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4月28日早上，地政總署人員突然聯同大批警員和保安到元朗橫洲收地，即時截斷村內水電、強行剪爛鐵絲網入屋，勒令最後留守的四戶鳳池村村民在半小時內搬走。當日被逼遷的，還有搬到橫洲做田野研究的城大創意媒體博士生梁志剛（Michael）。他記得當日下起雨來，令倉皇遷離的村民更顯狼狽。但有一名舊村民特意回來照看，還送他一袋剛剛摘好的本地菜。自2010年開始，Michael到訪世界不同角落，實地研究各種農業共同體的運作方式和實踐的可能，從探究法國土地保衛區（ZAD）如何歷經50年反機場興建運動而終在2018年取得勝利，到跟隨東京澀谷一群被逼遷的無家者在道路上種花，世界各處都遭遇着似曾相識的土地抗爭。雖然橫洲最終無法逃脫被滅村的命運，但他相信真實且細緻地記錄這一段歷史，能供日後或面臨逼遷的本地村落（土地正義聯盟的「非原居民鄉村迫遷地圖」曾列出21條村，部分已拆遷）借鏡，實質地帶來改變。要成功守衛家園，必先豐富知識，善用現有資源並外尋新方法，他深信農業是可以拓闊想像的一個出路。
三地探討藝術重奪田野
訪問前一小時突然下了一場短暫而猛烈的暴雨，很快又回復天朗氣清，九龍公園地面的雨水全然蒸發，只剩下座椅留下洗刷過後的痕迹。記者和Michael在大榕樹下並排而坐，各自在椅上鋪上外套避免沾濕。印象中的他是理平頭的文藝青年，但那天他束着及肩中短髮、戴鴨舌帽，口罩後面藏着鬍子；在碰面時，他自覺地除下帽子，謙厚溫和地道「早晨」，但拍照時他又顯得對一頭長髮感到不自在，並帶點靦腆說：「因為最近回不了橫洲，都是暫住朋友家。」
2015年10月30日，政府正式為橫洲公屋發展刊憲，三條非原居民村（永寧村、鳳池村、楊屋新村）需要遷拆，258戶村民受影響；此項目其後被質疑涉官商鄉黑勾結，居民發起不遷拆抗爭。Michael自2017年起關注橫洲事件，先以藝術家身分幫忙製作橫洲事件懶人包、參與籌辦大樹菠蘿節，翌年他在橫洲開展創意媒體博士生研究。
研究主題為探討藝術與土地關係，以法國西部荒地聖母鎮ZAD反機場抗爭、東京澀谷無家者耕種和橫洲抗爭三地作為主線。「我想探索如何透過改變生活方式去『救番』地球。」他視農業為挽救地球衰落的生活形態，深入探討的則是無法與農業分割的土地抗爭，而藝術是其一但非唯一的重奪田野手段。
被法國ZAD自治群體震撼
2018年1月17日，法國政府正式宣布取消自1965年公布的荒地聖母鎮機場興建計劃，延綿半世紀的重奪田野運動迎來最後勝利。成功原因是什麼？Michael答：「因為這裏有好多事情在發生。」
同年他初次踏足這片自給自足的土地保衛區，被扎根此處的約400人自治群體震撼：他們以天然物料建造供大家居住的處所；水電住屋免費；沒有領袖但會開會；每周三和周六開放共享農圃予所有人前來耕種，然後以每人可以任取兩袋蔬菜作為勞動一天的報酬；另有人生產酒、茶、麵包與芝士，以自由定價和交換經濟方式獲取；歡迎外來人在此安居。
如此回歸自然的生活模式獲大量知名學者背書，包括已故美國人類學家David Graeber，同時這裏的藝術家創作了大量電影與文章，亦因為地理位置之利，東歐人能坐火車和順風車直抵這裏，因此一次抗爭示威可以有高達四萬人同時參加。
