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傅高義離世，華人界反應似乎大於英語學界，這似乎說明，傅氏雖然用英語書寫，但他的觀點及作品卻在某種「中國意識」中有重要地位。他的離世，也象徵他所代表的這種意識已失落了。
首先，這種意識有更大的東亞背景。中國人喜歡稱傅高義為中國專家，甚至有人稱他為漢學家，但稱他為東亞研究學者會比較準確。他第一本受到注目的書，是1979年出版的《日本第一》。雖然他早於1969年便撰寫了關於毛澤東時代廣州建設的書，但他第一本有關東亞國家的書是更早的、於1963年出版的《日本新中產階級》。
研究對象對他的書興趣更大
有一個很有趣的現象：他的著作主要是寫給美國人看的，但他的研究對象卻對他的書興趣更大。例如《日本第一》的副標題就是「對美國的啟示」，它的日文版曾成為日本的暢銷書。至於《鄧小平時代》，傅高義在書的開首明白寫着該書主要是給西方讀者，但它卻成為華人社會裏最為熟知的鄧小平傳記。我曾經點算過，除他以外，寫過較有分量鄧小平傳記的學者便起碼有六位，我認為當中有不少寫得比他好（如楊炳章的《小平大傳》，他不幸於今年9月離世），卻沒有一本的銷量及得上他。華人及日本人對傅高義的愛戴，多少包含了我們喜歡某種「西方人」的眼光，喜歡自己的國家、歷史、領導人被傅高義這樣的目光凝視。
傅高義在《日本第一》中講過自己研究日本的初衷。1958年，他本來是要研究家庭與精神健康的關係，而且，帶着當年戰後現代化論的預設，想找出一種跨文化的現代化普遍法則，日本只是被當作一個不同於西方文化但開始「現代化」的案例。但當他與太太（人類學家）進行研究後，他失去了對普遍通則的興趣，轉而對日本本身十分着迷。日本不止是一個不同於西方的文化，她也有不同的現代化路徑，用較新的術語來說，就是另一種現代性。
國家「成功」以效用主義界定
另類現代性的說法現已不時髦，甚至有點陳腔濫調，但1970至80年代卻剛興起。媒體裏有「東亞四小龍」論，學界有「（東亞）發展型國家」等學說，李光耀更講亞洲價值。整個地緣格局，就是後冷戰世界的所謂「歷史終結」。有些人誤認為冷戰結束是「西方勝利論」大行其道，其實不然，更準確地說是一種美國文化及權力精英打造的「相對論」：各有各不同的現代化路徑，少講自由世界與鐵幕國家的對抗，也不必太強求道德價值誰高誰低，反而強調互相學習成功之處，和平共處。「成功」的定義由一種稍為去意識形態的西方式效用主義去界定：良好管治、社會穩定、適度的自由等等。這樣我們才能明白，傅高義的兒子（學者Steven Vogel）對他父親的總結：他總在任何人及國家身上看到優勝及善良的一面。
這種論調大致配合同期流行起來的全球化論，在美國對中國的關係上支撐着「交往政策」（人權只是議題之一，不阻礙「中美國」的建立），中國政府也在這種論調中調校出「中國道路」：一邊參與全球資本主義遊戲，一邊拒絕所謂「西方價值」。這種「相對主義」表面上很文明，對美國、東亞國家裏的當權者、受惠的中產階級很受用，但稍為持批判觀點的人卻不大能接受這種「成功論」。
