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中心那麼可愛，你很快就會愛上。」近日中大宣布重組被稱為「中國研究麥加（聖地）」的中國研究服務中心，館藏交由大學圖書館管理及數碼化，學術活動則由中國文化研究所負責，引得過百從事中國研究的中外學者聯署呼籲校方重新考慮決定。這個對外開放的中心，到底是個怎樣的地方，有什麼館藏？在眾聲討論中似乎落入空白，讓人幻想那裏會否一片陳舊，古書滿地亂堆？聽我這樣說，熊景明老師笑了，不是的，當然不是。當我聯絡早在2007年退休的她，希望邀請這位中心的元老級人物帶路一窺館藏，她一句「介紹中心館藏義不容辭」，爽快答應。
館藏：獨創分類法 梳理12萬書
這裏一張舊報一書架，一道樓梯一盤花，熊老師都能說出其中故事，中心聯席主任趙志裕在記者會上曾提到向她承諾「中心不在靈魂在」。熊老師從1988年起擔任助理主任，忙着籌備將中心從亞皆老街一座小洋房搬入中大。中心在1963年由卡內基基金資助下成立，為西方學者提供研究中國的平台，後來隨着中國內地改革開放，學者可直接進入中國，西方基金陸續撤出，中心面對去留問題，最終由中大接管。誰料1989年遷址開幕後，學者已去不了中國內地，又到這裏來了。
清朗冬日，從大學圖書館側邊的田家炳樓乘電梯上8樓，門打開即見「中國研究服務中心」牌匾，踏進去，空間寬闊明淨，走近窗邊能眺望新亞水塔。不僅完全非想像中的老舊混亂，門口一道通往上層的螺旋梯加了樸雅點綴——這當然也是熊老師有份構思設計。
她沒有如預想般拉我到書架前，翻出哪本稀有藏書，卻坐在電腦前，跟我介紹這裏獨創的分類法，沒想到這就是來者必要見識的寶藏之一（www.usc.cuhk.edu.hk/collections）。「我接管這個工作之前，做了9年研究助理，不斷跑圖書館找書，我沒有任何圖書館訓練，但是個常用用家，覺得圖書館的分類有點奇怪，如大陸最重要的政治雜誌《紅旗》，你說分在哪一類？歷史！」
政治大類 再分政協人權文革……
她笑說那是老天給的靈感，「後來我發現一個很簡單的道理，假設圖書館的分類法有100類書，我們中心因為是專門為中國研究而設的圖書館，只用得到5類，5類中又不夠細分，最後我就自己來做一個分類法」。她曾編《進入二十一世紀的中國農村》，知道各地農村面貌各異，資料需分地區搜集，以此發想，便將書按地方分類，另外學者又能按研究題目，從500多個範疇分類中選擇相關藏書列表，分作人口、政治、經濟等大類，最令人驚訝是下面分得極仔細，如政治一類下分人大、政協、人權、政治理論、文革等，「這個制度很靈活，只要出現一個東西，如我們剛設計（分類）制度的時候，NGO是不被人提及的，後來突然有了，就設「民間組織」；當時省內移民不是一個題目，後來是了，就又設一個題目，非常簡單」。
分類看似理所當然，不過曾當中國新聞編輯的我，深感此舉功德無量，以自身經驗來說，光是核實一項資料，進入簡體字的世界便如入深海，Google固然幫不上忙，官方資料亦往往十分簡略，一般網頁龐雜得難捉到章法，但一個收藏逾12萬冊紙本書的圖書館，卻可條理分明到這個地步，無怪乎學者來訪都有如入寶山的喜悅。熊老師舉例：「研究中國汽車工業的Maria Morgan教授來到，看到簡直瘋掉，像尋遍天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的感覺。」一按「汽車」的標籤，就得到一張整理好的藏書清單。
就算平常人走進來，也可輕易感受到這個地方的有趣和珍貴，來訪可翻翻這些書體驗一下：
1. 《廣東省統計年鑑》
