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日文學‧盧敏芝:大正.東京.田漢

文章日期:2021年01月10日

【明報專訊】去年中通過具爭議的《國歌法》,從此奏起「起來!」時必須肅立。關於這首《義勇軍進行曲》的填詞人田漢,耳聞他晚年文革慘况的人或不少,可田漢一生的豐饒多元,決非如後期被定格的如此單一,剛好踏入十年研究田漢生涯的學者盧敏芝告訴我們──他不止是「唯美主義」,也不止如後來的捲入政治漩渦;田漢除了是中國現代戲劇奠基人,在話劇方面貢獻良多,若進一步還原上世紀二十年代大正時期的東京圖景,那文化發展蓬勃的土壤,更可從「左翼世界主義」(leftist cosmopolitanism)視野,窺見田漢在文化層面的盤根錯節。

五四運動前後均有不同的中國作家、知識分子留學日本,魯迅是其中知名一位,與後來的郁達夫、郭沫若,還有田漢等創造社成員,則是前後交叉在不同的日本時空。魯迅在明治時期留日,田漢等皆在大正時期(一九一二至一九二六)留日,這差別造就不同的文化語境,就在田漢留學東京的六年間(一九一六至一九二二)、關東大地震(一九二三)前夕,日本在歷史上相對經歷了一段較和平自由的時間,這曇花一現的時期便被冠上「大正摩登」等美名。盧敏芝剛出版的《田漢與大正東京:公共空間的文化體驗與新女性的形構》,便在挖掘多種史料及原始檔案後還原當時的文化語境,重新構築在一戰後日本消費市場起飛、個人解放理念盛行、出版行業蓬勃,以至第一座西式劇場及歐式咖啡廳開業時、各種革命運動思潮湧現的大正東京,如何形塑身處其中的田漢。

擺脫五四語境解讀田漢

許多時在談論上世紀一二十年代的作家,會很容易歸納到五四文學、五四新文化運動裏,盧敏芝則希望擺脫這主旋律的定調,從數方面重新解讀田漢。而在當時狹義上五四運動開始的一九一九前後數年間,田漢其實也一直處身日本。跟五四「新青年」陣營不同的是,創造社成員在五四時期留學日本,浸染其中的文化語境未必跟五四精神有直接關係,他們關心的可能是「較獨立或較個人內心層面的事情」,而「新青年」和「創造社」之間「為人生而藝術」或「為藝術而藝術」的分野,在盧敏芝看來許是口號居多,她認為要觀看田漢更需要將他放置到二十年代日本的發展變遷中,譬如說田漢在留日期間曾參與過不少組織如「可思母俱樂部」等,便是既包含社會主義也有世界主義(cosmopolitanism)等多種意涵的跨國組織,與內地論述中的「左翼」常扣連民族主義便大有不同。

同時混雜左、右不同思想的大正時期,由資本主義的物質消費到左翼的各種思潮等,體現了一種「雙重現代性」(double modernity),而田漢可說是這種雙重現代性的代言人。最初進入田漢的研究領域時,盧敏芝甚覺艱難,因大部分論述來自內地學者,田漢的形象較單一,可能較多是關於「政治、愛國和民族意識」此類資料,亦有不少人從田漢的「唯美主義」切入,認為唯美與他後來的左翼觀點是割裂的,「像由一個極端走到另一個極端」,但盧敏芝並不認同這種二元對立的看法。她的研究轉捩點來自海外學者羅靚的博士論文(指導老師為李歐梵),由此修改而成的學術專書第一章即從「國際先鋒」(international avant-garde)的角度審視大正東京與田漢的關係。盧敏芝對由此延伸的「左翼世界主義」深感興趣,總是着迷於這種充滿「複雜辯證」的論題,她說,「現代主義和左翼在過往一直被認為具矛盾衝突,但當這些本來不能放在一起的元素被拼合時,我就很被這些東西吸引了」,盧敏芝在清晰回應提問同時,常流露一股從古物挖掘新知的考古熱情,也許這正驅使她從史料尋獲瑰寶。

