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結束一黨專政」這句口號在每年六四的燭光晚會上，都伴隨沉重的鼓聲響徹維園。國安法下，今年能否喊得鏗鏘仍是疑問。一如既往，支聯會入紙申請舉行維園六四燭光晚會。康文署迅即以疫情為由暫停處理申請。「不處理但沒說唔得，睇埋警方點回應先啦，未拒絕嘛。」鄒幸彤自二○一○年加入支聯會，現為副主席。「我的分工其實不是對外，支記的實務是支援中國民運組織，大部分不會在公開場面看見，我一直是負責那邊的工作比較多。現在有少少迫於無奈，香港這邊沒人可以企出來講。」
去年底，在第三十二屆周年大會上，坐在續任主席李卓人身旁的是兩名副主席：右邊是後來因「818流水式集會案」被判刑十二個月、緩刑兩年的何俊仁，左邊鄒幸彤。鄒幸彤自二○一○年半途放棄攻讀劍橋博士返港後，一心想做跟中國人權相關的事，不知怎入行，便首先在支聯會做打雜，除了搬搬抬抬，擺街站黏信封等雜務，還有在每年一度六四晚會上幫忙打點。
小學參加晚會 視六四為啟蒙
傘運過後，學聯正式退出支聯會，不少年輕一代懷疑自己對建設民主中國的義務。鄒幸彤先於那個時間點投身，認同每一代人有每一代關注的重點，她堅持平反六四也是個人選擇，「我不覺得責任是可由外界加諸人身上的事，這件事觸動到你，你想孭才會孭的」。她被觸動，繼而關注中國民運，正是始於小學被媽媽帶到六四晚會現場。那時年紀小小的她，對六四事件的認知僅是有些哥哥姐姐爭取好好的東西，就被政府殺死了，但已傷感到不得了，隔天在上學的車途上仍會因為昨晚聽過的歌哭起來。自認為成長於九十年代很「合理」的社會環境，不識民間疾苦，唯一接觸到很過分的事情，就是從每一年集會台下聽見得那些似是距離生活很遠的事，她視六四為一種對什麼叫社會不公的啟蒙。
弟弟恰巧生於一九八九年七月，媽媽給他取名學希，寓意「學運的希望」。從名字看來，父母給鄒幸彤寄予更簡單的期許——做個幸福的兒童，發光發亮。她生於中產家庭，就讀傳統女子名校，看見同學規行矩步的家教，覺得自己家裏教育相對開放，甩繩馬騮如她經常周圍走，學呢樣學嗰樣。中一迷上金庸的武俠小說，一年看完整套，因為《笑傲江湖》走去學古箏，媽媽由她，也從沒逼她考級。今天琴還在，她偶爾撥弄，說後來發現原來令狐沖和任盈盈彈的是古琴才對，瞇起眼大笑起來時，像個一臉無憂的孩子。
細心想想，她覺得自己對中華文化的認同很大程度來自武俠小說，那種秀麗山川和背後的歷史文化，也很自然關心這個文化下的人，她對中國人身分也因而從不抗拒，那時甚至對強調「香港人」的身分有保留，「那個年代強調自己是香港人，不是中國人，跟現在很不同。有少少自大，覺得高人一等，比落後的人有文化」。當她以會考5A的亮麗成績升讀英國劍橋大學，面對外國人，她自覺有責任為中華文化說個明白，「那種『醜陋的中國人』論調在外國更強，覺得中國嘢就是衰，要全面西方化，我覺得要去反駁，任何地方的文化在N千年前肯定有各種落後，但為什麼西方在N千年的東西去其糟粕就可以找出精華，我們就什麼都醜陋，都要拋棄？」滿腹疑惑，她決定從那些N千年的東西入手，一鼓作氣訂來《論語》、《孟子》等經典埋頭讀個究竟。
越洋留學的幾年，她無法親身到維園，換了場地依然熱心關注。那時遇上中國維權運動興起，面對不公義的事，中國民間組織落力改變，展現空前活力。艾曉明拍下一系列關於愛滋村、太石村的紀錄片，鄒幸彤在電腦屏幕上看得血脈沸騰，便盲舂舂自組學會搞放映，一腔熱血邀請流亡人士主持講座，請過重量級人物王丹和魏京生，她不曾預期竟會坐爆可容納幾百人大講堂，「發現華人學生圈有班人完全不理解八九發生什麼事，但原來有好奇心去知，你做這些小小的事能夠幫他們打開少少，不知這是不是叫做成就感？會好有動力去做」。她慨嘆那個年代共產黨對待學生團體的控制不像現在這般強，回想所做的，今天看來絕對是反動組織做的事，應會馬上被檢舉，包括組織UKCUTS（Chinese Uyghur & Tibetan Solidarity UK）——顧名思義，那是一個在英國關注華人、維吾爾族、藏族的聯合組織，溫家寶訪英，成員一起去示威，零八奧運時就趁機提出許多中國人權議題。