沉悶的年鑑，裏頭亦大有文章。書架上一列廣東省統計年鑑，由1984年起按年排列，「我們1999年才開始收這個書，你看1984、85、86年，一年都不漏，都是不同地方找來，統計年鑑我最重視找到第一年（此系列指1984年），因為它會追溯到從50年代開始。」地方志之齊全，是此館一大特色，縣志包括逾2800個縣，背後是熊景明與前主任關信基教授的一份「瘋狂」，「80年代末，大陸開始出版縣志、地方志，我們發現每一個省都有縣志辦，他們經常開會交流，我就找到福建省縣志辦的主任，託他去替我們收，說起來很簡單，但財務制度是很麻煩的，如你去幫我收，墊200塊錢買了10本書，我們拿去中心報帳，財務處再經過銀行轉給你，大概就是3個月了，（而且）那人可能沒有200塊可以墊。」二人遂自掏腰包，「關信基教授拿了15萬，我拿了10萬，做一個周轉基金。」
「當一個志業就會很投入去做。人家說兩種圖書館員最有幸福感，一種是兒童圖書館，一種是研究圖書館，我就是很有幸福感，每一個人來了，你看他找到書，就高興得不得了，有些人說在大陸走遍所有圖書館，怎麼全部都在你這裏？」
2. 《中國人本：紀實在當代》
熊老師是雲南昆明人，「我1979年從雲南過來，第一份工作就在這個中心。」退休後每年夏天4個月回昆明，其餘8個月留在香港，「一個禮拜，如果沒什麼事，我就天天都來，做民間歷史、自己寫作」。年鑑、地方志呈現的是大歷史，民間日記、口述史則是以個人微細故事映照時代的小歷史，中心自2003年起建立民間歷史檔案庫，從自傳、書刊等收集普通人故事，逐點組成群像，就如揭開這本攝影集所見的繁雜人臉。
對傳記分類，這裏也獨有一套，「一個回憶錄可能小學講的是教育，長大被打成右派，參加了什麼什麼的，沒有辦法按分類去排，我想了一個月，試了各種辦法」，最後她想到以作者出生年份排書，讀者能看同年代的人各自擁有怎樣的人生。「我曾經寫書評，講許地山的女兒許燕吉，（她）寫了一本書叫《我是落花生的女兒》，好奇地看一看與她同年生有哪些人，知道那個年代（1930年代）出生的人如林昭，很多都是右派，大概因為他們覺得這段經歷應該寫下來，最積極寫回憶錄，又構成另外一個故事。」
3. 《新編紅衛兵資料》
文革、反右運動、大饑荒等中國當代政治運動，館內都已與學者合作建立了數據庫，收集文獻超過3萬份，文字過億。其中走廊旁書架疊放共112冊的《新編紅衛兵資料》，由海外人士收集資料彙編而成，不少是當時紅衛兵製作的小報，正巧上面一層書架放着《八九中國民運報章廣告專輯》，香港人應對此書內容不陌生，每年六四都有人重溫這些廣告及當中曾聯署聲援的人。紅衛兵的書翻起來，與六四廣告的一本同樣予人強烈的視覺衝擊，赤裸展現當時的社會氣氛。
4. 鎮館舊報
中大為重組中心召開記者會解釋因由，並展示《人民日報》的舊報，說明紙本易破舊，數碼化因而重要，不過《人民日報》其實早在1996年已推動數碼化，1946年至今的報紙電子版在網上都能輕易找到，問及熊老師，她說中心更是先行試用者，「《人民日報》是清華紫光做數據化的，後來跟他們連上，說你們中心就來做試用者，試試看有什麼問題。我寫了很長的回應，其中一個說要有標題檢索，結果他們加上去了。」
一批從1949年到1980年代的報紙，是中心移交給大學時的鎮館珍藏，「中心的優勢不是研究今日的中國，是1949年到1990年、2000年這一段，這半個世紀是我們的優勢。我一直的想法是說，做一個圖書館，不是想到今天的讀者，是做一個檔案庫。從現在到未來，世界上研究20世紀下半葉的人都必須到香港來看這套資料。那就是中文大學，是香港的一份榮耀，是歷史賦予的一份責任。」所有報紙已備微縮膠卷，大報在網上不難找到，但這裏500多種報紙，許多卻是聞所未聞，隨便拿出1956年一份少數民族地區報紙翻閱，細心留意，用字夾雜繁簡體，繁體中見一「个」，可知當時是內地漢字簡化過渡期。
