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西九龍裁判法院地下，一眾行家在等候即將面對7．21查冊案裁決的記者蔡玉玲（阿包），她一現身，電梯口擠得水泄不通。開庭前，阿包傳短訊請我到會見室門外，依約將一張光碟交給我，笑說「這是孤本呀」，然後便關上門準備上庭。我邊步向1號庭門外，邊掂量這輕飄飄的DVD，彷彿觸摸到阿包做新聞的初心，進旁聽的記者席前，小心翼翼地放好。法官一字一句地讀着長篇的裁決理由書，「本席認為，被告人是否本着良好的動機索取資料並非重要。歸根究柢，法庭要考慮的事項為被告人所作的陳述是否虛假……」查車牌的步驟裏是否陳述，是否虛假陳述，是否明知而作虛假陳述，法官一一確定，並請阿包站起，宣布罪名成立。由被捕受審至定罪，在公眾面前一直顯得硬淨的阿包，哭了。
【陳 述】
光碟封套寫着「The Blacks（2005）獲第11屆IFVA公開組特別表揚獎」。2005年，是她從中大新聞與傳播學院畢業的年份。阿包做過很多硬橋硬馬的調查報道，這套近15分鐘的紀錄片作為一切的起點，卻充滿「人味」。
她形容自己的記者路是「很老套的古仔」。大概中五那年，看一集關於社工王惠芬協助佐敦非華裔基層的《鏗鏘集》，「我在家中睇到喊晒」，她笑不知為何之後不是想做社工，卻想做背後拍片的人。「記得人生第一套令我歎為觀止的紀錄片，是中六時看的《樂滿夏灣拿》，入面記載的每個人物都很有故事，他們的生命很複雜，亦講到更大的議題，那時我還不知美國與古巴之間的國際關係，長大後又再重溫。我很訝異這樣記錄人的真實生活，是如此重要而有意義。」
「影像作為一種媒介，有很多種陳述的方法，紀錄片是其中一種方法，而我覺得它令人着迷的地方是，拍的人與看的人都知那些事情是真實發生過。如果看了好的紀錄片，那種令你訝異的程度，會覺得好似劇情片一樣，原來發生在人身上的事可以咁dramatic。」
第一套紀錄片 拍攝在港黑人故事
在新傳系修紀錄片的課，她終於有了實戰經驗。「那時有個小組功課是要拍一個古仔。2000年初開始很多黑人在香港生活，那年代還未很開放，社會輿論覺得他們很污糟、令治安好差、常瞓街，我們便4個同學一起去拍，試試了解他們在香港的生活。」目標哪裏找？「真的往街上去找，我們4個女仔在尖沙嘴海旁行埋去跟他們傾談，他們很友善亦很好奇，人在異鄉來港做貿易生意，賣衣服、二手電子產品，甚至二手車。」主角是迦納青年，說與兩三個同鄉每天只來往重慶大廈、九龍公園、清真寺，基於宗教，香港地道食物不敢亂吃。學生陪他們到小食檔介紹，又請一份雞蛋仔，黑人眼神怯生生裏有驚喜。然後一同去了便利店，見他們拿起飲料未付錢便喝，學生細問才知付錢先後是文化差異。「我記得評審喜歡是因為覺得很intimate。回想起來，那是幾原始的一件事，不為工作而做，沒多思考要透過一條片說些什麼，是最原始、最觸動我，紀錄人與人之間的故事、交往。」
【明 知】
一畢業在無綫做兩年，參與製作綜藝節目。「那時亦很單純，學學做電視節目，《名曲滿天星》、《美女廚房》《星光熠熠耀保良》……認識了電視的製作流程。當然那兩年我知不是自己的心之所向，見到港台請非公務員合約就去in，唔知點解佢哋又請我。事後回想也是神奇，因為我沒有全職做新聞的經驗，好好彩請人的是公共事務組。《議事論事》是政治性質，跟立法會、政界新聞，所以與時事的關係拉近了，對社會、本地政治新聞、中國政治新聞了解更多。」2012年，少女夢想達成，她開始做《鏗鏘集》。而港台其實並非如報館有專責調查報道的團隊，「可能我給人的感覺比較理性、着重邏輯思維，我常用分析的脈絡看一件事，題目好多時是自己構思，另外社會發生了一些事，監製好想有人做時，我通常獲指派去做很『硬』的題目」。
拍攝內地維權人士 被公安帶走
