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媒達人}方可成 游走牆內牆外 拓社交平台新空間

文章日期:2021年01月17日

【明報專訊】Telegram創辦人Pavel Durov說,我們可能正在見證人類史上最龐大的一波數碼移民潮。WhatsApp設限期要求用戶同意與facebook共享資訊,fb上鋪天蓋地是朋友貼出的MeWe二維碼、執包袱轉會到Signal的懶人包、成功登入自己ICQ的懷舊潮。研究政治傳播、社交平台如何影響世界的方可成這些天困在家中隔離,也目擊這場網絡遷徙,「有移動、有質疑,才有新的可能」。不過趁着這個時候,他覺得正是一個好時機認真去想我們心中理想的社交平台,究竟是何模樣。「我們反思的方向不僅局限於不要審查、不要數據被收集就可以了,其實問題複雜很多。」當阿侵被各平台封殺、fb與WhatsApp展現「我話事」的專制、「香港編年史」網站被禁,網絡世界一片兵荒馬亂,隔住個mon聽方可成的看法與故事,他保持一貫理性與實際,卻令人感到一種服下心靈雞湯的安定。也許是見他游走「牆」內「牆」外依然充滿活力,一句舉重若輕的「不必過於被驚嚇到吧」,像搖搖大家的肩膀,醒醒,不要慌不要怕,做該做的事就好。

去新平台是為了什麼?

方可成高中拿過數學比賽的安徽省一等獎,阿媽總想他讀理科、留在實驗室過無風浪的日子,但他選擇在北京大學讀新聞,在《南方周末》做一個記者。這家報社被視為內地的自由派媒體,但2013年發生「新年獻詞」事件,當年一篇《中國夢,夢之難》的獻詞被廣東省委宣傳部勒令修改,此後一兩年,不少編採人員各散東西。

他正在這一年離開工作3年的《南方周末》,往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讀博士,今天在中大新聞與傳播學院擔任助理教授。這不是心灰意冷走上學術路嗎?他爽朗打個哈哈,「沒有啦,因為去美國讀書是需要前一年的下半年申請,我2012年就申請了」。方可成總是不慍不火拆開各種「炒埋一碟」的問題,他分析當時內地媒體的困境:「這更具體是跟整個時代背景有關係吧,2010年之前,是中國內地調查報道的黃金時代。我開始工作的時候是2010年,那時下降的趨勢很明顯,尤其2012年之後,那年有兩件重要事情,一個是習近平上台,他上台之後政治上的控制變得更加嚴格,另外一點就是媒體廣告收入下降得非常快。」

報紙影響力大不如前,他開始闖蕩於不同平台之間:在微信公眾號(即似在fb開專頁),建立針對新聞從業員、學生、研究者的收費計劃「新聞實驗室」;到俗稱B站的bilibili網(類似YouTube的影片網)做up主(上傳內容者,即似YouTuber);參與成立網站「政見CNPolitics」,成為時事評論交流平台;到YouTube一看,還有他新拍一條逛深水埗的vlog,這個傳播學系的老師,也像個乜都撈的KOL。

所有的事指向同一路向,不斷發掘新空間,從不放棄追求更好的世界。

如果高呼不要審查、不要出賣私隱,而從fb、WhatsApp移民到MeWe、Signal,他指出背後關鍵的問題,是用戶需要有更強烈明確的意識,「我到底去新平台是為了什麼?」

fb自設監督委員會 難解核心問題

「我非常支持大家去挑戰fb的權力,因為它的權力太大了,演算法影響太多東西。」方可成認為需要有權力制衡的機制,可考慮的方向是在平台決策上引入更多公眾參與,如監督其審核內容的方式。fb去年宣布成立如最高法院一般的監督委員會,包括美國聯邦巡迴上訴法院前法官、《衛報》前總編、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粒粒巨星,但他認為無法解決fb演算法、營運模式等核心問題,「fb為了不讓外界監督它,先做一個監督機制出來,但它請的人很高規格,不可能參與日常運作裏面,只能在個別案例上做決定」。

在自由市場,私營公司怎樣做是公司的決定,這個觀念值得我們深思,「像fb、twitter這種非常嚴重影響我們公共生活的大公司,手上的權力到達一定程度之後,我們是不是還能把它當成普通的私營公司?就像提供水、電的公司,提供城市生活必需品,政府一定對它有更多要求」。他說歐盟是很好的例子,「歐盟除了幾年前的GDPR(通用數據保障條例)保護私隱之外,又起草法案規定平台必須對上面傳播的虛假、仇恨言論內容負責,公權力肯定需要發揮一定的作用」。今次WhatsApp修改政策,歐洲是豁免地區。

