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曾以為小說《瘟疫》裏的劇情離自己很遠，即使去年武漢封城、世界各地實施不同限聚措拖，亦沒想到一年後相若的劇目會在香港上演。
1月23日凌晨約4時，油麻地一帶開始圍封，民政署職員、警方無法解答記者疑問，更表示有機會禁足隔離14天。迷惘、困惑、憤怒等多種情緒夾雜下，望望身邊行家的眼神，想起那些沒有選擇權利的市民。沒再想太多，留吧，頃刻間答案衝口而出。
現回想那48小時的經歷，或許可用《瘟疫》中一句話概括：「再也沒有個人的命運，而只有集體的經歷，也就是大家共同遭遇的瘟疫與共有的情感。」
留守數十小時，區內行家群組信息響個不停，大家不吝分享自己獲得的資訊。有人問為何沒有熱水冲涼，其他人馬上打電話詢問前台職員；區外同事幫忙買物資，會主動提出多買分給其他人。猶記得當時有行家與政府各部門為送飯事宜周旋，其他人二話不說到酒店門口一邊工作、打電話查詢、與門口職員溝通，齊上齊落。
社區內的人也是如此。有便利店職員被迫留守疫區，只能在店內休息，但因見居民光顧，繼續營業直到解封。記者落腳的酒店原只有一名職員，翌日有同事不忍他辛苦，冒着感染風險入區幫忙。
誤以為南亞人較冷漠，怎料可與他們隔着天台比劃愛心。對面有人煮食，飄來陣陣咖喱香，笑說可讓我們作客；有小朋友隔着天台屢屢向我們展示他所愛的玩具；亦有在遠處天台被我們拍攝者，解禁足令後在街上重遇，甚至聊起天來。圍城內，儘管禁足分隔了人與人之間距離，卻讓人們心靈拉近。
諷刺的是，受限區域政府人員互相推搪。筆者曾與行家拜託在外同事買熱飯，閘外的民政署人員聲稱可叫酒店門外的懲教職員運送，但該懲教職員指無聽聞此事，其上司不准他離開崗位，着我們找民政署解決，而區內根本無民政職員經過。結果我們花了2個多小時打電話與不同的民政專員溝通，各人之間互相推三阻四，區議員也指出區內長者收到外賣飯時已變得冷冰冰。有檔主到限制區外請求協助餵貓，卻被警員「點來點去」，稱未能即時協助。
說到「圍城」，總讓人聯想到「城外的人想衝進去，城裏的人想逃出來。」留守期間，有如被困牢籠，使人變得敏感。每當傳來有關解封的新消息，大家會質疑當中的準確性。後知後覺，解封後才意識當初冒着多大風險留守，也沒預計政府將新聞工作者視作一般居民。禁足限制了拍攝取材，身處城內的我們有時候會灰心，只能想盡辦法記錄更多畫面。
大抵最後也可以李厄醫生的話作結：
說出來可能讓人發笑，但我覺得對抗瘟疫的唯一方法就是正直。
我不知道一般人怎麼看，但對我來說，就是盡我的本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