阿包做過很「人」的古仔，亦因此曾在內地遇險。2013年《我媽媽無罪》，她拍攝維權人士子女的生活，其中一個是劉萍女兒廖敏月。「我本身約了她在安徽蚌埠會合，跟她回故鄉江西新余。媽媽入看守所被判了幾年，她一直接觸不到，決定到新余看守所親自去問。我記得很誇張，我們搭的士到看守所，距看守所幾百米外一落車，就有公安過來問話，劉萍夫妻因政見分開，廖敏月爸爸是公安，公安把我們帶回公安局後，爸爸不多久便出現，我目睹他如何罵我們被境外勢力顛覆，還摑了女兒一巴。」她在工作裏見識到紀錄片的戲劇性，可惜是悲哀一種。後來廖敏月被父親接走，同時文宣部門的人纏上阿包與攝影師。她得知廖仍堅持想做訪問，與攝影師臨時換酒店，又買火車票離開再包車回去繼續採訪。
六四25周年，她想到一個角度，從六四看內地公民社會的變化，「訪問不到郝建，浦志強被捕，幾經辛苦訪到郭玉閃，他們遭遇的境况也折射到社會一面」。她更因涉嫌携帶犯罪贓物被拘留，監製急call回港，但她約了胡佳。「他面對如此艱難的處境，願意犧牲那麼多來傳達他的信息，我不可以一走了之。我跟監製說你當唔知啦，畀我試一次，有什麼決定我自己負責啦。」
理性底下，驅使你一往無前的還是重視受訪者的情感？「理性可能是我的包裝？說到最後，做這些事背後一定有你自己的看法，理性是一種語言去告訴其他人你想說的故事是什麼。理性應該是這個社會的最大公因數，如果沒有理性，純粹訴諸感性的話，是否有說服力？做電視也好、做紀錄片也好，是不停說服、表達信息的過程。」
調查報道是另一種紀實
2016年，她捨棄公務員身分到傳真社，「也是個重要的轉變，我細細個想做紀錄片，在鏗鏘做了4年，中間行行吓就行上做調查報道的路，可能跟當時社會氛圍有關，看到很多不合理、不公平的制度，發現背後很多事沒有人知、沒被發掘，於是個人從紀實性遠離一點，是另一種紀實，不再是人的故事，是講社會咩事、制度咩事」。是你變了，還是因為覺得社會需要你這樣做？「是社會需要行先吧。2012至2016年發生了很多事，那時覺得做一些節目搔不着癢處，社會還是否需要？我不是要貶低當時在做的節目，而是很多製作、時間上的限制，可能一些報道只能回顧社會發生的事，當時我有少少不滿足於這種報道，覺得如果有22分鐘的air time，港台有這樣的資源，我們應給讀者更多重要的東西去看，我對自己有這樣的期望。」
她在傳真社曾揭發多部中國製新加坡地鐵列車運回青島替換車身，而涉事生產商亦負責製造香港地鐵市區線93列新車，更因此被新加坡交通部長斥報道是為中國製造麻煩，殃及新加坡，傳真社後來反駁報道涉及重大公眾利益，不涉政治考慮。阿包說不怕與高官對壘，只怕報道出錯，部長回應事件不涉安全問題故沒知會公眾，她倒鬆一口氣，證明報道屬實。
查冊不是以身試法
判決前夕，回顧許多報道總是踩親人條尾，為調查報道冒險，她又有沒有驚過？「是否永遠因灰色位而冒險，其實都要回頭去問公眾利益在哪，在我呢單嘢之前，查冊在公眾及全行的認知，都不會覺得查冊是明知違法而去做，比較多是道德上的考慮，多於是否違法的考慮。例如上門搵人，會考慮有否最合理最充分的理由、有沒有其他方法接觸目標，或上門會為他帶來什麼困擾……在我的人生中，我沒有一個認知是明知這件事犯法而去做、是以身試法。政界有人說我是公民抗命，透過自己的行動去挑戰這條法例，我冇喎。」
「你問我，做咗10幾年記者，我沒覺得我任何一次採訪的方法是明知違法而決定去做，我想不出這樣的例子，更多時是道德上去想，這樣做是否合乎比例的掙扎比較多。」
【虛 假】
被捕一刻，阿包見到警察在門外，「有想會否與7．21或反送中有關，以及覺得與工作有關，但估不到具體是什麼節目、什麼事，完全想不起來」。她說自己仍保持理性，「唯一只能理性處理，我入去換衫時已想到要通知律師、如何保障我自己的權利、會否搜我屋取走新聞材料」。她在事情發生後，還會冷靜地自己觀察自己，食得瞓得，「唯一很emotional是覺得對屋企人好唔住，阿媽因為這件事很擔心」，訪問兩天後判刑，她說早預備最壞狀况，「當入獄是0.00001%有可能發生，我也象徵式有張清單，萬一要突然入去坐10日8日，我希望有人陪住阿媽；如果突然要坐1個月，阿爸的護老院院費都要人處理、家裏的租都要有人幫我交，這些處理到最後是為了令自己個心好過」。
