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去年中通過具爭議的《國歌法》，從此奏起「起來！」時必須肅立。關於這首《義勇軍進行曲》的填詞人田漢，耳聞他晚年文革慘况的人或不少，可田漢一生的豐饒多元，決非如後期被定格的如此單一，剛好踏入十年研究田漢生涯的學者盧敏芝告訴我們──他不止是「唯美主義」，也不止如後來的捲入政治漩渦；田漢除了是中國現代戲劇奠基人，在話劇方面貢獻良多，若進一步還原上世紀二十年代大正時期的東京圖景，那文化發展蓬勃的土壤，更可從「左翼世界主義」（leftist cosmopolitanism）視野，窺見田漢在文化層面的盤根錯節。
五四運動前後均有不同的中國作家、知識分子留學日本，魯迅是其中知名一位，與後來的郁達夫、郭沫若，還有田漢等創造社成員，則是前後交叉在不同的日本時空。魯迅在明治時期留日，田漢等皆在大正時期（一九一二至一九二六）留日，這差別造就不同的文化語境，就在田漢留學東京的六年間（一九一六至一九二二）、關東大地震（一九二三）前夕，日本在歷史上相對經歷了一段較和平自由的時間，這曇花一現的時期便被冠上「大正摩登」等美名。盧敏芝剛出版的《田漢與大正東京：公共空間的文化體驗與新女性的形構》，便在挖掘多種史料及原始檔案後還原當時的文化語境，重新構築在一戰後日本消費市場起飛、個人解放理念盛行、出版行業蓬勃，以至第一座西式劇場及歐式咖啡廳開業時、各種革命運動思潮湧現的大正東京，如何形塑身處其中的田漢。
擺脫五四語境解讀田漢
許多時在談論上世紀一二十年代的作家，會很容易歸納到五四文學、五四新文化運動裏，盧敏芝則希望擺脫這主旋律的定調，從數方面重新解讀田漢。而在當時狹義上五四運動開始的一九一九前後數年間，田漢其實也一直處身日本。跟五四「新青年」陣營不同的是，創造社成員在五四時期留學日本，浸染其中的文化語境未必跟五四精神有直接關係，他們關心的可能是「較獨立或較個人內心層面的事情」，而「新青年」和「創造社」之間「為人生而藝術」或「為藝術而藝術」的分野，在盧敏芝看來許是口號居多，她認為要觀看田漢更需要將他放置到二十年代日本的發展變遷中，譬如說田漢在留日期間曾參與過不少組織如「可思母俱樂部」等，便是既包含社會主義也有世界主義（cosmopolitanism）等多種意涵的跨國組織，與內地論述中的「左翼」常扣連民族主義便大有不同。
同時混雜左、右不同思想的大正時期，由資本主義的物質消費到左翼的各種思潮等，體現了一種「雙重現代性」（double modernity），而田漢可說是這種雙重現代性的代言人。最初進入田漢的研究領域時，盧敏芝甚覺艱難，因大部分論述來自內地學者，田漢的形象較單一，可能較多是關於「政治、愛國和民族意識」此類資料，亦有不少人從田漢的「唯美主義」切入，認為唯美與他後來的左翼觀點是割裂的，「像由一個極端走到另一個極端」，但盧敏芝並不認同這種二元對立的看法。她的研究轉捩點來自海外學者羅靚的博士論文（指導老師為李歐梵），由此修改而成的學術專書第一章即從「國際先鋒」（international avant-garde）的角度審視大正東京與田漢的關係。盧敏芝對由此延伸的「左翼世界主義」深感興趣，總是着迷於這種充滿「複雜辯證」的論題，她說，「現代主義和左翼在過往一直被認為具矛盾衝突，但當這些本來不能放在一起的元素被拼合時，我就很被這些東西吸引了」，盧敏芝在清晰回應提問同時，常流露一股從古物挖掘新知的考古熱情，也許這正驅使她從史料尋獲瑰寶。
最早引介外國女性理論
