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日話題:印度疫情與右翼民粹

文章日期:2021年05月09日

【明報專訊】執筆之際,印度疫情極為嚴重,每天感染個案近40萬,每天死亡人數3000多人,全國近2000萬個案。印度這一波疫情由4月以來一直升溫,直至此刻極度缺乏病牀、氧氣供應和呼吸機,醫院完全超負荷,需要各國緊急運用醫療物資支援,大量屍體無法處理,釀成人道災難。這場災難屬於疫症突如其來的荒謬,抑或政府應付不力,屬於人為的危機?

顯然,印度這一波疫情源自沒有謹守社交距離。印度政府早在1月和2月已解除公眾場所的禁制,人們可以聚會,但必須保持社交距離。1月開始,印度各地開始慶祝數年一度的印度教節日「大壺節」(Kumbh Mela),估計全國超過1億人參與。人們在河中沐浴和競技,以求驅除污穢和疾病。另外,亦有新月節(Somvati Amavasya)和濕婆節(Maha Shivaratri)等,人群聚集完全無視社交距離。3月1日,印度有約12,000宗感染個案,到3月31日升至72,000多宗,4月15日已經急升至超過20萬宗。

其實,這一波難以控制的疫情,政府實在責無旁貸。1月28日,總理納倫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就向外宣稱:「我們有效控制疫情,成功拯救全世界和全人類免於陷入悲劇。」3月8日,疫情仍然穩定,印度衛生部長哈什‧瓦爾丹(Harsh Vardhan)就說印度已來到疫症大流行的終局(endgame),人們必須趕緊接種疫苗,不要讓政治干擾疫苗政策。印度本身是疫苗的重要生產地。當時,瓦爾丹就很自豪印度已接種2000萬劑疫苗,接種速度亦一直加快,並出口了5500多萬劑疫苗到62個國家,以顯示總理莫迪的防疫政策成功。

放寬防疫 管治訴諸民粹

然而,事實並非如政府宣稱那樣。早在去年10月疫情嚴重時,印度衛生部官員已指出醫用氧氣和病牀嚴重短缺,可是政府並無急切解決問題。今年3月初,一些專家已經警告,如果人們不尊重社交距離,變種病毒會大量出現,確診數字會大幅上升,但政府並無預防意識。加上,印度畢竟屬於發展中國家的經濟水平,長期以來,政府的醫療支出相對西方國家非常低,近幾年只維持在GDP的3%左右,德國則佔GDP的11%。雖然政府宣稱印度是疫苗生產的大國,但本土接種速度非常緩慢,在4月1日,接種超過1劑的人口只有4.3%,離群體免疫的目標十分遠,專家估計按目前速度,要到2022年尾才能令70%人口接種。但在這情况下,政府竟然放寬限制,容許大量人群聚集。整個4月,政府專注進行地方選舉,意在確保印度人民黨(Bharatiya Janata Party)的地位,並無全力應付前所未見的疫情。印度政治學者蘇哈斯‧帕斯卡爾(Suhas Palshikar)就批評總理莫迪領導的政府,自去年起處理疫情就儼如教科書裏管治失誤(misgovernance)的典型案例。中央政府無能力協調各個地區應對疫情,執政黨缺乏和在野黨溝通,政府和人民脫節,欠缺有效應對措施,反而訴諸民族主義修辭,鼓動人民信任政府,打壓反對政府人士。

「族群的民主制」管治失效

印度的管治失效其中一個原因,跟右翼民粹主義有關。印度人民黨的莫迪自2014年執政以來,就採取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方式管治印度。莫迪8歲起就加入右翼民族主義的組織國民志願服務團(Rashtriya Swayamsevak Sangh),以重振印度教文化和身分意識為宗旨,抗拒伊斯蘭文化,成員約500萬,遍及學校、政黨和民間團體。他執政以來,一直強化印度人的身分認同,鼓吹印度人就是印度教徒,排斥穆斯林,經常指控社會上的暴力事件由巴基斯坦恐怖分子策劃。在2019年,政府以住址證明不合格,取消了1.2億合資格選民的投票資格, 特別是針對當中大部分的穆斯林和種姓制度最低層的達利特人(Dalits),他們都是印度教以外的人。長期以來,印度人民黨認定從孟加拉移居印度的穆斯林為難民,要求他們離開印度。2019年,政府就曾大規模驅逐他們出境,或遣送拘留所。莫迪的民粹主義修辭,只為爭取選民支持,選舉承諾並無真正兌現。他在2014年當選時聲稱改善經濟,創造就業,但並不成功。政府為了遏止貪腐,在2016年宣布廢除500元和1000元面值的盧比(rupee),這些面值的紙幣是一般人最常用的,佔全部貨幣約八成。結果引起社會極大混亂,亦嚴重影響經濟。莫迪的政策偏向城市人和富人的利益,對農民不利,但就足以穩固其選民支持。