最早引介外國女性理論

關於田漢的討論很多時亦圍繞他較著名的戲劇部分,並從文本分析,盧敏芝在翻查資料時則發現田漢在文化上實在貢獻匪淺,譬如她考查過最早把女性理論翻譯引介的人,其實可能是田漢,甚至比翻譯「新婦女」的胡適,發表女性文論的茅盾、陳望道還要早。田漢發表介紹瑞典婦女運動家愛倫.凱( Ellen Key)「新性道德」論的文章〈秘密戀愛與公開戀愛〉,時間上便比茅盾早上半年,盧敏芝曾考證過田漢是從日本女性理論學者本間久雄的書引譯;又譬如「摩登」這個modern的音譯詞,發明者亦是田漢。盧敏芝除了開初從二十卷《田漢全集》中挖掘,後來更追查至大正時期社會文化的歷史素材、當時發表相關文章的雜誌和報刊,以及田漢留日日記《薔薇之路》、郭沫若書信《三葉集》等,由此「發現田漢書寫很多東京的都市,例如搭電車去電影院、劇場等公共空間」,加上被李歐梵《上海摩登:一種新都市文化在中國(1930-1945)》一書啟發,便從此徑覓尋研究路向,把東京都市文化與文藝想像扣連田漢,並選取三種「公共空間」,從印刷媒體、劇場、咖啡店,重回大正東京的文化現場,以重新解讀田漢。

大正時期女性解放的風氣濃厚,自西方傳入的女性解放理論使風氣熾熱,從《薔薇之路》的「報道文學」式日記中,盧敏芝歸納出田漢最詳細記載並評論的「大正三美人」事件,以及多種男性戀愛醜聞,從中看出田漢對婚戀問題主張「靈肉一致」此一較為人性的取態,而涉及當中的戀愛事迹對後來田漢的戲劇亦有深遠影響,田漢的早期劇作便常以「女性」和「戀愛」作為母題。當時田漢回覆郭沫若自身關於婚姻問題的懺悔書信中也能看到,田漢常引用西方女性論述,以及各種現代劇中女性的婚戀問題,強調「戀愛的自由」之重要(與自由戀愛有別),當時郭在父母安排下於鄉下完婚,留學日本時與日本女子安娜同居並已育有一子,田漢回覆時便借助當時日本盛行的女性理論觀點,「說明沒有戀愛成分的婚姻才是罪惡,以此安慰郭沫若」。

日本對於女性理論的討論多元而複雜,除了強調個人戀愛自由,也有受英國女權運動影響的思想、主張母性保護等論說,田漢亦曾在一篇文章中結合女性問題與勞動問題,嘗試借助德國社會主義者倍倍爾的理論解決雙重的壓制,提出經濟問題在女性解放當中的重要。盧敏芝指出田漢由處女作《瓌珴璘與薔薇》到《咖啡店之一夜》,均刻劃男女主角爭取自由婚姻的過程,其中一些流露他對大正時代社會主義女性理論的回應,譬如在《薛亞蘿之鬼》中的三位千金姊妹對工人的同情,最後她們甚至捨棄象徵藝術也象徵對女工剝削的鋼琴等,從中可見田漢早期「左翼」之端倪,正是受日本大正時代社會文化的思潮影響,如盧敏芝所寫,這「實不待於一九三○年左轉以後的作品才展現相應特質」。

劇場和咖啡店影響深遠

如盧敏芝在書中所展示,大正時期的文化氣息相當濃厚,「新劇運動」也在當時興盛,田漢便是「日本留學生中專門研究西方近代劇的第一人」,他熱中於觀賞當時新劇劇團的外國翻譯劇,其中在「藝術座」的演出,以及此劇團靈魂人物島村抱月與松井須磨子對田漢的影響尤其深遠。簡單說松井須磨子是日本當紅一時的女演員,以演出易卜生《玩偶之家》中娜拉一角始受重視,與當時的老師、有婦之夫島村抱月相戀,後來因島村抱月感染流行疫病而自縊身亡──這兩位名人的戀愛事件是當時田漢日記紀錄中最具代表性的一段「大正浪漫」羅曼史,被認為是結合藝術與愛情的最高典範。盧敏芝翻查田漢對松井須磨子的引介,以及對「藝術座」的觀演記載,分析他對當中「靈肉問題」與現代精神的接收,如何影響他討論中國男女的處境。其中愛情與藝術相輔相成的看法,更可體現在田漢個人生活裏,他與第一任妻子易漱瑜便共同在東京學習,後至上海共同創辦《南國半月刊》。

