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自從在社交平台宣布延遲退休，並將與中文大學續約三年的決定，Gordon Mathews（麥高登教授）迎來好多人向他示愛，「他們說『I love you！』開始時我覺得好害羞，好怪。一個人說他工作續約，大概會收到十幾句恭喜。竟然咁多人回應，我就思考，發生了什麼事」。他噘噘嘴說，自己寫的歌往往卻只有約20個like。鍾情爵士樂的他，年少時追逐過音樂夢，而近年愛上電音，音樂與學術論文一樣多產，粗略估計一個月一首。記者見面前先做功課，聽過近作White Terror，在似是重複的節拍和來來去去差不多的音韻中完全迷失。「音樂上我喜歡混亂（chaos）。」見我還是一頭霧水，他即場給我播出昨晚才完成的新作，鬼馬地說會嚇我一跳。要我這個門外漢形容，就像有滿天UFO準備降落，忽遠忽近的救護車駛極未到，聽畢只好弱弱地嘆聲「wow」。得知他的日籍太太Yoko給它取名為Martian's having fun（火星人的歡樂時光），我才舒一口氣。「一般人不喜歡變化太多。」他着我細心留意搖滾樂有貫徹始終的低音結他和鼓聲，電音也不過是在一定的範圍裏適度轉變。經歷大型社會運動，加上國安法實施，這年來許多港人急忙攜家人移民，Gordon留下來的選擇究竟是穩定還是chaos，這一刻仍然未知。示愛留言之中也有人斷言撐不到三年，「此前你會離開，自願或被迫」。但他堅持說：「那是值得的冒險。」
因研究重慶大廈而為人熟悉的人類學教授Gordon Mathews在二○一一年出版《世界中心的貧民窟：香港重慶大廈》後，並沒就此將研究對象拋諸腦後，多年來他每逢周六都會鑽進重慶大廈開課。說是上課，實情是天南地北什麼都傾，談特朗普應否被判煽動國會騷亂罪，也談自己續約與否，不過疫情下課堂移師網上，卻讓許多已離港的舊友與還在重慶大廈裏的人聚首一堂。
來港教書廿七載
數數手指，本來即將屆滿大學退休年齡的他來港教書二十七年，初來時已是步入中年的三十九歲，學生喜歡親切地叫他Gordon。香港是他人類學事業的起步，當年本科畢業後，他一心想離開美國，臨時讀個教育課程，便隻身前往日本札幌當英語老師，「美國人人都會發誓要如何成功，在日本倒像怎樣也沒關係，其實幾開明的」。度過十年快樂時光，一天他忽爾思考這種生活能否終生，「『What did you do today?』『I, ate, fish!』『Oh! Very good!』——到五十歲還繼續做這樣的事？不了！」便跑回美國進修，初次接觸人類學，以人生的意義為研究題目，順利拿下碩士和博士學位。下一站為何選擇香港？因為看見了中文大學的海外招聘。
初來埗到，Gordon被指派教授語言與文化、語言與社會等不熟悉的學科，吃吃笑問要不要在報紙上公開自己的糗事——一個學生在外國讀完一模一樣的科目後，回來跟他投訴所教內容南轅北轍。經歷八年，終於辛苦建立了一些與自己研究興趣相關的科目，比如「人生的意義」和「全球化與文化」。
香港人認識Gordon Mathews，除因譯名「高登」夠地道，更因重慶大廈在反修例運動中洗脫污名的多年前，這位學者已深入研究，頻頻穿梭搭訕甚至過夜，從無數訪談中發掘水貨商人、逾期居留者、無國籍難民與尋求庇護者的故事，寫下成名作。而其實，Gordon初次踏足重慶大廈來得更早——當年離開日本返回美國前，他背上背包環球旅遊，就在中英聯合聲明簽署的前一年來到香港。沒想過與這城市有將來的他，並無仔細察看城裏人臉上的憂慮，至今記得的只有從渡輪上看過的日落。那次因想省點旅費，選擇在重慶大廈落腳，這個多年後他筆下謹慎論述的低端全球化中心，當時對他僅是個對人說起自己已婚，會被讚歎過於老實的地方。
講授低端全球化 反思賄賂
