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4月28日到位於藍田社區中心的工權會，發現安裝升降機的工程終於完成了，資深職員愛姐告訴我，她早上在升降機前放了一束花，說：康仔，終於有𨋢搭啦。她口中的康仔，就是已故的工業傷亡權益會總幹事陳錦康。康仔要求民政署在社區中心安裝升降機已有十幾年了，為的是要讓工傷後行動不便的工友到工權會時不用辛苦爬樓梯，也方便社區中心內其他團體如匡智會、勵行會和幼稚園等服務的對象。連這個簡單又合理的訴求都要爭取十幾年，在他過世兩年後才實現，那些千瘡百孔的職安健法例在他爭取幾十年後仍未改善，當然就沒有什麼好奇怪了。康仔的未竟之志中，還有工殤紀念日和工殤紀念碑。為什麼在香港要一座工殤紀念碑是這麼困難？
一個城市要記着什麼、要遺忘什麼，從來都是充滿政治意味。紀念碑作為歷史的載體，自古以來就是政權確立其權力地位的正統性、控制對歷史的詮釋、塑造民眾身分和政治認同等的工具。為重大事件建立紀念場、豎立紀念碑、舉辦紀念活動，是對民間集體創傷的治療，透過紀念過去而定向未來。
爭取設立工殤紀念日和豎立工殤紀念碑也是一樣，立不立、如何立，是民間和政權的糾纏角力，最終反映政權如何看待勞動者的價值。為嚴重的工傷事故及殉職工人建立紀念碑，宣示政權敢於面對社會發展過程裏的傷口，確認其悼念工殤亡者、撫慰他們的遺屬、安撫勞動群眾的責任，在展示社會勞動傷口的同時也療癒創痛，繼而重生。這種取態在不少開放的國家城市都可以見到。
為什麼在香港要一座工殤紀念碑是這麼困難？很多年前我問過康仔。記憶中，他總是臉容嚴肅又帶點疲憊，眼睛卻炯炯有神，讓我總是想，他是不是剛從不知那個工傷意外現場，協助死傷工友家屬向僱主爭取安家費、殮葬費回來。他苦笑回答我：香港工人命賤，就係咁。
工人命賤
大概是1996、97年左右，當時剛通過了《版權條例》，規定每件侵權物品可罰款5萬元和監禁4年，即是幾件侵權物品可以罰款十幾萬或幾十萬。康仔很憤怒的跟我說，賣老翻（盜版光碟）的罰款和刑責，比工業意外導致工人死亡還要重。當時違反《職業安全及健康條例》最高罰款20萬和監禁1年。1996年新機場工程工作台倒塌，6名工人死亡，承建商只共罰款10萬元，沒有監禁。不單如此，當年賣色情刊物的最高刑罰是40萬元，真是賣鹹書都比罔顧安全害死工人更嚴重。康仔想我協助工權會統籌出版一本工傷工友和死亡工友家屬的故事集，想在政府那個漁村變世界經濟中心的神話老調之下，記錄香港工人的生命是如何輕賤，立此存照。後來康仔在書的序言裏道：難道就只有高官死去時，我們才會婉惜悲痛，為之蓋國旗、區旗，加以表揚，而默默勤勞一生的草根工人因工受傷或死去，就不該得到我們的認同和尊敬嗎？
不幸得很，二十多年來，康仔的說話仍沒被推翻。因違反《版權條例》而入獄的個案已有不少，但因違反《職業安全及健康條例》引致工人死亡而入獄的個案仍然是零。傳真社在2018年底公布的調查指，2016年4月至2018年3月的違反《職業安全及健康條例》被定罪個案，4500多宗平均只罰10,672元，一半更是低於8000元，同一僱主重犯的罰款不升反跌，而涉及工人死亡的罰款更低至7000元，要負刑責而入獄的更是從來沒有。一條人命7000元，可以說香港工人不命賤？
無名無姓的工殤者
工權會約在1996年開始爭取工殤紀念日和工殤紀念碑。當時香港只有殖民地時期紀念殉職外籍軍人船員的紀念碑，唯一與本地工人有關的，就只有1978年萬宜水庫意大利承建商豎立的巨型藍色錨形紀念石，上面刻有5個殉職工人名字，其中3個是本地工人。這3名工殤亡者當然不可代表香港過去幾十年成千上萬因工死亡的工人。當時香港平均每天因工受傷約180多人，平均每一天半就有1名工人因工死亡。在香港發展過程裏四處都是工人的血肉殘肢，但是香港歷史上他們都是無名無姓。