生活如此美好，為何不是人人蜂擁而至？Michael說因為有不少人始終喜歡在城市生活，而且法國政府會散播該區很危險、充滿恐怖分子的資訊。但以他觀察，這裏的居民不會為家門上鎖。至於無領袖狀態下仍能夠行之有效的原因，是這裏的人都深深信賴這種生活方式，而且知道要靠群眾力量堅守立場，「他們不止反對這個機場，亦同時反對世界，世界的意思是所有機場、所有政府剝削土地的行為，一個資本主義世界」。
跟着澀谷無家者耕種
在繼續訴說澀谷無家者故事之前，他先講到本地游擊農夫「芒果王」的故事。2013至2016年Michael跟隨芒果王在油麻地一個約4000呎的公共空間耕種荔枝、香蕉、辣椒、木瓜……蔬菜類型多不勝數，芒果王甚至有自己一套儲水法，善用暴雨灌溉植物。「那個關係是好奇妙的」，Michael形容，他經常送種子給芒果王，芒果王收成之後又會回贈他，他們以耕種認識彼此，關係平等和純粹，叫人安心。「他什麼都種，即使是一些他從沒食過的蔬菜。然後他由不喜歡食一些蔬菜，變成都喜歡食。」什麼蔬菜？「秋葵」，Michael發出爽朗笑聲答道。雨傘運動那時，芒果王為彌敦道上種花的城市農民提供了一些木瓜樹苗，只是來不及看到植株結果，運動已匆忙落幕。
同於2018年，法國以外，Michael又到了日本澀谷，和一群約六至八人的無家者一起耕種、食飯、起居。他們原本在市中心一個公園扎根和耕種，但奧運前的美化市容工程加上國際企業計劃，將他們聚腳的公園商業化，公園由24小時開放變成每晚十時關門，他們被迫流離失所。但他們仍堅持每日將盆栽放在手推車上移動，在名店附近的花圃繼續耕種和生活，「他們提醒了我可以如何使用一個公共空間」。
養蜂發展出農業興趣
訪問的兩小時內，Michael一直很努力地說着廣東話，語速雖慢，但表達清晰，沒有中英夾雜。縱使37歲的他在英國出世和長大，直至25歲那年才來港到理大讀設計碩士，但他在其一切創作之中都稱香港為my home，而且毫無猶豫地說希望一直在香港持續進行研究，尤其這些年來一直在進行的新界、原居民和農業研究。
記者疑惑，何解讀產品設計出身的他，會對農業產生興趣？他說其實是從養蜂開始。在一次瑞典旅程中，他看到在寒冬中的蜜蜂箱非常美麗，製作的養蜂人甚至將自己的屋子改造成跟蜂箱一模一樣。念念不忘，終在來港第二年成為了在香港市區嘗試養蜂的第一人，在牛頭角工廈天台製作了兩個蜂箱。但後來有人批評香港市區花少、蜜蜂要飛越好長距離才能採花蜜，做法不人道。
回望十年前的決定，Michael表示自己的看法都有些改變，「我當時亦了解人們的批評，但其實我有請教本地養蜂師傅，研究過在牛頭角的十公里範圍內都有花和有人種植，師傅說可以養蜂，我都有信心，而且我研究過很多大城市的養蜂人都成功，有一個理據是城市的花沒有農藥，且市民會種植不同品種的花」，所以當時決定一試。
搶去蜂蜜也是剝削
他很記得放置蜂箱兩三天後，開始見到一隻隻蜜蜂捧着左右兩球花粉回來，那種感覺妙不可言。不過，自2013年起他沒再採蜜，因為他慢慢了解到蜜蜂如此辛苦採蜜，是為了維持自己生活，人類突然搶去蜂蜜都是一種剝削。但同時他表示十分理解別人選擇採蜜，因為親身見證採蜜確實是個可能出現life changing的時刻，「見到人們有時會伸手進蜂巢直接食、舔手指，特別是對城市人而言，或許是可以令人關心食物安全、本地食物、本地農業，至少不要打死蜜蜂」。現在兩個蜂箱一個放在旺角、一個放在上環交由街坊照料。
最初他因為不想蜜蜂居於只有石屎的天台，才開始學習在蜂箱旁栽種植物，亦因而在尋覓植土的過程中認識到馬屎埔村民，慢慢發展出對農業研究的興趣。