例如，傅高義在書中高度讚揚日本企業及公共機構裏的集體主義和日本文化認同，成就了日本社會的統一性與和諧，如今我大部分的日本朋友都對此嗤之以鼻。我不懂日文，我就舉1990年代初荷蘭記者沃爾夫倫（Karel van Wolferen）的《日本權力結構之謎》一書為例，它成了另一本洋人寫日本的日本暢銷書。沃爾夫倫一反傅高義的觀點，他在書中指出，日本的經濟與社會走向，是由龐大的官僚集團在各個大小領域中掌盤及微調的，電視上看到的政治家，包括首相在內，其實都作用不大。而所謂日式集體主義、日本人論等，是官僚的治術核心，為了持續打造一個整齊、馴服的日本社會，並竭力維持以「支薪族」（salarymen）為中心的社會及社會想像（年輕人想做支薪族或找個當支薪族的老公），反抗力量及異見，均以軟性社會控制及威嚇制服，或排除到社會邊緣。因此，日本的曾經「成功」是以擠壓個體自主自由、創意、改革（不用說革命）可能性為代價。
不願談鄧小平延續專權功過
傅高義未必完全不知道這些，但都不是他關心之所在。2012年我寫了一篇《鄧小平時代》書評，我當時發現，他全書以超過一半篇幅集中在鄧小平最後20年生涯裏推動經濟改革，因此他對「六四鎮壓」的指摘不那麼嚴厲，讀者不必感到意外。我注意到，他對鄧生平的前70年（只有四分之一左右篇幅）如何在中國共產黨裏打滾及與黨一起成長的故事，興趣相對小得多，也不太願意評價他參與及延續中共專政的權力架構及領導方式的功過，而這也是我對這書最大的批評。
網友古治雄（Alex Koo）在社交媒體上非常精闢地指出，傅高義雖然不搞宏大理論，但他的分析架構皆脫胎自他的論文導師帕森斯（Talcott Parson）的結構功能論，強調社會規範及價值觀如何與經濟及政治形成結構性協調，又能功能互補起來。結構功能論者不是不知道世界並不完美，但如何做到協調與功能互補，但又能推進變革，才是他們的關心所在。傅高義在晚年對幾位政治人物那麼感興趣，正是因為那些撥亂反正的領導人及其歷史是結構功能論無法解釋的，但卻是非常重要的。像鄧小平這類政治強人，如何在不完美甚至破敗的世界裏（例如文革的中國）打造一個穩定的現代東亞國家，是他的興趣所在。
傅高義在出版《鄧小平時代》的同年，出版了一本他有份編輯的論文集《朴正熙時代》，當中收錄了他寫的一篇有關朴正熙的論文，他比較了朴正熙、土耳其之父凱末爾（Mustafa Kemal Atatürk）、鄧小平及李光耀。文中羅列出他最關心的問題：
1. 他們如何取得及維持權力，防範可能的對手？
2. 他們如何戰勝那些抱持傳統思維，以及感到自己在急速現代化中得不到好處的人？
3. 他們如何與核心支持者及官員合作，推出完整有效的計劃？
4. 他們如何保護國家安全，同時又取得外國的合作，得到安全保障及援助以取得經濟成長？
我不知道那些曾反抗過朴正熙獨裁統治的韓國人如何看待傅高義的問題意識，是否會讚賞朴為「漢江奇蹟的締造者」。該書出版後兩年，朴正熙的女兒朴槿惠當上了韓國總統，2017年，她在群情洶湧下下台，並被判濫權貪賄，現在獄中服刑。我的韓國朋友較年輕，多是朴正熙的繼任者全斗煥時代成長的學運世代，他們也跟如今的年輕人一樣上過街，抗議過朴槿惠，他們大概也不會喜歡傅高義這樣談論她的父親。
胡耀邦傳記未寫 無緣一訪「失敗」
也許，傅高義也漸漸感到他的問題意識有點不合時宜，在如今新冷戰冒起的當下更甚，你要領導人互相學習、交流及合作？現在前提似乎是先別讓他們打起來。這幾年他寫了《中國和日本：1500年的交流史》，雖然不是傳記，但卻被人認為，全書太着意勸導中日領導人之間多互相理解，卻省略了各自複雜的歷史。
而我最有興趣想看到的，肯定是他生前計劃寫的胡耀邦傳記，他會如何寫一位「失敗」的領導人？可惜，傅高義只能抱着他的「成功故事」離我們而去，無緣一訪「失敗」，而造就他筆下的東亞成功感，也隨着這位說書人而去。還活着的人，只有邁進一個不得不應對各種挫敗的時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