訪問當天，推開Gordon位於新亞書院的辦公室房門，看見窗前的他站着回覆電郵。他喃喃說，明天「全球化與文化」課上碰巧講到低端全球化中心，特色是在灰色地帶依靠個人信譽而非正式合約的商業關係運作。他特別請來一位索馬里朋友做嘉賓，預計將談到賄賂。「他曾說賄賂是件好事，一些非洲國家的消費者會因為商人與官員的勾當買到更便宜的貨品。交足稅，只會落到管治者的口袋裏，那為何不行賄？」想到明天學生若一面倒認為賄賂是件百分百壞事，他有點得意，「我的教學方式有點不正規（unusual），學生講話的時間佔課堂三四成，明天他們就可以傾傾了」。
批判思考也是中學通識科的關鍵，近年卻被建制派多次警告，指缺乏知識基礎而作出的評論很危險。Gordon認同說法原則上正確，主動提起去年初次執教「香港文化」時設下自認為絕好的考題——思考香港近十年的抗爭事件，並以多角度解釋。「如果只站在香港立場，忽略內地看法，絕對會拿低分。80%的答案應首先詳述多方資料，表現你的理解，餘下的部分抒發己見。我經常強調，我不介意你的意見和立場，我重視的是如何達至那個立場，你用了什麼論據。」
宣布續任的帖文裏，Gordon不掩飾對《國安法》收窄言論自由的憂慮，卻道更見認真教學來捍衛自由的重要。他笑說自己是個樂觀的人，有時過分樂觀，指系方曾與大學高層開會討論課堂上可有多自由的討論，獲告知只要保持批判，that's fine。不過，連在他眼中談不上是政治人物的好友Jeffrey Andrews也在年初被捕，叫他不敢全然放心，「警察有天也可能會來敲我門，把我抓進監獄，但我覺得機會不大。尤其我沒任何瘋狂的主張，沒說香港要獨立或指抗爭正當。我傾向保持中立開放（I tend to be fairly liberal in the middle of the road）。」
討論「香港已死」 文化仍可有活力？
65歲本是校方設定的退休年齡，學術上仍孜孜不倦的Gordon自願以約減半薪金續約，在規定的兩科外自告奮勇多教兩科。未知紅線如何劃，卻首先遇到需要錄影的狀况，因為課上有來自不同國家的學生，而「香港文化」的上課時間正好是美國凌晨三時半，錄影與否，他交由學生投票決定。這一科討論香港，除了住屋問題，也談移民的進出，談教學語言的轉變，都觸及政治，Gordon坦言，置於香港的處境閱讀，會是有趣的思考。課上更有一節開宗明義討論香港的將來——這香港人也不懂如何談起的宏大命題，可如何以批判精神思考？Gordon舉例如「香港已死」的討論，「你當然可以不認同中國共產黨和它的一些政策，也可以認為它違反承諾，that may be the case。但宏觀來看，主權移交後，走了大約一半路，香港變得愈來愈中國也很自然（it's only natural that Hong Kong becomes more Chinese）」。「有人認為香港人身分會在倫敦繼續，但也可能是這樣的——香港放棄民主後，依然擁有充滿活力的文化」。他想起香港的一九九○年代也有豐饒的電影與廣東歌創作，也指上海今天在政治外的確仍存有相當的空間。但他強調，不是在比較怎樣才更好，只是提出這些全都值得思考，擦擦拳說，這或許會是個很好的考試題目！
「好老師不會去告訴學生應該相信什麼，應該保持客觀地給他們不同立場。問題是，有一些受共產黨立場歡迎，一些不，如果不能給多角度論點，那我就不再是個好老師了。」他至今仍堅信中大會堅守這個原則，暫時未看見教職員因政治問題被革職，「對我來說這是個小小的冒險，是值得的。基於我對香港的愛，也基於原則」。
民主無法解決所有問題
執教「香港文化」之前，他其實曾質疑自己沒足夠資格，「即使我寫了那麼多關於香港的東西，我是一個連廣東話都講不好的人」。關於身分認同，他記得年前傳媒以許多篇幅講述他如何作為一個真．香港人，說其實對這說法仍有保留。
