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孔漢思（Hans Küng，又譯漢斯‧昆）畢生致力提倡不同宗教之間的溝通，因為他深信「宗教之間缺乏互相理解，國家之間就不會有和平」。在中文學界裏，20世紀歐洲大名鼎鼎的神學家不少為人熟識，魯道夫‧布爾特曼（Rudolf Bultmann）、卡爾‧巴特（Karl Barth）、卡爾‧賴雷（Karl Rahner）和于爾根‧莫特曼（Jürgen Moltmann）等，而孔漢思有一個身分是他們沒有的，就是普世倫理的倡議者。
從神學邁向普世倫理
孔漢思早在1957年於巴黎索邦大學天主教學院完成博士論文，研究卡爾‧巴特的神學思想，其後寫下大量神學著作。但他畢生反叛，不滿足於純粹做一個神學教授。他看到從二戰至冷戰以來，國家釀成數之不盡的暴力，人類社會陷入極大的危機。他不是站在西方國家的立場，指摘共產主義陣營剝奪人民自由，他同時批評西方資本主義容許經濟利益主導一切，帶有帝國主義色彩，西方國家在主導國際局勢的過程裏，無力締造和平。作為宗教學者，他相信全球危機不能單憑西方推動民主和國際貿易來解決，也不能期望共產主義和反殖民運動建立道德倫理，必須靠各國宗教文化學者努力回應其身處的國度。因此，他逐漸擺脫西方中心的思維，不妄斷基督教上帝是世上唯一真理，甚至像歷史上偉大的哲學家那樣，以為其他文化最終都必須基督教化，才能取得進步。有別於許多西方神學家，孔漢思從1980年代起努力跨出基督教的藩籬，致力推動不同宗教文化的對話。在1984年，他就和伊斯蘭教、印度教和佛教領袖及學者對話，出版《基督教與世界宗教》（Christentum und Weltreligionen）。三年後，出版《基督教與中國宗教》（Christentum und Chinesische Religion）。這些年的跨文化對話，準備了他在1990年代推動普世倫理的理念。
普世倫理補充人權
普世倫理（Weltethos），或譯全球倫理或世界倫理，並不是指一門全球都適用的倫理學理論，而是由全球宗教、哲學和文化領袖及學者本於世界和平的價值，共同探索建立世界秩序、消除暴力的倫理原則。這項構想最早來自1993年，孔漢思在芝加哥召開的「世界宗教議會」（Parliament of the World's Religions），當時有近6000名不同宗教文化的學者和代表參與。會上確立了一份《全球倫理宣言》（Declaration Toward a Global Ethic）。在1948年聯合國制定了《世界人權宣言》（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在法律權利上確立全球保障人權的共識。孔漢思和與會者認為法律並不足夠，我們必須在倫理道德層面確立共識，因而主張「基於責任和義務的意識所產生的，追求人權和自由的行動，必須植根於對人的思想和心靈的關注」。
普世倫理不是宗教
普世倫理有別於哲學的倫理學，它不宣稱有一種跨文化有效的真理，不同的文化和宗教的人都應信服於其下。正如《全球倫理宣言》所講：「我們所指的全球倫理並不是一種全球的意識形態，也不是一個超越所有現存宗教的宗教，更不是以一個宗教控制其他的宗教。我們指的全球倫理，是對於有約束力的價值觀、不可改變的準繩、個人的態度的基本共識。沒有這個倫理的基本共識，我們的社會早晚要受到混亂或獨裁的威脅，致使人們深感絕望。」普世倫理主張發掘每一個宗教文化裏本有的倫理道德，從溝通中互相確認彼此的共同價值。恢復道德秩序、拒絕暴力就是不同宗教的共同價值。在《聖經‧瑪竇福音》裏耶穌說過：「把你的劍放回原處，因為凡持劍的，必死在劍下。」（26:52）《古蘭經》亦有載：「對於宗教，絕無強迫。」（2:256）由此希望各個宗教放下彼此的偏見，真誠地了解對方。《宣言》提倡四個必要的準則：建構非暴力及尊重生命的文化、建構團結一致且具公正經濟秩序的文化、建構互相包容及具有真誠生活的文化和建構兩性之間具有平等權力和伙伴關係的文化。由此可見，《宣言》主張在政治經濟、社會教育、生活文化等各個領域，都應遵從植根於宗教和文化的道德責任，反抗各種政治意識形態和暴力對人的壓迫。如同《世界人權宣言》，《全球倫理宣言》呼籲，不論有沒有信仰的人，不拘國籍，大家都應共同承擔人道對待他人的責任。
普世倫理的政治關懷
孔漢思在1990年代拓展宗教和社會政治領域的對話，可說是神學家中少有用功於政治和經濟知識。在1997年出版的《世界倫理新探——為世界政治和世界經濟的世界倫理》（Weltethos für Weltpolitik und Weltwirtschaft），分析各種政治和經濟現象，提出以責任限制權力，以倫理義務克制利潤極大化。限於篇幅，接下來簡述他在書中如何分析西方政治和宗教的關係。
