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一位中大校友跟我「發牙痕」地說：「如果發起制裁所有中大校長及副校長是否會違反國安法？」這下不止問倒我了，如果發生，國安又出動，恐怕又要「審死官」了。按《港區國安法》 第四節，違法制裁指的是針對香港特別行政區及中華人民共和國，「段王爺」是否算是特區官員或國家幹部？這讓我想起，如果中文大學有校長之最的選舉，我會投票支持段崇智是中大史上最可悲可哀的一位。如果有人真要制裁他，在可悲可哀之後可以再加「可笑可憐」。
段校長的形象真的可以加上許多個「可」字。因為他在反修例運動中的表現，曾被《泰晤士高等教育》評為全球11名對高等教育界有影響力的學者，指他「堅定為他的校園及學生挺身而出」，大概指的是他肯與學生對話，又膽敢譴責警察暴力。但他的形象由去年底開始急轉直下，去年11月及今年1月，校內分別有畢業禮期間的遊行以及開學日學生與保安在閘口衝突，校方報警，結果有學生被捕，罪名包括「參與未經批准集結」、「普通襲擊」、「煽動分裂國家」等。個多星期前，段校長接受媒體專訪，說不會放棄年輕人，又說學生只要守法，討論敏感議題不設限。幾天後，校方指控學生會新內閣成員「利用校園作為政治宣傳的平台」，言論違反國安法，要暫停代收學生會費及提供場地支援，並逼令學生會註冊成獨立社團或公司，變相DQ幹事會。同時，聲明又說段崇智從沒作出「校園內可以討論港獨」的言論。
校園不可表達政見？
「段爸，我好亂呀！」
到底中大是有兩個或更多的「校方」，還是段校長要應付太多要求，開始不知道自己該念公關部門的台辭，還是其他副校長的「飛紙仔」，抑或國安公署的警告信更重要？段校長的兩個外號 （「段王爺」與「段爸」）也不太合襯，他比較像皇上的乾兒子。段校長說話與形象有點亂，但我相信，不少中大師生也心想：「段爸，我好亂呀！」到底現在是否已經沒有自由在校園裏表達自己的政見？不可以批評國安法、極權主義？
在我看來，早前校方報警求助雖有問題，但還勉強說得過去，若你真的認為校園遊行、學生與保安衝撞是罪行，我也無話可說。但是，一個還沒有上莊的內閣，單單是一本政綱小冊子，上面寫了些批評國安法的說話，國安又未上門（或者已約了段校長喝茶？），校方便跳出來解釋為違反國安法。又說是利用校園作政治宣傳，因此便脅迫幹事會解散，這便等於校方又「進化」了，等同用「家法」剝奪學生自治，幫國安法執法，也宣布中文大學過去半世紀的歷任幹事會政綱都是有問題，試問哪一莊沒有提出政治主張？段校長，我要自首，30年前我也是幹事會成員，我也利用過校園作政治宣傳！
如果不是有47人被控「串謀顛覆國家政權」這國際大新聞，中大這事應該會發酵得更大，因為，這是香港大專院校史上最嚴重的醜聞。然而，它卻教人感到歷史的循環反覆，因為段校長讓我想起當代中國另一位著名校長，他叫傅斯年。
傅斯年台大剿共 白色恐怖起點
傅斯年是現代中國實證史學的最早倡議人，他年輕時是五四運動健將，後來從英國及德國留學歸來，除了成為著名學者，更協助籌組著名的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曾任北京大學代理校長。他本來矢志學術，卻因為抗日戰爭而變得日益愛國，愛國主義甚至蓋過他原來的自由主義傾向。他完全相信，只有蔣介石領導的國民黨能救中國，對中共深痛惡絕，因此也得到蔣的信任。秉持其愛國心，他曾痛批權貴宋子文及孔祥熙貪贓枉法、發國難財，因此得到黨內外人士的尊敬。後來國民黨節節敗退之時，他於1949年接任台灣大學校長，但他上任不到幾個月，便碰上台大的學潮，即後來稱之為「四六事件」。
「四六事件」的背景是國共內戰，當時除了戰場對決外，學校是第二戰場（有興趣這段歷史的朋友，除了看書外，可以看多年前大陸一部名為《北平無戰事》的「神劇」）。因為國民黨自己的腐敗專橫，也因為抗戰結束緊接內戰，物資條件極度匱乏，而共產黨的地下及統戰工作鼓動本來已沸騰的學生情緒，推動着「反飢餓」、「反內戰」、「要和平」的運動與口號。這股風潮蔓延至剛從日本人手上接收過來的台灣大專院校，甚至在「二二八」慘案發生後，學潮仍然沒有止息。另一邊廂，國民黨在1947年《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可以理解為《國安法》的擴大版）下 ，以警備總部（等同國安部門），配合大學內原有的「軍訓教官」（上星期安徒有提及蔡元培的「功績」）、特務及職業學生，在校園裏進行清剿親共分子的工作。
因此，傅斯年到任時，面對的是國民黨的剿共與學生不滿清緒之間的對抗。1949年4月，本來不過是一件學生交通違規案件，兩名學生卻遭警察毒打，結果造成台大與台師院（即今台灣師範大學）的學生包圍警察局，衝突愈演愈烈。4月6日，警備總部介入，指控有共產黨的匪諜在校園搞事，拘捕大量學生；不少學生遭刑訊監禁，部分逃亡回大陸加入了共產黨。「四六事件」被後來者稱為台灣白色恐怖的起點，事件之後是大規模抓捕、監禁甚至槍決親共分子。
到底校長傅斯年當時站在哪一邊？他的角色是什麼？至今還是個有趣的歷史問題。直至2014年太陽花運動，有學運領袖曾引用一句據說是傅斯年說過的話：「我有一個請求，你今晚驅離學生時，不能流血，若有學生流血，我會跟你拚命。」要求大學校長保護學生。可是，因為近年白色恐怖期間的檔案及口述資料面世，歷史學家有了新發現，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去網上找陳翠蓮教授的〈白色恐怖時期的臺大校長傅斯年（1949-1950）〉一文。有檔案資料顯示，傅斯年在「四六事件」前已向當時的警備總部司令陳誠提出「清除匪諜、安定校園」，他委任的訓導處主任也一直與警備總部合作無間。至於那一段聽起來說要保護學生的話，可能是要求警備總部在校園裏兵不血刃地解決匪諜。「拚命」？更大可能是某位後來的口述者一廂情願地穿鑿附會吧。
有需要時大學高層會被算帳出賣
好戲在後頭
傅斯年於「四六事件」發生翌年底逝世，但在這短暫的時間裏，他與國民黨的合作並沒有為他換來那怕是一點的清靜。因為，所有國安系統都會助長好事之徒搞獵巫行動，國民黨裏的極右派分子沒有放過他，指控他以自由主義的面孔搞個人崇拜、瓦解反共精神，要把他趕出台大。如果他不是猝然去世，不知傅校長自己是否能逃過厄運。
我寫到這裏，也覺得自己也太抬舉了段校長，以至他身邊的一眾副校長了。傅斯年畢竟是因為他的愛國主義、反共思想而跟蔣介石及國民黨充分合作，可是，如今我們的大學高層除了有九流公關辭令外，還會有思想嗎？如今，他們幹過的種種，會有人為他文過飾非，幻想他們是社會良心嗎？我猜，這一眾大學高層的下場應該會跟傅斯年沒有太大不同，交心並不會得到信任，有需要時他們還會被算帳、出賣。好戲還在後頭，希望段王爺長命百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