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執筆之際，印度疫情極為嚴重，每天感染個案近40萬，每天死亡人數3000多人，全國近2000萬個案。印度這一波疫情由4月以來一直升溫，直至此刻極度缺乏病牀、氧氣供應和呼吸機，醫院完全超負荷，需要各國緊急運用醫療物資支援，大量屍體無法處理，釀成人道災難。這場災難屬於疫症突如其來的荒謬，抑或政府應付不力，屬於人為的危機？
顯然，印度這一波疫情源自沒有謹守社交距離。印度政府早在1月和2月已解除公眾場所的禁制，人們可以聚會，但必須保持社交距離。1月開始，印度各地開始慶祝數年一度的印度教節日「大壺節」（Kumbh Mela），估計全國超過1億人參與。人們在河中沐浴和競技，以求驅除污穢和疾病。另外，亦有新月節（Somvati Amavasya）和濕婆節（Maha Shivaratri）等，人群聚集完全無視社交距離。3月1日，印度有約12,000宗感染個案，到3月31日升至72,000多宗，4月15日已經急升至超過20萬宗。
其實，這一波難以控制的疫情，政府實在責無旁貸。1月28日，總理納倫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就向外宣稱：「我們有效控制疫情，成功拯救全世界和全人類免於陷入悲劇。」3月8日，疫情仍然穩定，印度衛生部長哈什‧瓦爾丹（Harsh Vardhan）就說印度已來到疫症大流行的終局（endgame），人們必須趕緊接種疫苗，不要讓政治干擾疫苗政策。印度本身是疫苗的重要生產地。當時，瓦爾丹就很自豪印度已接種2000萬劑疫苗，接種速度亦一直加快，並出口了5500多萬劑疫苗到62個國家，以顯示總理莫迪的防疫政策成功。
放寬防疫 管治訴諸民粹
然而，事實並非如政府宣稱那樣。早在去年10月疫情嚴重時，印度衛生部官員已指出醫用氧氣和病牀嚴重短缺，可是政府並無急切解決問題。今年3月初，一些專家已經警告，如果人們不尊重社交距離，變種病毒會大量出現，確診數字會大幅上升，但政府並無預防意識。加上，印度畢竟屬於發展中國家的經濟水平，長期以來，政府的醫療支出相對西方國家非常低，近幾年只維持在GDP的3%左右，德國則佔GDP的11%。雖然政府宣稱印度是疫苗生產的大國，但本土接種速度非常緩慢，在4月1日，接種超過1劑的人口只有4.3%，離群體免疫的目標十分遠，專家估計按目前速度，要到2022年尾才能令70%人口接種。但在這情况下，政府竟然放寬限制，容許大量人群聚集。整個4月，政府專注進行地方選舉，意在確保印度人民黨（Bharatiya Janata Party）的地位，並無全力應付前所未見的疫情。印度政治學者蘇哈斯‧帕斯卡爾（Suhas Palshikar）就批評總理莫迪領導的政府，自去年起處理疫情就儼如教科書裏管治失誤（misgovernance）的典型案例。中央政府無能力協調各個地區應對疫情，執政黨缺乏和在野黨溝通，政府和人民脫節，欠缺有效應對措施，反而訴諸民族主義修辭，鼓動人民信任政府，打壓反對政府人士。
「族群的民主制」管治失效
印度的管治失效其中一個原因，跟右翼民粹主義有關。印度人民黨的莫迪自2014年執政以來，就採取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方式管治印度。莫迪8歲起就加入右翼民族主義的組織國民志願服務團（Rashtriya Swayamsevak Sangh），以重振印度教文化和身分意識為宗旨，抗拒伊斯蘭文化，成員約500萬，遍及學校、政黨和民間團體。他執政以來，一直強化印度人的身分認同，鼓吹印度人就是印度教徒，排斥穆斯林，經常指控社會上的暴力事件由巴基斯坦恐怖分子策劃。在2019年，政府以住址證明不合格，取消了1.2億合資格選民的投票資格， 特別是針對當中大部分的穆斯林和種姓制度最低層的達利特人（Dalits），他們都是印度教以外的人。長期以來，印度人民黨認定從孟加拉移居印度的穆斯林為難民，要求他們離開印度。2019年，政府就曾大規模驅逐他們出境，或遣送拘留所。莫迪的民粹主義修辭，只為爭取選民支持，選舉承諾並無真正兌現。他在2014年當選時聲稱改善經濟，創造就業，但並不成功。政府為了遏止貪腐，在2016年宣布廢除500元和1000元面值的盧比（rupee），這些面值的紙幣是一般人最常用的，佔全部貨幣約八成。結果引起社會極大混亂，亦嚴重影響經濟。莫迪的政策偏向城市人和富人的利益，對農民不利，但就足以穩固其選民支持。
