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原來悲苦的形狀如此繁雜。這是這個星期總結得來的感受。例如有朋友說她只能通宵打機，打到手指手腕麻痺，試圖讓身體的痛把她擠進47人及家屬的痛苦共同體；例如平時從不多話、冷靜、抽離、理性又博覽群書的學者，每天傳來關於悲傷、忿懣之類的同義詞。這幾天下班下得很晚，還是擠出獨自走路的時間。腦海中出現一個清晰的畫面：驚濤駭浪中，船拋下錨，間或緩緩蜿蜒，不堅持逆風航行，但它始終平穩。
自由不只是權力賦予
年初看過一條影片。片中問戲劇《午睡》中的演員梁天尺2021年的目標是什麼？他答「習慣成為自由的人」，這句話一直揮之不去。2019年以後的香港跟自由完全沾不上邊，還能如何成為自由的人？後來我才明白，因政權賦予的自由消逝而憤怒和悲傷，是種被動的關係，政權收回以後就沒有自由；但如果自由和權利不只是由下而上的關係，我們可以學習變得更加自由。
平等的政治權利的確是通往good life的重要元素，但這不代表有了政治權利就有good life，在民主自由社會中很多人活得虛無；在不同類型的威權、專制和極權社會中，依然有不願助紂為虐的人活得精彩。權力並非只是政權跟市民的關係，而滲透於生活中每件事，以至於每個人之間甚至自己跟內心的關係。我們也知道這就是專制的可怕之處。跟朋友開個關於警察的玩笑，會否成為被告發的材料？黃店老闆對安心出行很反感，將QR Code貼於不起眼處，他有時給你遞來手寫表格，你想填假資料，又怕陷黃店於不義；父母眼見政治打壓日盛擔心子女出事，於是限制子女聽審送車，甚至反對報讀大學新聞系，兩代隔閡日深。
我想說明的是，2019年走上街頭時說nothing to lose，其實是輸極都有。一方面因為極權的樣子和程度其實分別甚廣，不只是有或沒有自由民主選舉的分別，2003年、2014年和現在的香港、現時的緬甸、上海、新疆、莫斯科和伊斯坦堡，情况其實都不一樣；另一方面是這樣數下去我們就意識到生命的各種面向之多，不能也不應被狹義的政治定義和受限。
只要仔細審視日常生活所擁有的一切，才發現我們還有很多可以輸，也還有很多可以守護。「習慣成為自由的人」，在生活所有方面活得真誠和自主，察覺自己和別人之間，以至自己跟內心的關係其實很難。也許是家庭和職場固守的階級和壓迫，也許是每個人內心埋藏多年的結，有沒有什麼事驅使我們總是不由自主地沒法活出自己想要的樣子？
分享自己的力量來源
47名被告申請保釋陳辭，他們的家人訴說與被告的相處，我總是好奇地嘗試拼湊這些親厚關係。人們稱許何桂藍的堅定，對我來說最印象深刻的，是她提及擔保人之一、她的前上司《立場新聞》總編對她的教誨。我不禁想像這種關係如何成就一位無畏無悔的人。這些就是我們說着nothing to lose時，其實真正擁有、所以盡力保守才不至失去的寶物。
何桂藍走進法庭前寫了一篇長文，八成都是關於她如何為Anson Lo（組合Mirror成員）着迷，在他身上找到抗爭的力量。於是我第一次聽Anson Lo的歌，媽的也真的夠難聽，但這不要緊。每人都能找到這個時代中能為你注入能量的事，找到屬於自己的Anson Lo，然後持續跟別人分享。習慣每天在生活中發掘和活出力量，不要小看每一個着力點，由Anson Lo到電影、閱讀、交流、討論、運動、安慰和擁抱。我們因為自己沒有以10年牢獄為代價而反抗的勇氣，為自己只能眼睜睜看着他們受苦而內疚痛苦，但畢竟從來烈士只是少數才被視為少數，我們感念他們的付出，同時不必過分歌頌，因為烈士背後的依靠是千萬人在日常生活中的堅持。
1968年布拉格之春後，捷克收緊控制，大量文藝活動轉入地下。The Plastic People of the Universe其實只是想玩音樂，也沒有想過推翻政權。但捷克連地下樂隊表演亦無法容忍，於是拘捕他們，大批樂迷聲援同時引發哈維爾等人發起《七七憲章》。
哈維爾形容：「這場審訊並不是不同政治信念和力量的衝突，而是兩種不同理解生命的方式之間的衝突。一方面是後極權主義建制無能落伍的清教主義，另一方面是寂寂無聞的年青人，他們玩他們喜歡的音樂，唱與他們生活有關的歌，自由自在，追求自尊友愛的生活……攻擊捷克地下音樂就等如對一件很基本很重要的事，亦即對『磊落真誠生活』，對生命的真正目標的攻擊。在後極權制度裏，那些漸漸取得政治影響的運動，其背景多不是一些有明顯政治色彩的力量……這些衝突之具有政治色彩並不因為那些要求具有政治性，而僅因為後極權制度是建基於，並有賴於對每一個行為和表達進行複雜的控制。因此每一次的自由行動、自由表達，也就是磊落真誠的生活，一定會變成對制度的威脅，成為百分百的政治行動。」
準備好更壞的日子來臨
來告訴你我最近的的力量來源。我看很多台灣網絡綜藝節目和YouTuber，發現當新一代演藝人員決定不追隨中國市場，創作迸發出龐大活力。
2015年來我不斷在想：極權來臨已經無法避免，那極權底下每天的日常生活到底長什麼樣子？我想知道被教科書上壓縮成一句的陳述如「台灣開始半個世紀的戒嚴和白色恐怖」、「韓國歷時100年的民主和民族運動」，實質那半個世紀、一個世紀到底發生什麼事。於是有時讀納粹佔領下的巴黎的文化生活，有時讀Shostakovich在二戰時每天被轟炸的聖彼德堡公寓中如何作曲，或伊斯坦堡2500年以來站在世界中心不斷在災難中重生，零零碎碎什麼都有。我想我學到的是知道未來還有更多更壞的事發生。那些壞事可能是來自更激烈的打壓，也可能是提出各種收編、脅迫和交易，叫有些人沒有選擇做「烈士」而看似妥協，各種事既在歷史中早有先例，未來會在香港發生也不奇怪。到時我們依然會傷心、憤怒，但願懂得慢慢保持頭腦冷靜和心境澄明，不至長期失焦。
記得陳健民教授重拾自由時說他在讀鄂蘭的傳記For Love of the World。鄂蘭身為出生成長於德國的猶太人，大屠殺影響她終身的學術志業。傳記作者理解鄂蘭口中對世界的愛並非雪白無瑕，她說的是人如何直面一個容讓大屠殺發生的世界並與之和解，才能在絕望、傷痛和危難中依然保持忠誠。今天香港人開始經歷這一切，才開始緩慢地懂得理解今日緬甸、泰國以至歷史上不同時空經歷的苦難，我們才開始學會深刻地關懷彼此，學會愛這個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