當時新機場快開幕，工權會就要求政府為興建機場而殉職的49名工友豎立紀念碑，不要忘掉為建設當時香港最引以為傲的工程而犧牲的基層工人。後來政府真的放了一塊紀念石，只是地點是人煙稀少的汀九機場核心計劃展覽中心，石上也沒有死去工友的名字，悼念的字數寥寥，卻反而在石上另貼牌匾述說政府如何重視改善安全。再看萬宜水庫意大利承建商建的紀念碑，每名死去工人都有名有姓，中英文名均有，也有死去日期，相比之下，新機場的紀念石座是欲蓋彌彰，似是為政府說詞多於悼念工殤亡者。
呢個天，如果有眼……
當時我們設計爭取成立工殤日和工殤碑的明信片，工權會發動工友寄去政府，又在遮打花園辦工殤晚會，在2002年我們找來一些有心的藝術家合作設計不同的工殤紀念碑，在尖沙嘴文化中心對外空地辦展出，又帶紙製的工殤紀念碑模型在機場抗議，要求在機場當眼處而非遙遠的汀九設立工殤碑。其後每年工權會和工友在4月28日帶着工殤紀念碑模型遊行，工友中，有拿拐杖的、有坐輪椅的、有帶氧氣樽的、有老有嫩。記得有一年，大家一起躺在地上1分鐘，紀念已長躺於地下的死去工友，我扶着一個行動不便的工傷工友，告訴她不必一定躺下，有心就可以了，她堅持抖着腿坐了在地上再躺下，她仰看着藍天白雲，說很舒服，然後說：呢個天，如果有眼……就靜了下來，沒說下去。
2005年，在工權會窮追不捨之下，政府托詞要正面的預防教育、向前看，把4月28日名為「世界工作安全健康日」，當其他國家城市的政府官員在這天為死去工人作官方的默哀追思時，這裏的官員每年在這天興高采烈地舉辦傑出職安健員工嘉許計劃頒獎禮。沒有悼念、沒有反思、沒有汲取教訓，如何向前看？當年政府在科學館內放了一個紀念牌匾，說是向工傷和死亡工友致敬。這個牌匾既不在人流多的公眾地方，也沒有任何工友的名字。開幕當天，工權會和工傷工友、死者家屬到場抗議。後來這個牌匾被搬去更少人會去的青衣職安健學院。
翻看近十多年的立法會會議紀錄，不時有有心的直選議員在立法會要求設立4‧28工殤紀念日，以及在市區人流多的公眾地方豎立工殤紀念碑，但是政府都只是以已有「世界工作安全健康日」和已有牌匾來搪塞過去，有時更什麼都不說，簡單以「備悉此項建議」幾個字了事，直接點說，就是睬你都費事。
在每年與悼念工殤亡者無關的「世界工作安全健康日」，官員總是吹噓近年的工業意外數字已下跌不少，避重就輕不提香港在2019年因工死亡的勞動者有249人，比之20年前2000年的199人還要高，而每千名工人職業因工死亡率在2019年是0.082，亦是較2000年的0.080還要高。再看一下其他地方，台灣在2000年也和香港一樣是0.080，但是人家認真面對工殤問題的態度，從他們在多處建立工殤紀念碑可見，不斷改善，在2019年已把每千人死亡率減至0.023，更別說新加坡是0.011，英國的數字更是0.0034。香港政府還可以厚顏說本地職業安全已大大改善？
工殤者不是condom
法國歷史學者Pierre Nora以研究法國的集體記憶和國民身分意識的複雜關係而聞名於世，他提出重要的記憶之域（les lieux de memoire）概念，當中包括紀念碑、紀念日，但也可以是象徵性的概念。他指出，記憶之域與歷史之域（les lieux d'histoire）的分別在於後者沒有「記着的意願」（will to remember），那只是一件曾經發生的事件或物件。明顯地，香港政府是沒有意願去紀念為建設香港而死去的勞動者，無論是在汀九的石座還是在青衣的牌匾，政府都沒有想把這些成為我城共有記憶的一部分。它們有最平實、最不起眼的外觀，被放在偏遠少人到的地方，自然是不想人看到，就算看到的話，也沒有什麼可以引起記憶的，因為沒有任何工殤者名字，而汀九那個有的更多是政府重視改善安全的信息。明顯地，他們只是政府用來敷衍民間要求的動作，有需要的話，可以列在事件年表上充數。
轉過來說，政府拒絕在人流多的公眾地方紀念工殤者，拒絕在歷史上留下他們的名字，其實不是在宣示「忘記的意願」嗎？要對勞動者傷害的歷史在香港發展敘事上缺席，讓社會遺忘香港發展過程中對勞動者的殘害。這本身就是對勞動者的再度殘害。工權會爭取工殤紀念日和工殤紀念碑，就是要爭奪填補香港的社會記憶，用這幾年的社運語言來說，工權會要大家記着，工殤者不是condom。
成仁見青史