雨傘運動發生前，Gordon曾在社交平台上詢問和平佔中發起人之一陳健民教授，問他若自己會被看成是外國人還應否參與，「很多人回應，分野很明顯，香港學生很支持，說我是香港人，內地學生就同情我會被說成外國勢力，勸我不要」。他說眼見這美妙城市與自由和民主一步步遠離，曾意欲加入公民抗命，也想過為此被捕，最終選擇以老師身分參與其中，多次與太太走上街頭，「因為我聽到我的學生說有人被警察打，有人被性侵犯，我要去看看到底發生什麼事」。二○一九年的反修例運動，烽煙四起的中大校園裏也有他的戴上防毒面罩的身影。「我不是在示威，但我在場。」他憶述事發前幾小時前，他走到警方防線前緊盯着他們，其中一個問他在看什麼，「我問，你們是不是要對付我的學生。他說，不會，除非他們做壞事」。衝突終究在校園裏發生，催淚煙逼得Gordon流淚的一幕，被傳媒拍下。「有些學生可能會做不好的事，例如擲汽油彈，我在場可能他們不會這樣做。我不認同任何形式的暴力，也包括警察使用的暴力。」他深刻記得汽油彈每次投擲都總是在任何事物的十米外，引來的卻是數以百計催淚彈的回應。他平心而論，慶幸比警民均持槍的外國造成的傷亡已相對少。
「以我最最個人的角度來講，我不願意為了民主而入獄，因為我不那麼相信民主。」民主制度下選出如特朗普這種毫不稱職的總統，叫他失望，說自己即使對習近平不至欽敬，依然認為他是個比特朗普更好的領導人——民主也無法解決所有問題：「我意思是，世上可能存在其他更好的管治模式，例如新加坡那樣。」
他承認自己對民主的想法有點轉變，「我願意留在香港，哪怕她不是民主之地，而很明顯，她現在已經不是了」。相對民主，他認為批判思考才是他完全信奉的，「我不會為爭取民主原則入獄，但我甘願為教導批判思考入獄。這是作為教授應做的事，我的底線是不能再在課上以我一貫的方式教學」。
還沒到該走的時候
Gordon形容日本為第二個家，曾想過退休後與太太回到札幌養老。相對香港，他的外籍身分在日本總令他自覺格格不入，因為當地人總會竊竊私語說「外國人！」他認為日本慣以語言劃分人，例如外籍教授辦公室一般會劃在不同校區，也因而設想若有天太太離去，還有什麼值得他留下。相反，匯聚不同種族、國籍甚至難憑外貌區分的香港，在這層面上更為包容。
宣布續約的帖文遇上蜂擁示愛，Gordon在臉紅褪下後認真思索，「人們會這樣寫，是因為他們在意，這令我覺得自己真的在做正確的事，我在這裏被很多人重視」。他覺得還沒到該走的時候，心裏感激：「我想回報，繼續留下來」。
Gordon初獲中大聘任於一九九四年。「九七大限」前夕，城裏的人心惶惶與今天有點相似。Gordon記得報紙寫着劉慧卿預言或會入獄的新聞，同事間也討論着快要轉用普通話教書。面對未知，昨天與今天一樣有人逃離，Gordon兩次也選擇留下，不過心情很不同，坦言當年有着隨時可以走的打算。後來，他曾獲日本頂尖大學挖角，任教一年後始終選擇歸來。
有她的地方就是家
所以香港是你家嗎？Gordon說普遍人的定義裏肯定算是，反問「什麼是家」？想了想，「如果真要定義，我的家就是我與Yoko在一起的地方，我跟她到哪裏，哪裏就是家了」。想起幾年前到芝加哥講課，因為思鄉，特地回到祖父母從前在近郊的住處，他們四十年前已相繼去世。Gordon佇足回憶小時候暑假，屋裏的女人突然走出來，他便急步跑走，「很明顯，那是她的家，而不再是我的了」。他由此明白，所謂的「家」很可能只是一種心理錯覺，「我們全都沒有家，除非以世界為家。這樣說可能很誇張，但當我們不再有國族身分，就會覺得所有人都是彼此連繫，那肯定會是更美好的世界」。
訪問尾聲，他的電話響起來。「請等等，一定是Yoko打來。」拿起話筒，Gordon模仿剛離開牙醫診所的太太鼓起腮含糊地說話，語氣有點太甜蜜了。辦公室外傳來約好跟他見面的學生的嬉鬧聲，Gordon對着電話另一端溫柔地說，「我今晚可以煮晚飯，不過可能有點晚呢！很開心你打給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