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鏗鏘達人}潘達培 專業崩壞,社會淪陷先兆

文章日期:2021年04月04日

【明報專訊】「我在港台咁長日子,從未試過節目出街前,一個處長,高我七級,還要在採訪期間,直接過問我採訪緊什麼。我梗係㷫啦!我話已經畀晒你睇啦!」加入港台二十年,2013年轉到中大新聞系教書的《鏗鏘集》前資深編導潘達培,回想2008年,當時早已給監製提交清晰大綱、身處北京的他正奔波採訪,突然接到老細來電,在電話上講唔掂,最終不得不提早返港。出席的跨部門會議上高層齊集,主角是他,以及他尚未完成的四集六四二十周年專題。他理直氣壯,覺得一切無非講道理。會上他反問時任處長黃華麒是否以後都要如此介入製作,「我話得,以後我只report to你,現場這堆人全部唔使,你睇吖!」他記得處長說唔係唔係,卻沒明言到底哪裏出問題,旁邊卻有人助攻,說到時好多人講六四,怕觀眾疲勞,潘達培當堂打了個突。

六四專題風波 「用專業談缺失我會服」

為籌備六四二十周年專題,潘達培早在2009年的一年前開始蒐集資料,草擬四集大綱,交給監製。他形容一切透明——監製會交給高級監製,高級監製也會在高層會議呈上留作記錄,因此處長也自然對具體計劃一清二楚。「廣播處長會懂得做廣播處長應該扮演的角色,大部分時間不會就你的proposal蓋個印說批准啦,只會在提綱挈領的位置告訴你要留意這些那些。」然而那次採訪中途被干預,今天說來他依然摸不着頭腦,對建議改動更感荒謬:「我啲嘢咁結構性,點cut啊?」對記者講起道理來,說明四集內容如何環環相扣——「回家」:從流亡海外的異見分子想與不想、能與不能回國,點出事隔多年事情仍然處於一種怎樣的狀况;「解結」:訪問見證和記錄天安門廣場的知識分子,梳理政權如何解釋、民間如何理解武力鎮壓行動,探問解結的可能;「延伸」:有見政權和民間無法妥善處理社會動盪的後遺,內地不同個體和組織嘗試以各種形式培養公民意識,例如維權律師藉一宗宗案件建立法治觀念,民間組織與民眾一同學習解決紛爭;「守望」:多年來都可以合法聚會悼念六四的香港人,如何持守證明廣場上的學生終究是愛國的,及年輕一輩對支聯會的反應。

「高峰會」過後,傳聞處長會落嚟「探班」,潘達培也做好給他睇片的預備,準備請剪片同事重複播放影帶其中一小段。「我未剪完,其實從來連我監製都唔睇得住,未完成時你介入評呢評路,我好難做嘢的。我完成之後,是我覺得OK的版本,監製如果說呢度唔得嗰度唔得,我會OK。」因此他袋定幾句對白準備迎接「麒哥」到來,念茲在茲:「大家都做創作,你知啦,仲做緊,不如唔好睇啦,我做唔到嘢!」

面試莽撞「鏗鏘之母」

他笑言自己當時已不年少,只是依然氣盛。這般氣焰,其實在他當初求職時已毫不掩飾地展現。當年面試官是人稱鏗鏘之母、去年辭世的蕭景路。當時,潘達培履歷上左派中學畢業的背景引起了她注意,她也順理成章地問到左派學校對他有什麼影響。雖不是第一次被人這樣問,但每次被問到都很氣憤,直接回答:「個影響就是你會問我這個問題囉!」說罷便不吭聲,心想唔請就算。

「我們這些左派學校成長的人有個命題的,就是命運。我們好怕被認定以後就一直走中資機構呢條路。要脫離這種命運,我覺得唯一方法就是考入大學。」此般理應能在面試中得分的坦誠剖白,潘達培沒對面試官說,多年後卻對記者耐心解釋:「左派學校當然可以行自己很社會主義的那一套,但也許看到以香港作為基地不可能完全跟社會脫節。我們那個年代,文化大革命結束、四人幫倒台後,香港傳統的左派都有點覺悟,容許學校有相對liberal的教學處理。」他的學校安排了外國老師教英文,還有以色列老師教同學唱We Shall Overcome。而前所未有咁勤力讀書備試的他終於得償所願考入大學,只因「包拗頸」,不選讀媽媽看中的商科,讀什麼好卻沒頭緒,只聞師兄話新聞系幾好。他自覺「食正」了獲得開放教育的時代,而畢業後正逢中國改革開放後的小陽春,香港也正好位於讓西方社會歇腳窺探大陸發生的事的微妙位置,他入行也自然而然,畢業後首先加入拍攝中國生態紀錄片的製作公司,「以前大學我搞話劇,同時又覺得用話劇思考人生時,若對世界的認識咁膚淺,點思考呢?所以我成日都有種感覺,要借助一些工作去發現世界、理解個世界,documentary是個非常好的手段」。