翻看工權會的舊照片，1981年工權會成立大會上，掛了一副對聯：「挺著胸膛手扣手，決為工傷殘肢，謀新生，爭福利；立定意志心連心，力替死亡孤寡，求安家，慰冤魂」。成立已快40年了，工權會的仝人一直緊守宗旨。近10年我因為工作關係常不在香港，已少參與工權會的活動，但每次看到工傷事故消息時見到工權會朋友的身影，總是十分感激香港有他們。行文之時，工權會第一代總幹事李卓人已身陷囹圄；第二代總幹事陳錦康亦已不在人世，他們兩人為香港的勞動者爭取權益，鞠躬盡瘁。以前我們在遊行時常會唱一首歌叫《愛的征戰》，改自韓國工運歌，謹以此歌其中兩段向他們致敬：
作戰同往這一刻
青山海與天
在世界劃上這一筆
歡呼響震天
此生縱使不可見
願他朝有後繼者
勞動者終要自主
成仁見青史
附記：各地工殤紀念碑
加拿大的工會在1984年開始要求設立工殤紀念日，7年之後，加拿大政府在1991年把每年4月28日訂為國殤日或全國悼念日（National Day of Mourning），每年當天政府會下半旗致意和默哀。現在全球有二十多國政府也確認工殤紀念日（Workers Memorial Day）。各國為不同工傷事故、不同行業的工殤亡者在公眾地方建立的工殤紀念碑繁多，當中已成為當地地標的更是不少。隨便舉例，如美國亞特蘭大市在1998年豎立的工殤碑，刻有在城市重建過程中死去的25名藍領工人的名字。英國南威爾斯設立名為守護者的雕像，紀念1960年礦難中死去的工人，刻有45名礦工名字。加拿大多倫多Simcoe Park的百名工人紀念碑（100 Workers' Monument），刻有在1901至2000年間殉職的100名工人的名字、如何去世、歿日等，並有一個工人雕像，工人正在刻鑿「記着我們的過去，建立安全的未來」（"Remembering Our Past, Building a Safe Future"）等。這些工殤紀念碑都成為了城市的共同印記，融入當地人文地貌風景線，滋養當地的文化底蘊、城市的個性氣質。在外國，政府部門網頁上時可看到當地工殤紀念碑的介紹，當中有民間自發、有政府主導，也有民間和政府合作豎立的。澳洲政府在2013年豎立的國家工殤紀念碑，就是公開徵集設計讓民眾參與。
看近一點的台灣，日治時期留下來的招魂碑和殉職碑也不少，如桃園大圳開鑿殉職者供養塔碑就刻上在水利工程中喪生的55名工人的名字。2000年以後建立的工殤紀念碑也有不少，高雄市的勞工公園內就有工殤紀念碑，但最大的當然要數在台北市地標101大樓的7座伙伴碑，上面鏤刻逾萬名因工死亡的勞動者名字。我們可以批評台北的伙伴碑色彩太豐富不夠莊嚴，亦可以詬病碑上萬名死去勞工的名字之前是建碑的政商名流名字先行，不夠尊重死者，但至少上萬名因工死去的工人是實實在在、有名有姓地被記着了，在台北最著名的地標展示紀念，這彰顯社會對勞動尊嚴的肯定。這些並不都是一帆風順的，不少都是各地勞工團體多年爭取之後的成果。經過幾十年的工殤運動，為因工死亡的勞動者立碑，已談不上是進步，只是對勞動者的犧牲表示最起碼的致敬，不過在民間力量積弱、政體扭曲不全的香港，自然不是這回事。
香港也有一些殖民時期留下來，悼念殉職外籍軍人官兵的紀念碑，如皋華麗號官兵紀念碑、加爾各答號官兵紀念碑、南京號官兵紀念碑等，都刻有殉職者名字。而紀念本地工殤亡者的有：
‧1978年豎立在萬宜水庫的巨型藍色錨形紀念石，刻有5個殉職工人名字，其中3個是本地工人，由意大利承建商建立。
‧1999年在汀九機場核心計劃展覽中心外的紀念石座，紀念興建新機場喪生的49名工人，但沒刻上他們的名字，反而有牌匾述說述政府重視工業安全。
‧2005年4月28日，政府在尖沙嘴科學館職安廊上的紀念牌匾開幕，牌匾只有46隻字，沒有死傷工人數字，也沒有任何工殤亡者的名字。
‧2005年6月，政府在香港公園太極園內為7名在SARS中殉職的本地醫護人員的銅像開幕。
過去20年，香港平均每年有近200名勞動者因工死亡，大部分為基層工人。香港仍然沒有向他們致敬的紀念碑。
文˙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