阿包其實內裏很柔軟。「我係一個感性嘅人來㗎，雖然大家不同意！我是睇一場戲會喊到超廢，很容易觸動的人。」鋪陳精密的調查報道結構，一層層去查到夠實淨才出街，「人哋看我外表可能覺得我好理性囉，但我絕對覺得我也是個感性的人，理性是工具」。
她為專頁「旁聽反送中故事」撰文，令人意外是她筆下並非技術文，既寫7．21白衣人審訊的證人憶述如何互助互救，亦寫因抗議8．31被捕示威者阿才與才爸的故事，「我不是妙筆生花的人，但自己能力有幾多，咪做能力做到的事囉。我成日覺得，事實都重要，但到最後要觸動到人，令人有共鳴，看到人情在裏面，才能在歷史上經得起考驗。我未必做到這件事，但我理性上知道一個好的新聞報道應當如此。在鋪陳事實的同時，背後應有更多東西想承載，可能是道、可能是情，可能是一些你想人記住的人」。
做挖掘事實的調查報道，似乎與當初為《樂滿夏灣拿》感動的自己愈來愈遠，其實從不。「可能我們現在仍籠統記得，2019年7月21日10點幾，何桂藍在元朗西鐵站閘機附近被粉紅衣人襲擊，但去到最後大家最觸動的，是她當時就算受傷依然肩負直播的使命。事實背後隱藏了更多的東西，是我們做人的價值觀、人的價值，人性最根本的事。」在《7‧21誰主真相》，「我最想表達的，是香港人對真相那種追求與堅持」。
事實永遠是基礎
她一直在尋找語言去說「根本的事」。「事實永遠是媒體或所有事的基礎，你不會用一張假相、假bite，不會明知假而報道，這是表面的、最基礎的，而我們做媒體工作者好多時是將這些事實建構一個picture，同一堆事實可能有人建構的完全不同，事實上香港也在發生。當日發生的事多數會留在很多人的印象中，透過媒體有系統地梳理，令它成為可信、客觀存在的東西。像六四當年，雖然留下很多實證，但日後眾說紛紜，官方跟民間論述完全不同，過去在歷史上消失，你不會想香港發生一件這樣的事。我不知香港過了10年後，7．21會否變了另外一件事，我真係唔知，我好擔心會係咁。」
【動 機】
公義在法庭語言裏另有詮釋，是否陳述、是否虛假、是否明知，庭上的阿包默聽一重重定義，終被「罪名成立」的判決壓出眼淚。
記者席上傳來一陣陣抽鼻子聲，我想起訪問中一條問題，如果能回到從前，你看到坐在電視前微小夢想正萌芽的少女阿包，會對她說什麼？「我會說，如果你繼續行落去的話，將來10幾年都會好開心。」她笑，「不枉過，係呀，不枉過，做了自己喜歡做的事。剛才提及任何一隻採訪古仔，在我生命中都留下痕迹，建構了我的價值觀」。
阿包在訪問多次提及「無悔」二字，無悔做記者、加入港台、製作《7‧21誰主真相》。「當時盡最大的努力，在當刻用了最適合的方法，在未係最差的時候做到、出到街，留下紀錄，無論之後發生什麼事，我相信看到的人會記得。我覺得有份參與做這集節目的人，都一定認為能夠做到這件事，在人生中是很重要。」
毋懼打壓 繼續履行傳媒責任
未來是否還做記者？「是。」她毫不猶豫，未來想嘗試不同平台，「當一個平台被打壓，會有另外的平台承繼傳媒的責任」；將來再讀書，也是想着讀新聞，「我想探索其他地區、國家的經驗，包括公民社會與獨立記者的關係，或面對威權或獨裁政權之下，媒體的存在可如何演變」。「《鏗鏘集》這個名意指鏗鏘有聲，在社會有不公義的時候發聲，幫助弱勢、有人文關懷，這些價值不會失去，可能最後這個節目存在，價值已消逝，但倒過來一個不是叫《鏗鏘集》的節目，仍可秉持這種精神，究竟是存在不存在？可能我們要學識不給自己太多包袱，消極說是跟時勢走，積極的一面則仍是講古仔，尋找背後最根本的東西，不要被規條所限。我初初想做《鏗鏘集》啫，又唔係唔做就做唔到記者；我在港台工作多年，好鍾意港台啫，不在港台是否就做不到自己要做的事？都唔係。」
後來我把陳年DVD放進電腦播放，一眼就認出紀錄片裏單純地發問與解釋的短髮大學生，與對新聞一條心的阿包今天藏在口罩後的娃娃臉，幾乎未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