鄒幸彤正是從那時起零散地認識到散落各方的維權朋友，「比如一個維族的醫生，他的家鄉做核試，好多人病，他只不過想講出這件事，就搞到從此返唔到屋企。來到英國語言不通，變成揸巴士。聽到這些很真實的故事，走入那個圈子，覺得他們是你的朋友時，就會走唔返出來。覺得，唔，我一定要做落去，為咗我的朋友可以返到屋企」。
博士學位研究被中國政府打斷
一邊忙着搞活動，這名高材生一邊輕鬆完成地球物理學的本科學位，笑說因懶得多想，讀起來得心應手就繼續攻讀博士。地球物理學聽來偏門，她說選讀是因為鍾意行山，可以去旅行周圍玩。她的博士論文研究地震，鎖定喜馬拉雅山與青海高原的地質運動，卻成為她半途輟學的契機。本來她在探索民運和人權工作可以怎樣循事業方向發展，迷惘之際，她的博士研究卻突然被中國政府叫停，放在青海高原上的數據收集站因為碰上拉薩抗議運動被下令撤走，那時汶川大地震發生不久，鄒幸彤說起來依然會嬲，「發生了汶川，你個國家concern的就是要㩒住啲人。做科研其實是幫助社會理解發生了什麼事，怎樣做預防，但它不需要，只需要政權穩定。會有這些感受──你搞不定個政權，你做乜嘢科研都是嘥鬼氣！」毅然放棄名牌大學的博士學位，許多人都覺得爭少少好唔抵，那時鄒幸彤對前路雖未有確實想法，卻清楚那一刻應該轉身，「讀埋先至無意義，何苦多花兩年時間，不如早點去做我想做的事」。
加入大陸勞工 踏上法律路
說來乾脆，回港後卻不知從何入手，她只好先到支聯會打散工試試看，後來輾轉加入關注中國勞工運動的本地組織，「在英國搞了幾年中國campaign，其實我怯的，我覺得我沒有那裏的生活經驗，不知道在地的狀况是不是跟人權機構所講的一樣，要有底氣去做這些工作的話，就要去了解」。結果第一個月，她便如願被派到內地聽審，庭上聽到一嚿雲。組織規模小，職員間無仔細分工，什麼都一腳踢，處理大量中國勞工職業病支援，她說當年法律維權依然叫做行得通，因為最清楚工場環境和後續影響的人是工友本身，組織着力透過培養工友組織，將受害者拉在一起，幫助家屬連結成群體工作，成功開創不少成功案例，工友再自己寫草案，提法律意見呈交給相關政府部門。
就在那時，鄒幸彤意識到在這些案件上，法律雖然只是輔助，但她形容正如武俠小說中識得九陰真經會厲害很多，便跑去求學。她不認同中國是法治之地，跑去讀法律不是很傻嗎？她解釋自己並不是想要學技術層面的知識，反而想了解法律和公義之間的關係，「點解官員好像按照着法律規矩去做，結果出來竟是不公平呢？」說到當年覺得香港的法律是比較完善成熟的一套，她乾笑幾聲，說那時一心想學吓法律精神「應該係點」、判斷法律問題時應有着什麼原則和考慮。「法律再不完善都好，都不能不生活於那個法律制度之下。現實上你生活在這裏，那樣你如何在這樣不公平的法律制度之下，去盡量地爭取公義呢，你要搞得通個制度如何運作。」她沒料到當日的楷模今天變了樣，卻認為同理，「不因為你信任個系統，而是你要了解它的遊戲規則，才可以在這個系統下盡量捍衛你想捍衛的東西」。
在法庭外協助十二港人案家屬
很後來發生的十二港人案轟動全港，鄒幸彤認為也是有賴學懂法律才更知道如何拿揑。她指中國政府處理此事上「相對」守法，但不是自願跟法律，「你要逼佢行，而呢種逼不可以在法庭內完成的」。事件曝光後，她一直協助家屬跟進事件，刻意不以代表律師身分介入，「判斷這件事其實是需要講嘢，接了案就什麼都不能講。我可以貢獻的不是作為法律代表，而是處理中國政治案件的那些經驗，不是在法庭內的」。因為經驗，她知道官派律師不是法律上允許的做法，理應何時要出逮捕通知，拒絕保釋申請可以有什麼法律程序跟進，適時提出質疑與支援，「要理解相關規定才知哪些位置可以嘈佢，否則那邊話法律是這樣規定，你就駁不到」。
當下香港還未到最差