關於田漢的討論很多時亦圍繞他較著名的戲劇部分，並從文本分析，盧敏芝在翻查資料時則發現田漢在文化上實在貢獻匪淺，譬如她考查過最早把女性理論翻譯引介的人，其實可能是田漢，甚至比翻譯「新婦女」的胡適，發表女性文論的茅盾、陳望道還要早。田漢發表介紹瑞典婦女運動家愛倫．凱（ Ellen Key）「新性道德」論的文章〈秘密戀愛與公開戀愛〉，時間上便比茅盾早上半年，盧敏芝曾考證過田漢是從日本女性理論學者本間久雄的書引譯；又譬如「摩登」這個modern的音譯詞，發明者亦是田漢。盧敏芝除了開初從二十卷《田漢全集》中挖掘，後來更追查至大正時期社會文化的歷史素材、當時發表相關文章的雜誌和報刊，以及田漢留日日記《薔薇之路》、郭沫若書信《三葉集》等，由此「發現田漢書寫很多東京的都市，例如搭電車去電影院、劇場等公共空間」，加上被李歐梵《上海摩登：一種新都市文化在中國（1930-1945）》一書啟發，便從此徑覓尋研究路向，把東京都市文化與文藝想像扣連田漢，並選取三種「公共空間」，從印刷媒體、劇場、咖啡店，重回大正東京的文化現場，以重新解讀田漢。
大正時期女性解放的風氣濃厚，自西方傳入的女性解放理論使風氣熾熱，從《薔薇之路》的「報道文學」式日記中，盧敏芝歸納出田漢最詳細記載並評論的「大正三美人」事件，以及多種男性戀愛醜聞，從中看出田漢對婚戀問題主張「靈肉一致」此一較為人性的取態，而涉及當中的戀愛事迹對後來田漢的戲劇亦有深遠影響，田漢的早期劇作便常以「女性」和「戀愛」作為母題。當時田漢回覆郭沫若自身關於婚姻問題的懺悔書信中也能看到，田漢常引用西方女性論述，以及各種現代劇中女性的婚戀問題，強調「戀愛的自由」之重要（與自由戀愛有別），當時郭在父母安排下於鄉下完婚，留學日本時與日本女子安娜同居並已育有一子，田漢回覆時便借助當時日本盛行的女性理論觀點，「說明沒有戀愛成分的婚姻才是罪惡，以此安慰郭沫若」。
日本對於女性理論的討論多元而複雜，除了強調個人戀愛自由，也有受英國女權運動影響的思想、主張母性保護等論說，田漢亦曾在一篇文章中結合女性問題與勞動問題，嘗試借助德國社會主義者倍倍爾的理論解決雙重的壓制，提出經濟問題在女性解放當中的重要。盧敏芝指出田漢由處女作《瓌珴璘與薔薇》到《咖啡店之一夜》，均刻劃男女主角爭取自由婚姻的過程，其中一些流露他對大正時代社會主義女性理論的回應，譬如在《薛亞蘿之鬼》中的三位千金姊妹對工人的同情，最後她們甚至捨棄象徵藝術也象徵對女工剝削的鋼琴等，從中可見田漢早期「左翼」之端倪，正是受日本大正時代社會文化的思潮影響，如盧敏芝所寫，這「實不待於一九三○年左轉以後的作品才展現相應特質」。
劇場和咖啡店影響深遠
如盧敏芝在書中所展示，大正時期的文化氣息相當濃厚，「新劇運動」也在當時興盛，田漢便是「日本留學生中專門研究西方近代劇的第一人」，他熱中於觀賞當時新劇劇團的外國翻譯劇，其中在「藝術座」的演出，以及此劇團靈魂人物島村抱月與松井須磨子對田漢的影響尤其深遠。簡單說松井須磨子是日本當紅一時的女演員，以演出易卜生《玩偶之家》中娜拉一角始受重視，與當時的老師、有婦之夫島村抱月相戀，後來因島村抱月感染流行疫病而自縊身亡──這兩位名人的戀愛事件是當時田漢日記紀錄中最具代表性的一段「大正浪漫」羅曼史，被認為是結合藝術與愛情的最高典範。盧敏芝翻查田漢對松井須磨子的引介，以及對「藝術座」的觀演記載，分析他對當中「靈肉問題」與現代精神的接收，如何影響他討論中國男女的處境。其中愛情與藝術相輔相成的看法，更可體現在田漢個人生活裏，他與第一任妻子易漱瑜便共同在東京學習，後至上海共同創辦《南國半月刊》。