田漢除了自創劇本外,也大量翻譯及改編過西方劇作,盧敏芝指出這些劇作中,田漢對《莎樂美》與《哈姆雷特》的翻譯、《卡門》與《復活》的演出,四劇皆曾在日本有過松井須磨子的參演,可見她對田漢的影響。據盧敏芝分析,田漢對《復活》的改編亦很有可能參考自「藝術座」的編改劇本,當中可見日本新劇「話劇加唱」形式的痕迹,劇中由松井須磨子演唱的插曲後來成為熱播全城的《喀秋莎之歌》。盧指出田漢在自創劇中一直有加入音響元素以加強氣氛,也許這做法亦源自他在「藝術座」中所學到的。因此田漢在抗日前夕為電影寫成的主題曲《義勇軍進行曲》,「實非出於偶然」。

第三個「公共空間」則是在大正東京來說最具代表的都市空間──咖啡店,它融合資本主義下的食色欲望與左翼革命生成的文化沙龍,體現盧敏芝所指的雙重現代性,也是田漢愛流連的地方。盧敏芝提到當時在銀座的咖啡文化相當活躍,中國留學生從中更找到巴黎咖啡店作家流連的複影。其中田漢的《咖啡店之一夜》便是中國現代文學中最早出現咖啡店及其生活的劇作,另外由他自編自導的電影《到民間去》(底片已遺失)則是最早以咖啡店作為場景的電影作品。據盧的分析前者應放置到日本的語境,而非後來上海咖啡店的歷史脈絡中觀看,當中除了展現田漢對咖啡店生活的熱情,也透露他對此的懷疑態度,尤其是咖啡店女侍(服務者)與消費者的關係;此外劇中出現的一個人物「愛羅先珂是一個世界主義者,他曾到不同地方流浪過,田漢很關注此人,甚至把他放到作品裏去,可見其對世界主義的認同」;而《到民間去》最後更捨棄咖啡店的都市場景,走到質樸的農村,也混合戀愛與革命元素。

對一個集大成者的研究

除了考究大正時期與田漢的論述,在挖掘過程中盧敏芝其實也找到不少有趣而較偏門的資料,譬如她侃侃談到田漢母親如何抵押家當以支持田漢的南國運動;也譬如田漢的四段愛情,最後一位名叫安娥的「紅色女郎」曾到過蘇聯,有傳言指她是當時被派來接近田漢的女間諜;又例如在死後骨灰盒只留下一支筆、生前作品和一副眼鏡之前,田漢多年來其實仍有跟日本友好聯繫,並年年寄送賀年卡,但大概在一九六六年前後友人未有收到卡,便知道田漢出事了;以至田漢跟抱持軍國主義思想的日本朋友決裂;曾翻譯抗日時期日本士兵的日記;還有後來與魯迅成為莫逆之交、上海內山書店(其後遷移東京)的創辦人內山完造,原來在大約一九二七年以前跟田漢等創造社成員是比較熟絡的……這些或許較少會受人注目的資料,盧敏芝在訴說時予人的親密感就彷彿是談論一位故友的故事,感覺既遙遠又熟悉。

在學術生涯裏,以十年時間去深入探索一個對象或許並非奇事,但以普羅眼光觀之總會思疑,是什麼讓人如此傾心?在盧敏芝眼中,田漢是一個「集大成的人,很難把他局限在文學或戲劇裏」,很多人會反問她「田漢寫的作品真的那麼好看嗎」,她不太能夠回答,但她說,若以一個「文化研究或歷史視野的角度重新去詮釋」,將他重置到當時的文化背景的話,「就非常好看了」。除了是學術研究方向上的可行道路,田漢涉獵之廣時而讓她「追得好辛苦」,但這種苦亦令她走得更遠。田漢輻射的層面包羅中日英法俄等文學、電影及文化素材,也要還原至當時的文學場域,「所以話只做一個作家看似狹窄,但其實我看到的也可能是冰山一角」。然而,也只有如此跨界限地觀看,才能拼湊出如此豐富的圖景。

開展田漢與日本方面的研究工作,可追溯至已故父親當年督促小時候的盧敏芝學習日文,而十多年前到創價大學作交換生的她,便視東京為「第二故鄉」;也由於當初論文指導老師何杏楓教授的建議,讓她在念哲學碩士時已一頭栽進二十卷《田漢全集》之中。作為中港台幾近唯一如此全面集中研究田漢的研究者,原來在這部《田漢與大正東京》後,她仍有許多與田漢相關的研究計劃尚待完成,譬如說大正時期後田漢到上海發展南國運動的階段。而這本學術專書,也許只是個起步。

文•林凱敏

美術•劉若基

編輯•關曉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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