六四專題的風波中,麒哥終沒有來,交予時任助理處長張文新負責。潘達培眼見作品大致完成,便大方邀請監製、高級監製和總監齊齊睇,「其實你用專業令我覺得自己有缺失的話,咁我會服」。張文新看過後卻沒多話,讚道:「阿培,好好,無乜嘢,得啊!」最終觀眾在電視上看到的,完完整整就是潘達培最滿意的版本。

潘達培的直腸直肚,也許是面試莽撞卻被取錄的原因。他回想加入港台後,與蕭景路多年的工作交往中,她經常掛在口邊的話——如果連跟上司力爭的勇氣和膽量都沒有,點出去打仗?「我覺得她challenge我,我答得到,她就知道我會反抗。從事新聞製作,點都會有很尖銳、具爭議性、與權貴站在對立面的處境,如果沒有獨立自主的思考而唯唯諾諾,你只能落得做和稀泥的事。」

節目先行 下放權力才有空間發揮

港台這個他曾打工二十年的老東家,他形容有陣老氣橫秋的「除」,節目總想「文以載道」的說道理,仔細想想如此形容又過分概括,因為眼見港台每一代人似乎都很努力更新節目的形式,不斷進化,改變甚至常常是革命性的,例如開先河在公園此等公共空間開壇、兜口兜面嘲諷殖民地政府政策、讓平民百姓與台上所謂權貴就社會議題對話的《城市論壇》。他認為最近製作曾一度傳出暫停製作的《五夜講場》也是一例,在資源長期被陰乾的背景下,卻能利用簡單的錄影廠和極少剪接完成,嘗試以文化回應社會,讓神隱於大市的年輕學者文人普及知識。

「我們入去做時,也常常都有一種創造的思考。」加入港台當年,《鏗鏘集》已是王牌節目,他記得前輩總愛用好多VO(旁白)說故事,「到我們拍的時候,咪嘗試賦予新的想法,可不可以純用一些觀察的approach呢?」1995年播出的《我在臨屋長大》一集,潘達培就拍攝方式跟老細有過許多爭辯,「老細覺得拍細路仔咪派隊大crew去,我說這樣拍的所有視點就是由高影落去,可不可以還番講古仔的權利給細路仔呢?點還呢,就是畀部機他們拍」。上頭擔心畫面肉酸,他重視的卻是敘述視角,想藉在臨屋長大的小朋友角度講出這個「臨屋臨了十幾年」社會問題的荒謬,「他們好得意,肥彭去巡區時,會拿老鼠籠去抗議,那在他們眼中可能只是種遊戲,也未必知道肥彭有幾『高』」。

拍臨屋新嘗試 與老細爭辯

他最終成功說服上層,也願意某程度上妥協,將兩種拍攝畫面剪接在一起,「我好記得他們拿住部機,阿哥擸晒部機,細佬妹就做演員啦。好醒目喎,講到間屋有幾大,兩個攤開對手,會這樣表達。阿哥話呢度用木做,細佬就仆埋牆敲吓,這些approach我們唔會識」。潘達培在2012年的最後一天離開港台,接近無縫交接地在中大新聞系執起教鞭,這位在大學教授紀錄片與創意媒體的老師拿自己的身分開個玩笑,「拋吓啲terms先,背後有一些思考的,好似一個將拍攝democratize的過程——拍攝好像總是專業,其實任何人攞起部機,都有權利講要講的話。今時今日大家都好明,那個年代其實還有很多拗撬的」。

他眼中的製作組上下從來都是無大無細,一直都是節目先行,「即是為了節目,無論你是收音、剪接,還是助導、監製、導演,你看到一些問題,就會提出來,在適當場合」。他揑揑自己的臉說「我們不是要這些」。即使在剪接房裏吵到口沫橫飛掟晒筆,也因為就着各自的專業爭論,房外人來人往視作平常,「機構文化裏,導演永遠大聲啲,但我們從來不是這樣」。懷疑袋定句對白是導演的職業病,因為阿培也為這種處境做過準備,「我未聽過有人同我講『我係你監製,我要你咁剪!』但我成日都袋定喺袋,辰時卯時邊個唔覺意講出口,我就會話『好啊,你刪咗我個名。個節目你的嘛,你監製的嘛,你要這樣剪嘛,導演寫埋你個名』」。