田漢除了自創劇本外，也大量翻譯及改編過西方劇作，盧敏芝指出這些劇作中，田漢對《莎樂美》與《哈姆雷特》的翻譯、《卡門》與《復活》的演出，四劇皆曾在日本有過松井須磨子的參演，可見她對田漢的影響。據盧敏芝分析，田漢對《復活》的改編亦很有可能參考自「藝術座」的編改劇本，當中可見日本新劇「話劇加唱」形式的痕迹，劇中由松井須磨子演唱的插曲後來成為熱播全城的《喀秋莎之歌》。盧指出田漢在自創劇中一直有加入音響元素以加強氣氛，也許這做法亦源自他在「藝術座」中所學到的。因此田漢在抗日前夕為電影寫成的主題曲《義勇軍進行曲》，「實非出於偶然」。
第三個「公共空間」則是在大正東京來說最具代表的都市空間──咖啡店，它融合資本主義下的食色欲望與左翼革命生成的文化沙龍，體現盧敏芝所指的雙重現代性，也是田漢愛流連的地方。盧敏芝提到當時在銀座的咖啡文化相當活躍，中國留學生從中更找到巴黎咖啡店作家流連的複影。其中田漢的《咖啡店之一夜》便是中國現代文學中最早出現咖啡店及其生活的劇作，另外由他自編自導的電影《到民間去》（底片已遺失）則是最早以咖啡店作為場景的電影作品。據盧的分析前者應放置到日本的語境，而非後來上海咖啡店的歷史脈絡中觀看，當中除了展現田漢對咖啡店生活的熱情，也透露他對此的懷疑態度，尤其是咖啡店女侍（服務者）與消費者的關係；此外劇中出現的一個人物「愛羅先珂是一個世界主義者，他曾到不同地方流浪過，田漢很關注此人，甚至把他放到作品裏去，可見其對世界主義的認同」；而《到民間去》最後更捨棄咖啡店的都市場景，走到質樸的農村，也混合戀愛與革命元素。
對一個集大成者的研究
除了考究大正時期與田漢的論述，在挖掘過程中盧敏芝其實也找到不少有趣而較偏門的資料，譬如她侃侃談到田漢母親如何抵押家當以支持田漢的南國運動；也譬如田漢的四段愛情，最後一位名叫安娥的「紅色女郎」曾到過蘇聯，有傳言指她是當時被派來接近田漢的女間諜；又例如在死後骨灰盒只留下一支筆、生前作品和一副眼鏡之前，田漢多年來其實仍有跟日本友好聯繫，並年年寄送賀年卡，但大概在一九六六年前後友人未有收到卡，便知道田漢出事了；以至田漢跟抱持軍國主義思想的日本朋友決裂；曾翻譯抗日時期日本士兵的日記；還有後來與魯迅成為莫逆之交、上海內山書店（其後遷移東京）的創辦人內山完造，原來在大約一九二七年以前跟田漢等創造社成員是比較熟絡的……這些或許較少會受人注目的資料，盧敏芝在訴說時予人的親密感就彷彿是談論一位故友的故事，感覺既遙遠又熟悉。
在學術生涯裏，以十年時間去深入探索一個對象或許並非奇事，但以普羅眼光觀之總會思疑，是什麼讓人如此傾心？在盧敏芝眼中，田漢是一個「集大成的人，很難把他局限在文學或戲劇裏」，很多人會反問她「田漢寫的作品真的那麼好看嗎」，她不太能夠回答，但她說，若以一個「文化研究或歷史視野的角度重新去詮釋」，將他重置到當時的文化背景的話，「就非常好看了」。除了是學術研究方向上的可行道路，田漢涉獵之廣時而讓她「追得好辛苦」，但這種苦亦令她走得更遠。田漢輻射的層面包羅中日英法俄等文學、電影及文化素材，也要還原至當時的文學場域，「所以話只做一個作家看似狹窄，但其實我看到的也可能是冰山一角」。然而，也只有如此跨界限地觀看，才能拼湊出如此豐富的圖景。
開展田漢與日本方面的研究工作，可追溯至已故父親當年督促小時候的盧敏芝學習日文，而十多年前到創價大學作交換生的她，便視東京為「第二故鄉」；也由於當初論文指導老師何杏楓教授的建議，讓她在念哲學碩士時已一頭栽進二十卷《田漢全集》之中。作為中港台幾近唯一如此全面集中研究田漢的研究者，原來在這部《田漢與大正東京》後，她仍有許多與田漢相關的研究計劃尚待完成，譬如說大正時期後田漢到上海發展南國運動的階段。而這本學術專書，也許只是個起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