鄒幸彤成為大狀後以更靈活的自由人身分在中港兩邊跑，也不是沒擔心過安危，一早寫下給家人的信，交代朋友萬一她有不測才幫忙轉交。苦苦經營，她說所做的已不只為了公義，「已經是你的朋友，你的戰友，你的同行者，你點可以拋棄他們，不理他們呢？」她回憶過往很長一段時間，在支援民運工作上，她都覺得作為香港人太有優勢了（privileged），明明在追求同樣的理念，做類似的工作，國內的人面對的是隨時被酷刑消失，自己最差的狀况僅是被趕回香港，「在這樣的位置，有香港人身分的保護傘，會覺得更有責任要做多一點」。哪怕只是隔山打牛的聲援，她仍相信可透過關注逐漸建立對政權的壓力，有微小的作用。日前，她就冒雨參與前往中聯辦的遊行，聲援涉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被捕的中國詩人王藏。王藏二○一四年因舉辦詩歌朗誦會聲援佔中而被關押，支聯會在六四晚會上派發明信片，據知許多人事後填寫寄到獄中，王藏出獄後公開致謝，指各方的關注使他在牢獄裏的待遇得到改善。「比如當媒體關注，有維權人士的爸爸終於可以聯絡到他，都是一件事，即使不能立刻把他們帶出監獄。」
「我覺得在內地的正面經驗是來自人，見到大家的能動性、活力，以及組織起來的能量。法律是個客觀存在的環境條件，我從來不相信環境條件，但你見到好多努力的人去改變個遊戲規則。」這些經驗，在她面對今天香港政治現實時，給了她勇氣，「中國的環境確實比香港差，比現在的香港都要差，但真的有班好傻更更的人一直堅持想推動一些改變。再差的環境，其實都仲有嘢做，有些事改變緊，當然，改變和對社會影響的幅度很小，現在全部好地下化，好個人，好個別，但不等於沒有」。
她強調，「香港真係唔係差成咁」，即使比去年比前年狀况倒退了很多，仍未至於支援政治犯或在社交平台上發一則帖文就會被消失、被酷刑對待或見不到律師。「國內面對國家安全法，再之前的反革命罪，幾十萬年，但抗爭一直都存在嘛，我們熟悉的朋友許志永、李翹楚、甄江華一大堆。你清楚這樣的條件下，睜開眼做應該要做的事，我覺得這些經驗，起碼給了我勇氣。」她認為要做的起碼是勇於守住自己應有的權利，「我們面對的正正是共產黨，它想達到的正是中國現在的狀態。如果我們不去反抗，不去盡所有努力守住我們的權利，就會是那種比現在更差的狀態，仲有得更差的。權利，你不行使時，就真係會無咗。所以為什麼行禮如儀咁緊要。失去一種習慣，一年兩年，就以後都沒有」。
不要輕易接受政權的定義
討論「結束一黨專政」有否違反國安法，鄒幸彤迅速在社交平台上發帖公開回應，揚言拒絕賦予政治打壓一層法律的正當性，有感將政治包裝在法律討論下的做法愈來愈風行。身為法律人，她覺得應擔起挑開政治動機的責任，起碼不要輕易接受政權對法律的定義，將所有事情歸落法律處理，只會淪為幫兇，「最起碼講番我們認為真實的法律是如何，我們應該擁有的權利，如被說成違背了某些原則，那就是政府對法律的解讀不對。比如指控四十七人犯法，是一個指控，沒有任何法律分析，不可以說是就是的，說叫『光時』犯法，也只是指控」。
政治審判的發生，她看見同行迅速調整身位的必要，即使知道處理此類案件不再能依賴古老的規矩便覺盡了本分，她心裏仍有好多疑問，未有答案，「政治審判不只涉及當事人利益，還在對社會控制恐嚇，是不是總之當事人最短刑期出來就是他最大利益呢？當事人的政治追求、立場和尊嚴，在這件事上有多重要呢？是不是應該由律師按法律標準評估呢？陳辭講到去邊，肯拗不肯拗什麼，很多細微的東西，律師應給他什麼建議？」她認為政治審判的案件中，律師必須放下身段，「因為整件事的核心其實不是法律問題，核心問題判斷對錯利弊不是律師的專長」，學習與當事人更多的溝通，同時事情也有更深遠的考慮，「當政權很明顯不尊重人權，要平衡的除了很硬的刑期，很多時候那種牽涉當事人對自己權利的讓步。犧牲個人的人權去換暫時的自由，發生了一次就會有第二第三次，會影響其他人會不會揀類似的路，這種權利以後可能就變成名存實亡。這種效果是不是也要考慮，做分析呢？這些分析其實是不是律師可以做到呢？」
鄒幸彤敢言，說不是沒想像過因國安法被捕，但沒想過要退下來，「要來的都要來的，如果縮，最後都是逃不過，咪殺得更快。除非你退出江湖，我又不想，咪應該咁做就咁做囉」。她認同某程度是沒彎轉，因為香港國安法的分水嶺很突然，「𠝹了一堆走唔甩的團體和人，所謂浮了上水面的，反正走唔甩的，咁咪繼續在那個公開的位置做到死為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