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是移民，還是走難？離開了，心會不會完全帶走？有些人時時惦記如何為原來的地方出一分力；有些人隔着距離仍肉緊批評；有些人處身夾縫中，小心翼翼拿揑平衡……這是兩次世界大戰期間，在香港及新加坡兩地華商的各種面貌。
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Johns Hopkins University）社會系副研究教授郭慧英關於海外華人的研究近日推出中文版《帝國之間、民國之外：英屬香港與新加坡華人的經濟策略與「中國」想像（1914-1941）》，「華僑」在國家視角應為愛國同胞，但郭慧英既看宏大世界經濟格局，也爬梳當時史料細節，看到華商為利益與價值各有選擇，其實不是只聽人支笛，人人有做自己的空間。問以多元角度記這頁歷史是為何，這位來自台灣的學者也盼與香港人分享，「這是留給以後的備忘錄，記得曾經有過這樣的空間」。
「華僑」的單一想像
歷史學者李盈慧為這本書寫序，指出王賡武教授曾提：「華商型的華人其實是出洋華人的最基本型，他們是沒有帝國作為靠山的經濟集團。」很多華僑研究關注海外華人與孫中山革命的關係，就像網上流傳的名人名言，人人以為孫中山說過「華僑為革命之母」，但歷史學者黃堅立曾考證，雖然孫中山幾次強調要記住華僑對革命出錢出力的貢獻，但無法證明他說過這7個字，反而後來蔣介石與國民黨軍官愛講這句，用以拉攏華僑勿幫共產黨。時移世易，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去年到廣東考察時，也開口召喚華僑要一起實現中國夢。政權雖歷更替，不變的是官方總賦予華僑單一想像，郭慧英說：「他們被卡在一個華人身分，也想跟中國有關係，很多人自稱港僑、華僑、閩僑，會把中國當作原居地，但這個字後來在政治上使用就會有很多意圖，作為官方用語，中國政府會帶有一些期待：如果你的心還在中國，在政治態度上是不是應該跟中國一樣？」她在書中論述時用「海外華人」而不用「華僑」，希望與官方定義拉開距離，客觀去看在變動的環境裏，不同人處身各種情景時如何做自己的選擇。
一、Made in Hong Kong是不是國貨？
1928年《華字日報》大字廣告，「先施公司舉行空前國貨大運動及艷裝表演」。該年發生「濟南事件」，國民革命軍與駐山東日軍發生衝突，數千人被日軍殺傷，激發罷用日貨行動，如果你是當時的華商會怎樣做？愛國，就高呼用國貨；沒那麼愛國，便照賣日貨？實情是華商因應環境，想法實際也複雜得多。港商其時打的算盤是，標榜Made in Hong Kong就是國貨，然後呼籲大家齊用國貨﹗可是南京國民政府卻無情講，一律當來路貨，照收進口稅，不過1930年代開始，英國為保護帝國經濟推特惠關稅政策，香港作為殖民地也受惠，於是粵港商人就跟新加坡貿易商合作，在廣州製作半成品，在香港將成品包裝為「國貨」運去新加坡賣給當地華人，便又可享特惠關稅。亦因為英國面對日本布料的競爭，在新加坡設配額保護本土紡織業，卻不想進一步打擊香港而不施行同樣配額政策，港商於是可用日本棉紗作原料。以更大的世界經濟框架去看，在英日政治及經濟勢力較勁的背景下，會看到海外華商的選擇涉及比愛不愛國更多的因素，「香港人就用當中的彈性，去挑戰它在這個結構裏面的位置」。於是當時出現一種火柴盒，上面稱產品是「完全國貨」，也稱「出品英屬」享特惠稅。
二、愛國愛黨到愛國不愛黨
一個「國貨」，定義各自表述。因應環境變化，海外華人不一定與中國政府方向一致，甚至何謂「愛國」，都各有解讀和實踐。新加坡中華總商會的其中一名領袖陳嘉庚，在福建出生，父親在新加坡經營米店，陳嘉庚到當地之後曾幫忙打理，二十世紀初他憑着買農場種橡膠樹和菠蘿發圍，僅在1927至1928年，其公司出口3600萬對膠底帆布鞋到中國。
雖然父子都歸化為英國公民，但陳嘉庚對中國的事很上心。在日本打到中國的1930年代，他不僅用自己辦的報章《南洋商報》宣揚反日，籌款救濟同胞又不遺餘力，就算公司瀕臨破產，都要捐錢給廈門大學，如此落力推動民族主義，得到國民政府頒授勳章，可說是國民黨的「護旗手」，郭慧英笑說不能這樣形容他，「因為他是很真誠的，那是他界定自己身分的一個方式，他在新加坡做生意，雖出生於中國，但跟一般中國的新移民不一樣，他在當地本來就有基礎，但仍選擇這樣做，他就是一個非常理想性的人」。陳嘉庚最終與國民黨決裂，因為兩者想像的「國」不再相同。1933年，原本負責清除「共匪」任務的十九路軍入福建後，自組新人民政府，這場福建獨立運動稱為「閩變」，捱不了多久便以失敗告終，國民政府派陳儀重掌地方政權。陳嘉庚1940年啟程去中國，回故鄉見身為浙江派的陳儀「視閩人如草芥」，更說亡台灣者為日本，亡福建者是浙江派，「閩人若不急起必將淪福建為浙江派之殖民地」。在他積極反陳儀之時，曾因老虎商標把他告上法庭的生意對手胡文虎，則依然響應國民黨號召僑民投資，對陳嘉庚也有批評。