他慨嘆，現在橫洲的蜜蜂都被逼遷。他向記者傳送照片，在一戶橫洲村民鐵皮屋上，有一個美麗得如像雕塑的天然蜜蜂巢，而這間屋亦不能倖免地即將被拆卸。Michael在今年4．28逼遷行動發生前兩星期才搬到橫洲一間寮屋劏房，本擬在地記錄抗爭事件的最後階段。他指出，雖然最後留守的只有四戶人家，連同租戶卻共有約16人，當日全被安置到屯門寶田臨時收容中心，先不要說收容所居住環境惡劣非常，更甚是每名村民在入住前都需要簽名證明自己「無家可歸」。
而他們本來有個家。
橫洲村民如經歷二次殖民
有村民埋怨現在政府的逼遷手段比回歸前惡劣許多，令Michael想起有一次乘的士到西貢西灣亭時，司機說起1970年代興建萬宜水庫，那時多條村落被遷拆，殖民政府以西貢市中心的唐樓和商舖作為賠償，還有萬元搬遷費，現在當然「沒有這支歌仔唱」。
他的博士生研究其中一部分，還包括嘗試以殖民角度看近年的新界東北逼遷項目，他解釋：「趕走村民後新建的房屋都不是讓一般人入住，而是讓有錢人搬進去，這種方法其實好殖民。」他認為殖民的第一層意思是先取締當地文化，包括傳統文化、耕種、生活或街坊關係，令以上事情均不能再在原地發生；殖民的第二層則是以另一班與這處土地無關的人取代原有居民，例如購買豪宅的消費者。而何其諷刺的是，原本新界（New Territories）就是英國殖民用字，現在的新界村民猶如經歷多一次殖民。他由此質疑《基本法》保留原居民特權文化的正當性，「Robin Wall Kimmerer（美國作家）曾說如果你在保護土地，你都是一個原居民……我覺得這句話對我來說都有影響」。
橫洲下場慘烈，但仍見希望？
在研究的三個地方中，似乎以橫洲下場最慘烈，ZAD取得勝利、澀谷無家者至少仍能留在原地附近抗爭。Michael沉默半晌說，其實在2018年ZAD成功後，政府在同年4月想以武力逼遷眾人，三日間瘋狂發射了一萬枚催淚彈。橫洲與香港的經歷，可謂在世界各處的平行時空不停上演。
他說，從地理層面而言，被滅村的橫洲沒錯是三地當中最失敗的境况，但同時又能見到村民的韌力和希望。例如上文提及的那名送菜給他的女村民，被安置到極細的兆康站附近的公屋，由家中大門走到末端只需八步，與從前以天地為家的生活完全變樣。但她現在卻在住所附近認識到一名耕種的婆婆，並且很歡迎她到訪農田種植和摘菜，「現在她一星期去三次，隻腳真的會行走於田中……很希望每一位村民都能夠找到一個位置（能夠維持某程度以前耕種生活）」。
如果有香港人共同種的菜？
2019年的反修例運動在去年隨疫情來襲歸於寂滅，香港在中美大國博弈下更不時被視為棋子。Michael說他見到其實當時一些抗爭畫面亦有傳達全球，例如他在去年5月再度重返ZAD，此前曾經到訪西班牙巴斯克自治區參加每年一度的重奪田野歐洲大會，並造訪了至少六個集體社區，一次他隨意拿起一根樹丫佯作椏杈，法國朋友看到後馬上回應：「弓箭！就像香港那樣。」原來反修例運動裏中大和理大衝突中，有示威者使用弓箭的照片穿越了地理界限，在彼岸廣泛流傳。
但他認為這並不一定是好事。因為這一些少數的極端暴力影像，很多時被人故意渲染和放大，因此他認為港人必須加以善用現有的資源，還要吸收外在的新技能，以壯大力量，逐點擊破國際輿論的誤解。而在香港實踐ZAD的農夫自治共同體亦並非沒有可能，去年政府向港人派發一萬元時，他就想過要召集一萬人集資買一塊地。「又或者黃色經濟圈似乎很成功，當大家一起買阿布泰時，如果有計劃令到有能力的消費者一起投資一個農場，不止是買泰國食物，而是有自己香港人共同種的菜，又會是怎樣的一回事？」
疫情之下，中國運來的蔬菜供應減少，每到周日赴馬寶寶農場排隊買本地菜的香港人愈來愈多，「我想只要持續下去是有可能改變的」。