正因多年來共識的做法如此,近日廣播處長的動作叫他冒火。「不是現在特首以至政務官的那種好『管理』的想像去做,管理不是這樣層級式的。現在似乎李百全的想法是,事事躬親,捉住你的手足。」潘達培說按電視台二十四小時的實際操作,製作層面一向都會下放一定權力,製作才有空間發揮,「升得做導演,就是覺得可以話到事做古仔,對他的業務水平必然有一定信任」。但他強調信任也非任由導演自把自為,因為導演要向監製匯報,之上還有高級監製和總監檢視,「這堆人都是看過晒,覺得沒問題節目才出街,全都是有十幾甚至二十年經驗的人」。

「究竟社會還尊不尊重專業?」

九七回歸,潘達培編導一集《風從哪裡來》探討傳媒生態山雨欲來的轉變,有駐港多年的外國記者形容九七後的自我審查有如訓練狗隻,敲打牠鼻子時手執的木棍,下次只需稍稍亮出便能使之懼怕。這些年來,潘達培屢屢走訪內地拍下維權律師、劉曉波等政治敏感議題的紀錄片,從來感覺在香港的紅線甚至說不上是紅線,只感到部分機構對某些詞彙忌諱,例如藏獨和疆獨,在互聯網尚未盛行之時,相關議題久而久之消失於公共領域。及至今天,他認為自內容含糊的國安法推行,也似乎向着相似方向進發,「似乎有某些議題、想法和理念會慢慢在公眾層面消失,彷彿有些團體或個人的意念不應該被記錄,例如中大學生會這班後生仔」。這些經歷過社會動盪的年輕人回到校園,嘗試提出學生福祉、社會以至國家和世界等議題,以大學生應有之義回應時代,從採訪角度,他認為怎看也會是個好古仔,反而若因其中某部分被強調而斷定他們不能受訪,叫他搲晒頭,尤其當採訪團隊已在受訪者牌面上嘗試平衡。「其實我們要問的是,究竟這個社會還尊不尊重專業?」

港台事件,他認為對員工固然有欠公允,日後邀約採訪也可能因被質疑能否出街而遇困難。但他指出這並非只是港台的事,也非只關乎傳媒,「開始淪陷,更淪陷的先兆。以往的動盪可能是黃藍之間,對一個城市的政治發展的思量。現在其實是整體社會肌理的崩壞。比如將來你有病,躺在手術台,你可以點望住你的醫生?當專業崩壞,會有好多問題」。

港台跳到講台 予年輕人接棒

2012 年香港,新任特首梁振英當選上場,也發生了一場反國教運動。潘達培當時預見政場將有巨變,記者也開始進入大時代。思前想後,覺得自己長年霸佔崗位,有礙年輕一輩接棒處理大題目,他決定轉身大學講台,「戰場上跑到咁前,吓吓都你前,別個臉後面原來無人。而事實上,世界的變化讓你不得不接受,你會跟時代有某一定的脫節和盲點」。課室裏,學生說成品要放上YouTube,所以第一秒就「開波」,阿培揚眉點點頭,消化過後再問,除了放YouTube還有沒有其他打算?學生說如可播映也不錯。「咁我說那就要有啲鋪墊。好了,鋪墊了,放回YouTube又有無問題呢?」學生恍然大悟,發現也無不可。「我想大家理解的是,一些約定俗成的東西會規限你。人人都說YouTube第一秒就講嘢,誰說了算?我們要學習的是事事問問題——真係咁咩?」就如他分享自己經歷過的媒介環境和處理方法,也會時刻提醒學生要保持懷疑——現在這一套還合用嗎?

潘達培離開港台前的最後之作是烏坎抗爭一周年跟進。當地年輕人跟他形容,整件事兵敗如山倒,曾以為撐得住的民主希望全被鎮壓歸零。他感慨當年像第三者旁觀,今天身處「新香港」才忽爾明白箇中感受,「我們歸零都不特止,在負緊數」。如何自處?「咁多年拍紀錄片的習慣可能是浸繭厚一點。」他自覺紀錄片工作的訓練使他擁有能負荷更多的心臟,笑說有時什麼都拍不到,有時卻出親去都「中」,但連中四元就會開始驚,通常不久後就有大事發生。「走唔甩的。」回到生活,說到底也是見證變化,只是不再是躲在攝影機後,「今天香港每一日都有單新聞你嘆。走咗唔喊?你同個地方斷絕感覺就唔喊,做不做到?我沒想過走,生活有好多範數的」。呷一口cold brew,他把切成等份的貝果放進口裏。

文˙ 潘曉彤

{ 圖 } 曾憲宗、網上截圖

{ 美術 } 張欲琪

{ 編輯 } 林曉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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