新平台不收集數據 擔心活不久

移民時,私隱與審查是兩大考慮。私隱生數據,數據生廣告收入,是fb賴以維生之道。「我們需要想出新的商業模式,這是一個非常現實的問題,一個新平台號稱不收集數據,那我就會很擔心它活不久,肯定會死掉的。」被下架的平台Parler,黑客爆出資訊保安做得差,百萬人資料隨時被入侵;MeWe的雙重認證一直只聞樓梯響,被不少IT專家質疑,他說這是錢從哪裏來的問題,小公司難同fb有資源提供更完善保安。「如果要用戶自己掏錢才能用,這就像Apple的模式;又可否有一種非牟利的平台?可能出自一些基金的錢或捐款,有點像Wikipedia的模式。」再想下去,「香港能不能有一個本土的平台呢?公司做可以,也可以NGO或合作社形式去做」。

想要一個怎樣的平台,其實也是想像我們想要一個怎樣的社會。至於審查,他提出一個問題:「你覺得現在的政府很糟糕,可以批評它,但我們想要一個完全無政府的狀態嗎?那時一定是黑幫、犯罪者最猖獗,我們需要的是更負責任的政府,更好的content moderation(內容審核)機制,美國人用MeWe的時候,上面流傳非常多陰謀論,如說疫苗背後是全世界經營的一個陰謀。不去管理的話,就會謬誤勝過真理。」但他認為在既有平台,用戶依然可發揮它的創造力,「用戶可反過來塑造平台的特點,美國人用MeWe時在上面傳播什麼,也許香港人用就不一樣了。下一步能不能不光是依賴別人已經造出來的,創造新的東西?這當然更難,但有了移動、有了質疑,才有這種新的可能。」

他再推介看網站newpublic.org,一個連結研究者、設計者、技術人員創建未來數碼公共的空間媒體項目,提出幾個原則:

˙Welcome,「不僅是有一個歡迎註冊的按鈕,而是需要有一個氛圍,用戶覺得自己可以參與,發言是安全的,不會被人身攻擊和辱罵,比如我反對特朗普,在平台上會不會也被尊重?」;

˙Connect,「讓用戶有歸屬感,和能不能促進不同社群互相理解」;

˙Understand,「基於準確的信息討論,形成關心某個社會議題的共識」;

˙Act,「如果社群面對很大壓力、不利的條件,能不能通過這個空間連結起來,應對挑戰,改變社會?」

在牆內各平台上不同的網絡實驗,他有過很憤怒的時候。2019年香港社會運動風風火火之時,他來到這裏,不久後因被舉報「港獨」,微博、B站、微信公眾號相繼被封,他坦白承認,「我其實在做很多self-censorship,知道在內地說話不可能什麼都能說,而且在內地做記者,每天編輯部都會收到指示,什麼東西能報道,什麼不能,所以我明確知道什麼東西能說,我寫的東西根本沒有什麼政治上敏感的東西」。

以流行文化探討嚴肅話題

《南方周末》事件後,內地調查報道的空間明顯收窄,但他不相信調查報道會從此消失,「一些新的人在做新形式的調查報道,例如一個叫『獸樓處』的自媒體,這個微信公號寫了《疫苗之王》的文章,監督一間疫苗公司生產的疫苗有問題,引發非常大的反響,甚至引發最高層領導關注,最後公司老闆被抓判刑」。而他除了經營「新聞實驗室」,還在B站開發「夜聊」,收讀者來信討論人生問題,「這跟我在美國接觸到的一些研究理論也有關係。之前做傳統媒體記者的時候,我會非常涇渭分明的分硬性、軟性報道,政治、文化娛樂報道,覺得中間是截然不同的,做最硬的東西最好,軟性的東西低一級,但現在很多東西是用娛樂方式去體現,政治和娛樂完全混搭在一起,很難區分」。連官媒央視也在新聞聯播之外推出《主播說聯播》,以一分鐘輕鬆討論時事的方式達到更大宣傳效果。利用流行文化的力量,方可成說做「夜聊」最滿意的一集,是從女生覺得自己不好看而自卑的來信,探討個人價值,「背後是倡導對女性和自身價值的肯定,和多元、互相尊重的社會,這不就是我們做嚴肅媒體也想達到的目的嗎?」他從做《南方周末》時期,已意識到媒體變化,「它最輝煌的時候,其實還是蠻有知識分子的精英氣息在裏面,可能沒有辦法跟最廣大的大眾連結在一起」,所以這一切看似較「軟性」的事情,「我是很enjoy,不是說沒有空間,只能做這個」。

微信被封號 仍想尋機會再試

可是當「新聞實驗室」微信公眾號都生存不到,他想,「唉,這個網絡環境真的不一樣了,曾經我還以為這是一個只要你做self-censorship,很注意自己說話,就會保證安全,現在只要是有人看不慣你,去舉報你,就很危險了」。他形容如同文革,因為沒「譴責暴徒」,就被編造安上「港獨」罪名。