法國學者克里斯多夫•亞夫咯（Christophe Jaffrelot）認為，印度人民黨執政以來，試圖改變印度獨立以來世俗化的民主制，把甘地（Gandhi）和尼赫魯（Nehru）的文化多元主義，變成「族群的民主制」（démocratie ethnique），強調民族主義，對內任人為親，打壓非政府組織和反對派，對外則拉攏美國、日本和法國，對抗中國和巴基斯坦、斯里蘭卡和尼泊爾。本來印度是西方國家的合作伙伴，早在去年，印度血清研究所（Serum Institute of India）就接下訂單，生產阿斯利康疫苗，供應給中和低收入國家。現在因為國內疫情嚴重，將會優先供應本土，並需從俄羅斯入口疫苗。由此可見，印度抗疫不力，有可能影響全球疫情蔓延。
以防疫之名 增加管治威望
從政治的角度來看，疫情失控首先會削弱人民對民粹主義領袖支持。印度4月的地方選舉裏，西孟加拉邦（West Bengal）由全印草根大會（All India Trinamool Congress）勝出，印度人民黨挑戰失敗，反映了人們不滿總理莫迪處理疫情，而他對這次挫敗沒作過任何評論。巴西疫情持續高企，當地民調顯示，今年1月有48%受訪者認為總統雅伊爾‧博索納羅（Jair Bolsonaro）的處理差或十分差，3月中升至54%，反映民眾對他日益反感。疫情失控最終會否加速民粹主義領袖倒台？恐怕現時仍然言之尚早，要視乎他們如何借助疫情來爭取人民信任。
從政治哲學的角度來看，疫情不僅構成對管治者的考驗，亦是對我們的政治信念的拷問，到底在疫情中我們仍然願意堅持哪些價值，政府願意保障人們哪些權利？意大利哲學家阿甘本（Giorgio Agamben）一向着重批評政府權力來自主權者把自己視為例外，即是說，國家是法律的制定和執行者，不受法律規限，人民的自由可被剝奪，生命的權利可以失去任何保障。去年疫情剛爆發時，他就曾稱新冠肺炎跟每年流行的流感差不多，因而被批評為象牙塔言論，對科學證據一無所知。最近阿甘本就把去年的文章結集，出版《我們在哪？傳染病作為政治》（Where Are We Now? The Epidemic as Politics）一書。當中，他就糾正了自己一些不夠謹慎的言論，強調他關心的不是科學，而是政府和人民處理疫症的手法，分析其帶來什麼道德和政治的後果，有些地方也許值得我們參考。
後疫情世界 國家權力被習慣？
首先，阿甘本認為政府以防疫之名，把緊急狀態不斷延長，而人民亦因恐懼疫症，服從政府的防疫措施，政府權力因而毫無限制，甚至在非戰時狀態，人民接受政府動用軍隊來控制社會秩序。後疫情的世界裏，人民或會為了抗疫，而接受了放棄自由是保障自由的最佳辦法。人民會習慣了國家權力時刻監控他們嗎？人民還會醒覺到自己才是國家權力的主人，而非服務於經濟活動和被安排的對象嗎？其次，對一個極權政府來說，疫情就是最佳的機會來擴大其國際的影響力，逐步控制整個地區。當政府宣稱成功控制疫情時，同時也在營造人民對政府的信賴，增加管治威望。假如其他國家控制疫情不力，另一些國家就可以運用各種辦法提供協助，從而建立新的外交關係或施加影響力，對外的聲望愈好，又可以緩解國內人民對最初疫情爆發的不滿。第三，在長期禁足或宵禁下，人們接受了社交距離，戴口罩或網上聯繫代替面對面接觸，人們或會以為社交就是交換資訊。但是，溝通首先不是交換資訊，而是向他人開放，準備聆聽他人的意見，願意和他人交流自己的想法，這種開放態度是政治的前提。如果我們只是傳遞訊息，而沒有信賴和討論，就沒有所謂政治，更不能說生活在同一個社會。
阿甘本認為疫情可以令民主國家採取極權國家的手段管治，這不必然說民主制馬上會崩潰，或倒退成20世紀中的納粹政權，而是會侵蝕民主。右翼民粹主義強化當權者權力，削弱人民行使權力的自主性，令人民以為信賴當權者就可以安居樂業。印度疫情失控，正如許多地方一樣，反映了當權者沒有保障人民的生存權。人民要捍衛自己的生存權，成功抗疫並不足夠，長遠更需要對抗當權者的右翼民粹主義，放棄對民族主義的依賴，以防當權者隨時再為鞏固一部分人的利益而犧牲其他人的生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