5. 醫院志、衛生志
「服務中心」的名字可能讓人很難理解，但「試用」一次會發現，所謂為研究提供的「服務」相當紮實，職員卧虎藏龍。館內去年因應疫情蒐羅一批與醫藥有關的資料以備日後研究所用，不說不知連醫院、衛生部門也會出版志，向一名職員請教，他解說時舉出許多研究方向，「要了解一個國家這次的防疫工作做得好不好，需從很多角度考查，都需要數據，這裏有衛生年鑑與衛生志，志的年代跨度通常都超過年鑑，縣市的志跟年鑑也有這個區別，志就像編歷史文獻。我們都知道中國的疾控中心很重要，但多少人看過它的年鑑呢？它的員工編制、經費、具體的工作內容到底是什麼、能不能真的做中國傳染病防治工作的核心部門，這些都要從裏面找。」
就連「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的衛生志，他們都找來一本，「可看到那些地區的衛生防疫工作，跟國家的整體體系如何銜接」。其實全國有些地方原本亦設生產建設兵團，但現今只有新疆仍保留，與地方政府關係微妙，加上部隊資料較神秘，這本衛生志更顯難得。
職員充滿信心：「只要坐在這裏，收集資料挖掘研究，可以寫到很多有價值的東西。」
交流：在香港才有這樣的地方
《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作者高華把中心喚作「學術家園」，曾撰文說中心的豐富館藏補充了這本書的書稿，文內多次充滿謝意地提起熱情又細心的Jean，就是熊景明。在高華眼中，「Jean是中心討論的靈魂，當新來訪的學者到達中心後，她會把客人介紹給已在中心的研究同行，在她的影響下，中心的來訪學者都會打破科學界限，自然而然的討論起各種學術問題，先來者也會自覺給新來者各種幫助。」
熊老師對中心仍有期盼，「像你請客人來吃飯，那個飯局不是說飯菜有多好，還有重要的是哪些人來，客人之間的交流、交談」。她提醒中心的英文名字是「Universities」Service Centre for China Studies，服務的不止一所大學，「建立中外學者交流的平台，是中心能發揮最大的效用。我初初來時也有點懷疑，這不是中文大學的機構，為什麼要讓它免費呢？後來我想通了一點，因為大學要高瞻遠矚，這份關懷不是說我們學校的人才可以用，要有一種視野，這是香港能夠做的，只有在香港，才能有這樣的地方，讓不同的學者在這裏交流，那是做學問最重要的條件，有一種stimulating（刺激思想）的環境。」
她不忘跟我介紹館內收的紀錄片也是不能錯過的寶，上月中心在Zoom播放影片《麥地沖的歌聲》及邀請導演胡杰在網上交流。中心還提供紀錄片的買碟服務，「錢幾乎都是給他們的（導演），因為要支持他們」。這種不同於一般圖書館的做法，非常能代表這裏的作風，總將人與物的珍貴扣在一起。「我們應該相信大學的承諾，圖書資料會永遠保存，但它就是一個整體，參加活動和查資料都在一起，把活動搬走，人不一樣了，感覺就不一樣，每一個人相識就是緣分，在中心碰面可以說聲『hello，你做什麼研究？』」熊景明與一個年輕人擦身而過，隨口就能介紹：「他來自內地，在美國念書，考到耶魯大學，要求延學一年來用中心。」她抱着從一而終的真誠問，「你來了就知道，這怎麼分開啊？」
只希望大學從善如流
重組中心的決定引起軒然大波之後，她很高興有人願意踏進來真正看看中心是個怎樣的地方，「我的觀點是盡量溝通，誰來了，我就希望跟他講一講，為什麼這個是一套」，「只希望大學從善如流，來審視一下這個決定，有問題的話，我們重新來想，中心有什麼問題，將來慢慢的來，先把這個牌子保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