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香港電影還有沒有前途的問題，最近再度引起論者的興趣。當中有電影業中人慨嘆，今日應該連《無間道》也不能拍，因為「警隊裏面不可能有臥底存在」。論者所云大抵暗示題材犯忌，不會容許拍攝。但筆者想起的卻是，民情對現實中的警察已經有了固定評價的情况下，就算沒有違禁檢查，以警察為主角的演出究竟還會否受觀眾歡迎？過去香港電影的黃金歲月，警察角色在銀幕上亮相的機會十分繁多，由「警察英雄」、「警匪角力」到「警匪難分」的次類型，可謂琳瑯滿目，不單豐富了我們的娛樂選擇與影視藝術的內涵，更是我們文化思考的資源之一。在當下與未來的日子，這系列的資源與遺產，對香港的演藝創作是否仍有價值？
筆者無力在此解答這龐大而複雜的問題，只是想起哈維爾在「布拉格之春」失敗之後寫成的一部十分有趣、而且對我們深具啟發意義的「地下劇作」《乞丐歌劇》（The Beggar's Opera）。當時這位劇作家不單沒有面對缺乏文化商人出資，也沒有打不進「內地市場」的困惑，而是根本就被禁出版作品和不准參與戲劇製作。在那種環境底下，哈維爾想到的竟是以「警匪難分」為主題改編一套舊的經典歌劇，交給一班地下的戲劇愛好者組織演出。
原著歌劇諷刺階級制度
改篇成「警匪難分」卧底地下劇
《乞丐歌劇》的原著劇作是由十八世紀初英國作家蓋伊（John Gay）所寫，故事的主角是一名好色的強盜馬奇斯（Macheath）。他風流成性，既吸引了上流社會的名媛Polly以身相許，也與酒館的妓女Jenny有染，更與獄長的女兒Lucy有另一段情緣。名媛的家長Peachum夫婦一心要拆散這段姻緣，不惜唆使女兒謀殺愛人。女兒為愛情不惜與父母反目，更通知愛人逃走。可惜這名花心漢仍逃不了桃花劫，被另一名舊愛出賣而被捕，最後面對死刑的裁決。故事諷刺當時兩極分化的階級制度，貴族和中產階級雖然道貌岸然，但道德衰敗和人性墮落，比起小偷、妓女們的低下階層猶有過之。
上世紀二十年代德國馬克思主義劇作家布萊希特（Brecht）曾經改編此劇，成品乃後來負有盛名的《三毛錢歌劇》（The Threepenny Opera）。布萊希特把原劇中名媛父親的角色改為丐幫的首領，他假借大量從《聖經》中找到的道德教條，作為控制和管理眾乞丐為其牟利的工具。原來的主角強盜則改為一個最終想變身為體面中產階級的職業罪犯。通過這些改寫，布萊希特深刻地嘲諷了資本主義社會的整個體制，痛斥其敗壞的精神面貌。
不過，七十年代哈維爾所改編的《乞丐歌劇》，並沒有延衍上述的題旨，沒有抽離地、外在地對特定社會進行嘲弄，或把嘲弄充當批判。相反地，他在原作的基礎上寄寓了他對「布拉格之春」之後捷克社會逐漸沉淪狀態的深刻反思。有鑑於當一切政治反抗的能量都被入城的蘇聯軍隊所壓服，捷克邁向「常態化」的進程，他目諸社會如何逐漸地把「屈從變成常態」。而為了遮掩「屈從」的羞辱，人們找尋各種藉口以合理化與體制開始積極「合謀」（collaborate）的舉動。
布拉格之春後 人民掩飾屈從
哈維爾把《乞丐歌劇》改編成一個由各種陰謀、勾結、背叛、「篤灰」、「反間」等元素組成的「臥底」故事。Peachum一角又再被改寫，變成一名黑幫首領，他沒有阻止女兒Polly和馬奇斯的婚事，反而誘使女兒潛伏丈夫身旁當「臥底」。但馬奇斯從Polly口中知悉對方計謀時試圖逃走，卻要求愛人不動聲色，充當「反間諜」。不過，他仍然墮入公安部的圈套而被捕。這時他才發現原來Peachum早已和公安部長勾結。