孔漢思認為20世紀西方政治在理想主義和現實主義兩極之間搖擺。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末期，人們普遍渴望和平安定。美國總統威爾遜（Thomas Woodrow Wilson）提出《十四點和平原則》（Fourteen Points），代表政治上的理想主義。孔漢思總結《十四點》為三個原則：所有民族都享有自由、對敵我雙方都講公正和通過國際聯盟來保障和平。按這些原則，理論上可以化解國與國之間的仇恨，殖民地可以和平地獨立，但是，國家並不希望放棄自己的權力和利益，結果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戰後的《世界人權宣言》同樣代表理想主義，但也阻止不了遏制殖民地獨立而引起的戰爭。針對理想主義的蒼白無力，政治現實主義興起，強調政治乃權力鬥爭，權力會不斷維持、擴張和展示自身。國際競爭和衝突乃無可避免，當可以促進利益時，國與國的結盟是可能的，但當利益受損時，聯盟自然會瓦解。孔漢思指出，戰後的政治現實主義主導，以摩根索（Hans Morgenthau）為代表。摩根索年輕時受尼采的影響，認為生命說到底就是力量的擴張，而基辛格（Henry Alfred Kissinger）就是摩根索最有名的學生。
現實主義釀成暴力 反對文明衝突
主張中美建交的基辛格最推崇美國總統羅斯福（Theodore Roosevelt），基辛格曾講過：「沒有任何其他的美國總統像西奧多‧羅斯福那樣全面地從國家利益的觀點出發，定義美國在世界上的作用；或如此全面地從力量平衡的角度出發，定義國家利益。」對基辛格來說，國際政治無非就是維持力量平衡，以獲取國家最大的利益，可說是外交與強權的結合，由利益分配達至和平。孔漢思提醒我們，基辛格真的造就和平了嗎？美國在1971年推翻智利社會主義阿連德政府（Allende Regimes），扶植軍事獨裁者皮諾切特（Pinochet），在亞洲則拖延與越南締結和平條約，令美國陷入長時間越戰，引發嚴重的人道危機。
因此，孔漢思相信，必須在理想主義和現實主義之外尋求第三條出路。這條出路不能只在法律權利的框架裏，必須同時顧及宗教倫理，不僅要建立國與國的平等，也要促進宗教和文化上的互相理解和信任。1990年代亨廷頓（Samuel Huntington）文明衝突論的說法大行其道，恰好對應波斯灣戰爭和持續的伊斯蘭恐怖主義。亨廷頓認為今後的國際衝突將會發生在不同文明之間的邊界，美國和歐洲必須聯手對抗敵人，以免被非西方國家反過來宰制，今天中國流行的「東升西降」論只是文明衝突的翻版。孔漢思大力反對這種論調，亨廷頓力求維持西方在科技和軍事上優勢，背後未明言的是西方文化的優越地位。不放棄西方中心的立場，就沒有可能真正造就和平。
宗教和平的基礎
那麼，如何可以達至宗教和文化上的平等互信？ 孔漢思提出要反對宗教分裂社會、釀成暴力的傾向。第一，要反對宗教的基要主義（fundamentalism）。基要主義意圖把國家和社會變成宗教經典裏的模樣，拒絕面對現代社會和價值的變遷，目前這個現象在伊斯蘭國家比較明顯，亦有恐怖分子以伊斯蘭之名策動襲擊，但事實上某些基督教教派也有這種傾向。第二，要反對嚴格的道德主義。羅馬教廷在某些道德議題上不容討論，例如避孕、墮胎和安樂死等，反映天主教並不願面對社會道德價值的辯論，拒斥相異的價值無助溝通。第三，反對後現代的任意的多元主義。人們一般以為多元主義是鼓勵自由表達，但孔漢思則強調，把一切行為都視為具有同樣價值等如虛無主義。他在書中問道，難道我們認為革命家和美食家追求的價值都一樣嗎？虛無主義的危險在於放棄道德責任，最終無力阻止各種暴力和不公義。弔詭的是，虛無主義反而會助長基要主義，因為當人們覺得生命喪失意義時，基要主義就提供了一個方便的偶像，令人們以為可以擁抱着世上唯一的真理，解釋一切爭議。由此來看，如果亨廷頓的文明衝突存在的話，並不是西方和非西方文明的衝突，而是唯一真理和完全無所謂真理這兩種文明之間的衝突。
普世倫理並不是要放棄宗教，而是探索不同宗教共存之道。孔漢思主張，各個宗教都應嘗試理解基要主義和嚴格道德主義的信徒，希望轉化他們成為共存的信仰。但倘若基要主義結合國家軍事力量行使暴力，則必須堅決抵制。他引述神學家巴特晚年的說法，很多基督徒以為基督是光，除此以外再沒有其他光，但其實「除了這一光外，還有其他的種種光（……）耶穌基督既沒封閉在《聖經》的封皮之中，也沒遭關閉在教堂的牆之內……」。換言之，基督教必須接受基督教之外，世界上許多人對其他宗教的神有同樣確定的信仰。如果不同宗教要共存，則必須拒絕把傳教視為征服，而要視為見證，不要通過殖民佔領，而要通過文化交流，不要通過對峙，而是通過對話。對於虛無主義者或沒有信仰的人，普世倫理主張倫理和宗教互補，重視待人的責任維繫社會的基本價值，但同時不應忽略宗教給予人們終極的精神家園，令心靈得到最深層的安全、信任和希望，甚至激勵人們堅定地反抗戰爭和不公義。孔漢思也許不知道，在東方的小島有一位哲學家遙遙呼應他的普世倫理。在1954年，新儒家哲人唐君毅在沙田道風山演講後，在〈我與宗教徒〉寫道：「在遙遠的地方，一切虔誠終當相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