但想法實際的他計劃再註冊一個帳號。如果不斷開又不斷被封,怎麼辦?「如果開了馬上被封,那我就算了吧,這個也需要去實驗的,因為中國審查系統很難說清楚,比如說去年有一個podcast叫《剩餘價值》,因為談及疫情的事情被封,後來改名叫《隨機波動》,完全一樣的人,一樣的內容,做得很受歡迎,也沒有人再找他們的麻煩。所以空間還是有,在中國做記者也是這樣子,可能有個東西,現在宣傳部門不讓你發,那你寫好文章放一會,三個月之後再試試能不能發出來,或者最近發了太多批評政府的文章,接下來就低調一點,不發太激烈的文章」,「反正就是有很多策略,不斷試探的一個過程」。

抵抗fb強權而移民,那邊廂「香港編年史」網站因《國安法》被封,香港人又在籌謀是不是要學習用VPN過翻牆生活,你的牆內經驗,有沒有什麼地方可以參考一下?他爽朗笑幾聲,「哈哈哈,我覺得(因為學翻牆用VPN)沒有太大必要,就算你認為之後會有牆,現在就enjoy this moment,到時候真的需要怎麼辦的話,很快就能學會的了」。不過牆內生活對還在牆外的人都有借鑑之處,「需要認識到政府那邊也是試探的過程,等於說兩邊都在試探,政府可能試探先做一個,看你們有沒有很大的反應,沒有很大反應的話再做下一個,是互動的過程」。但不要自己嚇自己,「在過程之中,不必過於被驚嚇到吧,在目前能有的範圍之內,繼續去做就好了,保持平常心就好」。

我問,你想得實際,為何不因實際悲觀?想不到這個KOL隨口說出一個「實際論」,「看到實際就完全悲觀的人,並沒有看到最深刻的實際,其實最深刻的實際,就是我們的世界非常非常複雜,一定是非常多的因素才導致現在的結果,也就是說,沒有任何一個原因能決定我們現在的生活是什麼樣子。北京要做什麼事情、特朗普要做什麼事情,都不是完全按照自己預想的方式去做。當一個世界足夠複雜,不是一定會發生什麼結果,就一定會有新的可能發生。」簡單舉例,「覺得因為有國安法,我們就完蛋喇,沒有那麼簡單,永遠有新的可能性發生,沒辦法預測未來是什麼樣子。」他的行動力由此而來,「既然未來有可能發生新的事情,那我為什麼不去攙和一腳?去弄一些什麼東西,說不定一點點事情有可能造成一些改變」。

研港社運 直播產生連結作用

他正為香港社會運動中直播帶來的影響寫論文,更去細看每則留言:「這本身很有意思,這是一種新的生產模式,亦是新的內容消費模式,大家不僅看記者、畫面,也看live comment,是參與式的一個觀看方式,這在一定程度上導致運動為什麼這麼團結,可以持續這麼長時間。就算你不能每周上街,但通過每周看直播,在直播裏說『be water』也好、『立場姐姐加油』也好,也是跟別人產生連結,五毛黨一出現,回覆8964之類的跟五毛打罵仗,也是一種參與,所以實際上這個運動不僅發生在街頭,同時也發生在每次直播當中。」

連結的力量是否也延伸到今天撐特朗普、反fb的浪潮?「這裏面有底層的聯繫,反建制是特朗普的主要特徵,顯然香港運動也是民眾對抗政治體制,是這樣一個反建制的運動,所以特別能跟美國極右翼提出的反建制思想發生共情,互相理解、支持,我覺得可以理解。」但他已拍片說過,特朗普是「對正確問題的錯誤解法」,回想一個建立美好社交平台(社會)的原則,連結、理解、行動,「如果社會本身基於錯誤的信息,基於兩派之間激烈對立,互相不能尊重,不能一起行動,就挺糟糕了」。不管撐誰,面對什麼環境,別忽略與人連結,「對香港人來說,特朗普只是外借的力量,之前是覺得太無助、太絕望,所以要抓住外界一切有可能的幫助,但赤裸裸的現實就是,沒有什麼外人能幫忙,只能靠自己,整個香港社會能不能非常有韌性的,做到互相支持、幫助、關懷,構建更好的社會?等美國換了總統之後,就真的要面對自己的問題了,沒有必要再去討論特朗普怎麼樣」。

方可成不會停,在試新項目「放晴公園」,「這是solutions journalism,我們更多的不是關注問題,而是有問題之後關注別人怎麼解決這個問題。試試看吧,起碼為大家帶來心理上的安慰,覺得世界上還是有一些好事在發生」。

文˙ 曾曉玲

{ 圖 } 受訪者提供、影片截圖

{ 美術 } 張欲琪

{ 編輯 } 王翠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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