝尾巴碎裂的時代／在那些海市蜃樓般黯淡的歲月／在那些歲月如梭的恆常日子／每人都倉卒被投擲於世（……）／他們會互相慰問，願上帝憐憫你／偷果偷書偷妻的人都不是賊／世界沒對人答允什麼」。
A long while ago now
in those chipped years like a camel's tail
in those dim months like a desert mirage
in those unchanging days blurring into each other
everyone was brought head first into this world
The golden oleaster flowers and the
copper grains of sand smelled like an upset stomach
Ugly people with no concern for their own souls
would lock winter in spring and insult it left and right
It was then that crawling water was discovered
Everyone's left eyelid would quiver in the morning
and they'd tell each other, may God take pity on you
One who stole fruit or books or wives was not a thief
The world made no promises to anyone
The angel of death didn't neglect a single elder
（英文節錄由Joshua Freeman翻譯並授權刊載）
從囚房內到囚房外
踏入21世紀詩歌依然蓬勃發展，即使在間斷打壓中，詩人仍堅持書寫，維吾爾現代主義詩亦在此時發展成更複雜、支流更多的思潮，2009年年輕詩人Osmanjan Muhemmed Pas'an便在一份廣為流傳的宣言中宣布虛無主義運動（Héchnémizm）開始，參與者眾，其中許多是年輕詩人。30多年來，維族現代主義詩人一直嘗試突破極限，直至2017年，書店、出版業亦遭壓制（一說2012年已開始檢閱維吾爾書出版）。這次，按西方所說，除了數以十萬計人民被送往再教育營，據美國「維吾爾人權項目」一份2019年刊出的報告所指，知識分子、學者、詩人、藝術家、記者等統統成為拘禁對象，當時已知的有近400人，更多的甚至跌入黑洞中。這次對象明顯，有評論直指是文化滅絕行動。
上月底普林斯頓大學東亞學系講師弗里曼（Joshua Freeman）就在《紐約時報》發表文章（見其Twitter：@jlfreeman6），指他與他的新疆詩人教授在失聯一段時間後，終在一首流傳自詩人拘禁期間寫成的新詩中，得知他的音信——籠罩在古拉格巨網的詩人，依舊在寫詩。由囚室傳出囚房以外，可見民間的口耳相傳、誦念詩詞傳統未被消弭。另一位詩人、作家Perhat Tursun，自2018年初失蹤在巨大蛛網，成長於1980年自由氣氛的他飽覽西方思潮，博學多才，風格別樹，弗里曼在新疆留學期間多次與他碰面，在一篇報道中他指詩人「聰明、頑固、鬼馬滑稽、變幻莫測」，因此在2018年失去音信後，尤其擔心性格直率的他。他的詩作《輓歌》（Elegy）是這樣的：「當他們強迫我接受屠殺即如愛／你知道我與你們同在（……）／當他們在街上搜索我那消逝的蹤影時／你知道我與你們同在」，這首書寫個人如何被狠狠扯進歷史洪流的詩，或如弗里曼所說，可看作所有被消失的人的墓誌銘。
Among the corpses frozen in exodus over the icy mountain pass, will you recognize me? Our brothers
we begged for shelter took our clothes. Pass by there even now and you will see our naked corpses.
When they force me to accept the massacre as love
Do you know that I am with you.
After three hundred years they awaken and do not know each other, their own greatness long forgotten,
I happily drank down poison, thinking it fine wine
When they search the streets and cannot find my vanished figure
Do you know that I am with you.
（英文節錄由Joshua Freeman翻譯並授權刊載）
流徙者的內疚與堅持
在新疆以外，不少流亡詩人亦以詩為志，當在新疆的詩人被噤聲，海外詩人與藝術家即相繼為正發生在故土的災難發表。一些難以觸碰的議題，例如是故土、宗教及流亡等，便在海外書寫、發表、出版，甚至是再創新的維吾爾詩刊刊載。自2013年流亡至土耳其的Muyesser認為，維族靈魂本是自由的，只是長年遭受政治壓迫而無法暢所欲言，被迫以其他更隱蔽的方式表達，而當下流亡詩人「就如從密籠解脫，能隨心飛揚」，即使他們無法親身觀察並寫下現况，但他們所寫的都與她堅持以「東突厥斯坦」稱之的故土相關，相距千里，內心連繫依然，寫出主題與維族身分危機、受傷甚至死亡的維族人、對自由的渴望，以及渴求歸返故土相關的詩作。
流亡海外的維族人在常規學校或在工作上用到維吾爾語的機會不多，但據Muyesser所見，不少人持續以母語書寫，並協助翻譯維吾爾作品。此外，各地流亡團體亦有開創讓孩子學習維吾爾語的學校，盡力讓其母語及文化不至從世上消失，例如是Muyesser創立的Ayhan Education除教授語言外，也出版兒童雜誌《四葉草》（Totqular），鼓勵兒童以維語寫作。
但在流徙人口中（主要分佈在土耳其及中亞等地，部分在歐美），一些人會懷疑，離開故土、離開形成悠久文化的土壤，能否讓母語及以母語書寫的詩不至斷裂？尤其當長於故土的孩子已全面生活在漢語教育的環境下，維語被禁用，人口移居政策下維族人口被削弱，維吾爾文化及記憶，能否持續在博物館展櫃內成長，亦成疑問。學者Smith Finley提到，當地文化局亦以「新疆歌舞團」同化當地維吾爾人，並向外形塑少數民族的形象。
而流亡很多時承受的創痛比想像中大，能逃走及倖免於難的罪疚感，不時侵蝕生活各道細縫。不少人跟處在新疆的親友失去聯繫，或因擔心其安全而斷絕來往，詩中流露着強烈的孤獨、鬱憤。在2019年2月傳出維吾爾詩人、音樂家黑伊特（Abdurehim Heyit）遭酷刑凌虐至死的傳聞後，Hedan（Muyesser筆名）寫了一首詩《飛回火堆》（Returning to the Fire），詩中昭示她對維吾爾的愛，如燈蛾撲火，讓她不計較生死，唯願不被悲慟勒死，其中一節是這樣的：「由它吧，讓我雙手被綁纏／只要心不再灼傷／皮鞭，請鞭韃我臉／靈魂窒息至無法忍受／絞索快要斷裂！」另一首她在同年6月寫的詩《他被帶走》（He Was Taken Away），書寫一名女子的丈夫被突然擄走，她寫：「現在，時間不會再前進／就如烏龜匍匐爬行（……）／世界學會無法治癒的哀痛／手指數手指／手指切鋒刀」。
Now eyes will pierce through doorsteps,
now no hearts will water the streets,
now water cannot wash the shirt he took off
like a mother washes her lost child's clothes.
Now time will not run forward,
it will walk heavy like a turtle
with love pushing from behind.
Now all means have faded in the distance
as an anxious woman searches
for barefoot children.
Now the world learns sorrows with no cure,
now fingers count themselves,
often the fingers cut knives.
（英文節錄由Joshua Freeman翻譯並授權刊載）
文化上的剝奪及暴力很多時是物質性的，維吾爾詩彷彿注定形成直面黑暗的空間，讓見證苦難的人，書寫富深刻含義的詩，或透過書寫去探尋去銘記身分，並連結那些被消逝的人，追認散失的過往，讓被昭示的記憶與當下最終被一一審視。雖然維吾爾族長期被剝奪權利與自由，但Gülnar堅信，強權「是無法讓維吾爾文化消失在世上的」，記憶將傳承。在採訪過程受到不少熱情幫助，後來才知道，在維吾爾語裏，Uyghur（維吾爾）有「團結」的意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