陳嘉庚在1949年以華僑首席代表身分參加中共執政後首屆政協會議，政治立場來個大轉彎。「後來他的政治選擇是聰不聰明，我們沒有辦法考慮」，但明顯看到他的轉變與選擇，並非永遠與當權的政府同一陣線，作為閩人，當所屬的語言群體出現危機時，他的「愛國」意涵就有了更多層面和考慮。
三、夾縫中的個人取捨
「香港的空間非常自由，什麼都可以講，這也是我看資料時覺得最有趣的地方。」有選擇做民族主義推手的人，也有選擇站在民族主義對立面的人。書中有一則《華字日報》1924年的「特別通訊」，大罵廣州孫中山政府「與人民宣戰」，其時國民黨聯俄容共，引起粵港華商反對「共產化」，廣東省商團更打算與進駐廣州的滇桂聯軍對峙，香港寶安幫人物、匯豐銀行買辦陳廉伯被推舉為廣東全省商團軍聯防總部總長，「香港的商界是支持商兵團反對孫中山，所以陳廉伯是站在民族主義的對立面。但到了1932年日本炸上海的淞滬戰爭，他又在虹口與東華三院合作，救濟受戰爭波及的廣東人，這時候他是民族主義的支持者」，而他亦捲入「閩變」事件，被南京情報指為十九路軍籌集資金，之後便銷聲匿迹，即使被選為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主席都沒有接任，幾年後再現身，竟說是到了廣西採礦。
跳出國家角度看人群流動
「那是一個有很多可能性的時代。」郭慧英在書中放進很多當時資料如物價數據、商會成員名單，「我想跟他們同一個眼光跟水平去看事情」，「不是從國家的角度去看，純粹就是看人群的流動」。她看到五四運動與抵制日貨之後，香港與新加坡的商人仍為關東大地震籌款賑災，只因「上天有好生之德」，裏面是人道關懷的價值；香港商人對反日運動不太積極，寧願花更多精力應對米荒，去解決柴米油鹽問題；新加坡中華總商會1928年設宴接待國民黨人，其時中國政治派系鬥爭未息，總商會沒把北洋政府五色旗換成青天白日旗，還因此令幾名國民黨人臨時「甩底」，這也見商會身處夾縫中的選擇，這些選擇都是拋開國家框架才看到的個人取捨。
「中國勢力變大之後，華僑還有沒有自主性？這是一個很值得問的問題，清朝、民國時期、國民黨在戰後，國家本身不是一個太大的力量，特別跟所謂僑居地的政府比起來，國家力量受到很多僑居地政府的限制，那時候自主性當然很容易談，但當中國的力量變大，華商還有沒有自主的空間？是不是認同自己是華僑，就一定是認同中國？當我認同我是華人的時候，要怎麼樣去保存我個人的自主性，而不是照本宣科國家期待的那一套？這個期待在國家動員力量沒有很大的時候，對海外人來說是一個考慮，但當國家力量比較大的時候，就會有制約性。」
四、給港人的備忘錄：記住曾有選擇和空間
郭慧英是台灣人，高中時戒嚴令剛解除，「那時我們做校刊，因為剛解嚴，學校的審稿制度還沒有很清楚，我寫了陳映真的鄉土文學，他是政治犯，結果最後沒有印出來」。當時認識了很多好朋友，「我寫這本書最大動機是跟以前的朋友交代一下我在想什麼」。對身分的思考，一直沒有離開她，到美國讀博士、教學、生活，如何面對華人身分是不能避免的問題，「重點是討論我們這個（身分）認同，有沒有可能超過國家之外，去認同自己？」她記得小時候仍過着戒嚴日子，發生美麗島事件以後，「有一天我看升旗，心裏面就想這個旗子不知會升多久，但老師教的思想如邦有道則仕、無道則退，或者念美麗的唐詩宋詞，就算旗子換了，仍是我自己的文化，是我自己的一部分」。
何謂僑？
她提及王賡武教授對「僑」的考究，僑意指旅居、寄居，其使用可追溯至春秋戰國時，「華僑」則「大抵濫觴於清末」，她說：「僑這個字是在同一個文化裏，離開的人就是僑，所以我想僑的概念就是你離開了，但是你的心沒有離開，還是有一個價值在。」
近日港人多爭論移民去留問題，去或留是選擇，去了以後，還是否記得自己的身分也是選擇，「如果忘記了就忘記，但如果願意記得，希望更多人記得，就多做一點事情，最重要是用什麼方法擴大你相信的價值的影響力」，但不必指摘其他人如何選，「我希望用比較寬容的角度來看歷史上所有人，也不要去說誰有沒有磊落做人」，百年前海外華人面對的世界，哪是以今天目光可以評斷？只是當我們拋開國家的論述，理解每個人面對的時代、社會背景，他的限制、牽絆、信念，「從不同的角度充分理解，不是去評價他們，而是知道他的動機，在什麼狀况下做什麼選擇，這才是對生命、對歷史、對個人最大的尊重」。
海外華人，她說看的是「海外」，活得如水流動，「重點是你在乎什麼價值，例如語言、音樂，這些東西都會流傳下來，要有說故事的勇氣跟記憶過去的能力」，她親自把書努力翻譯成中文，也是給將來的香港人留個備忘錄，「記得這個地方曾經有這麼多選擇和空間。被欺負到失去自己的善良之前，要記得這樣的過去，而不是只有被欺負的記憶，當有一天我們又可以出來定義自己的時候，這是一個參考的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