不過，這名公安部長並不止是利用Peachum作棋子，反而向被囚的馬奇斯提出，只要他答應假意讓自己的黑幫和Peachum的黑幫合併，並充當公安的線人，好讓公安把整個地下世界一網打盡，他就可以重獲自由。不過，耐人尋味的是，這名靈活利用兩個黑幫之間互相「篤灰」和「反間」來掌控整個黑幫世界的公安，卻原來只是一個更大的、成功地滲透了公安部的黑幫而已。
劇評人Peter Steiner在Deserts of Bohemia一書中，花了一整章來分析哈維爾這套劇，他解釋為什麼哈維爾會透過「警匪難分」的情節來表達「常態化」下的捷克社會。他說哈維爾認為「布拉格之春」終結之後，捷克社會陷入了一個集體的精神分裂狀態。於秘密警察無所不在的情况下，人們無法不向政權展露政治忠誠，哪怕這種忠誠只是「偽裝」出來。慢慢地，「真正的忠誠」與「偽裝」之間便開始難以區分，「公開」和「私下」的表達也出現嚴重的混淆，更因而出現了「偽裝的偽裝」（pretend to pretend），亦即是「屈膝投誠」也會「偽裝」成「忍辱負重」。
忠誠難分 偽裝成偽裝的偽裝
不過，在哈維爾筆下，偽裝的遊戲並不止於這個層次，因為捷克的秘密警察亦會利用這種「偽裝的偽裝」術來招攬「臥底線人」。為了歌頌這種「篤灰」行為有益於國家安全，捷克宣傳部甚至在七十年代創造了Captain Pavel Minarik這樣一個成功滲透到「自由歐洲電台」的「臥底國家英雄」形象。這就是所謂「偽裝成偽裝的偽裝」（pretend to pretend to pretend）。
因為「偽裝」已經不是例外的行為，而是新社會下的生存法則，是「新常態」的基礎組成部分，幾乎人人都有「偽裝」的經驗。所以，哈維爾的《乞丐歌劇》在它的地下首演中獲得觀眾巨大的共鳴。
箇中特別打動人心、發人深省的是Peachum兩段結構幾乎重複的台辭：第一次是回應那些質疑他與公安勾結的黑幫兄弟，第二次是回應公安質疑他為什麼要以施行臥底計劃的名義，繼續勾結黑幫。這名「大佬」竟然以同一種語調，為一種新的「真英雄」進行有力的雄辯。他說：
他們不求世人的肯定，不服膺於道德英雄自我的幻覺，不會盲目忠於「忠誠」的法則……他們雖然戴着雙重面具，過一種精神分裂的生活，但只會在地下世界與差人的世界之間的無人地帶，做一些低調、不顯眼、有危險的工作……
讀者不要忘記，他第一次說的時候是站在為「地下世界的生存和發展」的立場而說，而第二次則是說服公安，這些工作為的是「維護法紀和秩序」。這段充滿着哈維爾風格的「台辭重複」，完全地呈現普遍的精神分裂與處境荒誕：壓迫者與被壓迫者亦愈來愈難以區分。
「兩面人」的景况、精神分裂的狀態，以至身分的迷失……是促成香港臥底電影次類型發展的主題，也為解讀香港獨特殖民處境和歷史經驗提供了重要的啟發。但原來，「臥底」與「警匪難分」的題材早就在七十年代給哈維爾挪用，表達出生活在「後極權體制」的體驗。因為他所處理的問題，並不停留於「文化身分」或「文化歸屬」，而是深刻地直接點出一個存在論的困惑：也就是，在一個「忠誠」的道德法則已經被「偽裝」所徹底破壞的世界下，「生存的法則」和「與體制共謀合作」，很多時都只是一線之隔。在「新常態」下，每個人都迴避不了在這困惑中不斷躊躇，難於抉擇。
現實無間地獄 能否忠誠地存活
哈維爾的《乞丐歌劇》說明了，「殖民無間道」並未終結，只是讓位給「（後）極權無間道」，因為進入這個階段才是真正的踏進「無間地獄」。所以，未來香港能否再拍《無間道》電影並非關鍵，重要的也不是香港電影是否能重返黃金歲月，而是在現實的「無間地獄」中能否仍然「忠誠地存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