法國學者克里斯多夫•亞夫咯(Christophe Jaffrelot)認為,印度人民黨執政以來,試圖改變印度獨立以來世俗化的民主制,把甘地(Gandhi)和尼赫魯(Nehru)的文化多元主義,變成「族群的民主制」(démocratie ethnique),強調民族主義,對內任人為親,打壓非政府組織和反對派,對外則拉攏美國、日本和法國,對抗中國和巴基斯坦、斯里蘭卡和尼泊爾。本來印度是西方國家的合作伙伴,早在去年,印度血清研究所(Serum Institute of India)就接下訂單,生產阿斯利康疫苗,供應給中和低收入國家。現在因為國內疫情嚴重,將會優先供應本土,並需從俄羅斯入口疫苗。由此可見,印度抗疫不力,有可能影響全球疫情蔓延。

以防疫之名 增加管治威望

從政治的角度來看,疫情失控首先會削弱人民對民粹主義領袖支持。印度4月的地方選舉裏,西孟加拉邦(West Bengal)由全印草根大會(All India Trinamool Congress)勝出,印度人民黨挑戰失敗,反映了人們不滿總理莫迪處理疫情,而他對這次挫敗沒作過任何評論。巴西疫情持續高企,當地民調顯示,今年1月有48%受訪者認為總統雅伊爾‧博索納羅(Jair Bolsonaro)的處理差或十分差,3月中升至54%,反映民眾對他日益反感。疫情失控最終會否加速民粹主義領袖倒台?恐怕現時仍然言之尚早,要視乎他們如何借助疫情來爭取人民信任。

從政治哲學的角度來看,疫情不僅構成對管治者的考驗,亦是對我們的政治信念的拷問,到底在疫情中我們仍然願意堅持哪些價值,政府願意保障人們哪些權利?意大利哲學家阿甘本(Giorgio Agamben)一向着重批評政府權力來自主權者把自己視為例外,即是說,國家是法律的制定和執行者,不受法律規限,人民的自由可被剝奪,生命的權利可以失去任何保障。去年疫情剛爆發時,他就曾稱新冠肺炎跟每年流行的流感差不多,因而被批評為象牙塔言論,對科學證據一無所知。最近阿甘本就把去年的文章結集,出版《我們在哪?傳染病作為政治》(Where Are We Now? The Epidemic as Politics)一書。當中,他就糾正了自己一些不夠謹慎的言論,強調他關心的不是科學,而是政府和人民處理疫症的手法,分析其帶來什麼道德和政治的後果,有些地方也許值得我們參考。

後疫情世界 國家權力被習慣?

首先,阿甘本認為政府以防疫之名,把緊急狀態不斷延長,而人民亦因恐懼疫症,服從政府的防疫措施,政府權力因而毫無限制,甚至在非戰時狀態,人民接受政府動用軍隊來控制社會秩序。後疫情的世界裏,人民或會為了抗疫,而接受了放棄自由是保障自由的最佳辦法。人民會習慣了國家權力時刻監控他們嗎?人民還會醒覺到自己才是國家權力的主人,而非服務於經濟活動和被安排的對象嗎?其次,對一個極權政府來說,疫情就是最佳的機會來擴大其國際的影響力,逐步控制整個地區。當政府宣稱成功控制疫情時,同時也在營造人民對政府的信賴,增加管治威望。假如其他國家控制疫情不力,另一些國家就可以運用各種辦法提供協助,從而建立新的外交關係或施加影響力,對外的聲望愈好,又可以緩解國內人民對最初疫情爆發的不滿。第三,在長期禁足或宵禁下,人們接受了社交距離,戴口罩或網上聯繫代替面對面接觸,人們或會以為社交就是交換資訊。但是,溝通首先不是交換資訊,而是向他人開放,準備聆聽他人的意見,願意和他人交流自己的想法,這種開放態度是政治的前提。如果我們只是傳遞訊息,而沒有信賴和討論,就沒有所謂政治,更不能說生活在同一個社會。

阿甘本認為疫情可以令民主國家採取極權國家的手段管治,這不必然說民主制馬上會崩潰,或倒退成20世紀中的納粹政權,而是會侵蝕民主。右翼民粹主義強化當權者權力,削弱人民行使權力的自主性,令人民以為信賴當權者就可以安居樂業。印度疫情失控,正如許多地方一樣,反映了當權者沒有保障人民的生存權。人民要捍衛自己的生存權,成功抗疫並不足夠,長遠更需要對抗當權者的右翼民粹主義,放棄對民族主義的依賴,以防當權者隨時再為鞏固一部分人的利益而犧牲其他人的生命。

文˙劉況

編輯•王素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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